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的失敗，另一個人需要承擔比胡宗南更大的責任：顧祝同。

在薛岳進攻蘇北、山東時，顧祝同手中握有王敬久、王仲廉、孫震、劉汝明、周喦五個兵團的實力，尚且與劉伯承共軍鬥得難分難解；此次大舉進攻山東，原鄭州綏署兵力最雄厚、戰鬥力最強的王敬久兵團亦投入山東戰場，而原來在晉南作戰，與劉伯承、陳賡野戰軍廝殺的董釗兵團四個軍亦調離華北投入陝北。很顯然，以鄭州指揮所的薄弱兵力是難以阻擊華北共軍傾力南下的，甚至可以說是螳臂當車。

對於國防部制定的重點進攻山東計畫，無論計畫的制定者是劉斐，還是蔣介石本人，身為陸軍總司令的顧祝同，都應當挺身而出，阻止這一計畫的實施。

如果把一切責任歸咎于胡宗南未能在短期內綏靖西北，轉而投入中原、華北，導致華北共軍大舉南下，中原糜爛。將國共內戰的失敗加之于胡宗南，這是他承擔不起的。

也許，讓胡宗南不再擔任鄭州綏署副主任，出任西安綏署主任，就是失敗的第一步；也許，讓西北行營主任張治中指揮西北的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甚至宋希濂，對陝北共軍採取監視或機動進攻更為妥當。

白崇禧曾主張重用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的騎兵集團，並提議將其擴編為10萬人，用以圍剿西北共軍，但蔣介石不願同為回教徒的白崇禧與西北諸馬關係過於密切，實力過於強大，擱置了白崇禧的提案。

在王敬久兵團離開豫北後，不但不能把董釗兵團調離，反而還應將關中的劉戡兵團三個軍調出至冀魯豫地區，繼續保持對劉伯承共軍的壓力。實際上，當時彭德懷陝甘寧兵團的三萬人馬，以西北馬家軍的力量是足以抗衡的。出任陸總鄭州指揮主任的不應是范漢杰，而應是胡宗南。如果是這樣，不但中原國軍的實力不會因王敬久兵團的東調、董釗兵團的西調而劇烈下降，熊向暉3月份也離開胡宗南赴美了，國軍也會因此少受損失。

可以重點進攻山東，但同時重點進攻陝北，已非當時國軍實力所能承載。行差踏錯，則大廈傾覆矣。毛澤東留給胡宗南的那封信，既是諷刺，也是事實。

顧祝同自出任鄭州綏署主任後，與劉伯承交手多次，對毛澤東、劉伯承避實擊虛、長途奔襲、深入敵後的戰法，已經屢屢領教過。身為陸軍二級上將、陸軍總司令，指揮中原華東80萬大軍，黃埔系僅次於何應欽、陳誠的第三號人物，此刻身系國家生死存亡之重擔，當真看不到中原之空虛嗎？

蔣介石會下定決心重點進攻陝北，是因為3月10日-24日在莫斯科召開美蘇英法四國外長會議，蔣介石希望以佔領延安換取政治上的有利影響，令美國解除對國民政府的武器禁運。所謂“重點進攻陝北是政治作戰，重點進攻山東是軍事作戰”。

蔣介石的一生，從抗戰時的淞滬會戰開始直到敗走台灣，始終深陷於政治干擾軍事，罔顧戰場現實的泥潭；蔣介石及國民黨始終將外國的支持放在第一位，還是共產黨說得好：自力更生、奮發圖強。

“戰略原是達成政略目的的一種手段，但是戰端既啟，就應該以戰略為主，不能因政略牽制戰略。因為戰略保得勝利的時候，政略的環境就可以跟著好轉。反過來說，如果戰略失利，就是最初認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著變化。”---陳誠

從馬後炮的角度來看，1947年3月，國軍既沒有繼續全面進攻的能力，也已經沒有重點進攻山東、陝北的能力；恐怕能確保津浦線、隴海線的安全，已是上上大吉了。

1948年8月，國民政府決定實施全面戰略防禦，在長江以南徵召200萬新兵；一年之後，待新兵整訓完畢，再與共軍決戰。這個時間點，恐怕不應是1948年8月，而應是1947年3月。

中共的武裝力量分為野戰軍、軍區武裝、民兵三級，野戰軍用於進攻敵人，軍區武裝用於保衛根據地，這二者都是正規軍，區別在於軍區武裝沒有重武器，缺乏大規模陣地戰、攻堅戰作戰經驗；

中共的野戰軍出現兵力短缺時，可以立即從軍區武裝補充，民兵再補充入軍區武裝。

在1947年3月，中共的這三級武裝力量各有兵力120余萬，總兵力實際已處於優勢。

而在國民政府這邊，並沒有機動野戰軍的概念；行營、綏署、綏靖區，各種司令部，軍事單位疊床架屋；而多數地方保安武裝（師、旅、團）紀律敗壞，形同匪寇，與共軍作戰一觸即潰；

共軍人海戰術的力量源泉來自民兵制度，國軍這邊幾乎沒有地方民團的建立制度，徵兵往往變成“拉壯丁”。

野戰軍--軍區武裝--民兵VS正規軍--保安團隊--無。

共軍有120多萬無需承擔防守任務的野戰軍，國軍有這個實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