一直以來，許多人都說74軍是被匪諜劉斐、郭汝瑰所出賣葬送，我倒不這麼看，劉、郭只是將國軍作戰計畫洩露給共党，至於陳粟會如何應對國軍的進攻，是劉、郭無法控制的，正如郭汝瑰在其回憶錄中寫道：“我得知74軍全軍覆沒時，感到實在難以置信，左右兩翼的友軍距離孟良崮都只有10里，三天三夜都打通不了，簡直是匪夷所思。”可見，粟裕決定圍殲74軍超出了國共雙方所有人的意料。

實際上，粟裕的計畫是違反軍事常識的，如果國軍參戰各軍奮勇前進，孟良崮之役，將成為共軍華野的滑鐵盧。圍殲74軍于孟良崮之計劃，充分說明了粟裕作戰的莽撞與拙劣之一面。僅是因為顧祝同、湯恩伯等指揮官與前線太遠，完全不明了前線的嚴峻態勢，且不勇於負責；加之黃百韜初期的過於謹慎，李天霞的狡詐自私，這些合力才促成了粟裕的英明神武。

另外，在中國大陸，許多影視作品、文學作品都描繪74軍的精神是“誓死效忠蔣委員長、誓死效忠張師長！”，這顯然是將74軍刻意形容成一支封建軍隊、一支軍閥武裝。應當說，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這種說法是正確的；但在美軍參戰，來華美軍官兵與國軍合作日久，美國無論共和黨、民主黨執政，美軍官佐無論是共和黨員、民主黨員，都無條件服從敵對党領袖的指揮，只要他是民選合法之國家元首。

美國軍政兩端的這等規則，在中國軍隊中的日益滲透，對許多國軍將領產生了巨大影響，在張靈甫與胡璉的私人信件往來中，兩人都表示了“如果毛澤東願意代表共產黨參加中華民國總統競選，若當選，我願意服從他的指揮”，實際上，不僅是張靈甫、胡璉，即連軍統局長戴笠在抗戰末期亦表示：軍統局長期以來宣傳“效忠領袖”，是不符合世界民主浪潮的。戴笠在去世之前最常說的已是“保障人權、文明民主”。

遺憾的是，一則共軍將領們並不這麼認為，他們在八年抗戰，民族生死存亡之際，都不願意服從蔣介石的指揮，何況日本投降以後？二則，美國社會、及美軍的這種意識形態，在國共內戰時，確實令諸多國軍將領思想混亂，他們甚至都不確定共產黨是反對黨還是叛匪？

而張靈甫的思想是相對清晰的，他一早就明白一定要解決官兵“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問題，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是水火不容的。74軍戍衛南京時，全軍的動員口號就已修正為“誓死效忠三民主義、誓死效忠國民政府！”，也許有人說，這不仍然是效忠於國民黨嗎？但在1945、46年，國共兩黨和談時，共產黨也承認“全民族服膺於三民主義之主張”；至於國民政府，張靈甫要求全軍官兵效忠于民主選舉產生，真正代表國民意志的國民政府，這便是74軍真正的作戰意志；至於“誓死效忠蔣委員長、誓死效忠張師長！”，至少在表面上、形式上這等口號是不允許宣揚的。

孟良崮之役，74軍在無水、無糧、無彈，眾寡懸殊，彈盡援絕時，仍然無人投降，奮戰到底，正是這一份家國情懷在支撐，他們覺得如果他們失敗了，他們身後的億萬同胞，他們的子孫後代要飽受專制與黑暗之奴役；如果僅僅是為了蔣先生、張先生個人，大多數官兵在此等惡劣戰況下恐早已放下了武器。

對於此役74軍之覆沒，除了眾所周知的友軍消極赴援，劉、郭干擾破壞外，筆者個人覺得粟裕指揮所與孟良崮距離僅10里，葉飛前線指揮部直接就在孟良崮戰場；而湯恩伯的臨沂兵團司令部與孟良崮距離超過100里，顧祝同的指揮所更是遠在400里之外的徐州。

如果顧祝同指揮所前進到臨沂，湯恩伯指揮部前進到垛莊、青駝寺，孟良崮戰局會怎樣呢？在整個國共內戰中，共軍高級將領的指揮所都是主動要求接近前線，我們不敢說國軍的這些總長、總司令們貪生怕死，也許，國軍高級長官自認為有空軍，一樣能隨時掌握瞭解敵我軍情變化、戰場實際情況，但事實是否如此呢？他們真能實時掌握軍情嗎？我想，總長們用喪失大陸，數百萬官兵棄屍戰場給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