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女兒來電話，說有急事，叫我到她家，把外孫女蕾蕾送到學校上學。我馬上驅車前往。蕾蕾去年讀一年級時，我曾送過她幾次，她的學校離住處只有三分鐘
車程。我接了蕾蕾走時，女兒還問了一聲：“你知道學校在哪里？”“我知道。”我迅速開車走了，離上課九時還只有一刻鐘了。
 
想不到，當車彎進小學，蕾蕾忽然對我說：“這不是我的學校，我已換了一個學校。”“啊，才讀完一年級，二年級就換了學校？”忙用手機問女兒，女兒告訴我；“ 是的，這個學校只有學前班和一年級，我以為你知道新學校呢。”於是告訴我，新校地址，及如何到達。
 
等我們到那新校時，已過九時。蕾蕾一臉驚慌，看著緊閉的學校大門和空曠的操場。我安慰她，遲到不是你的錯，我會跟老師講的。開門的是位男老師，把我們帶到一個辦公室，由一位老年女老師寫了一張字條，叫我帶蕾蕾去她的教室，交給班級教學老師。想不到，美國小學紀律還挺嚴格。以前，我還以為美國的學校隨隨便便，學生在教室裏可以吃東西，站立任意。現在才知美國小學對遲到、曠課的違紀處理是很認真的。
 
對於美國小學的普遍，設備良好，校園美麗早已認識，但沒有想到，美國還有只設一年級的學校，可見他們對不同年齡的教育有嚴格規定和重視。
 
想起自己在上海就讀的小學，與外孫女的美國小學一比，禁不住菀爾一笑。六十多年前，我讀的一所小學在弄堂裏，上海人稱為“弄堂小學”。那是私人辦的一種“家庭式”學校。在上海各處都有，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樣是從弄堂小學畢業的。直到現在還有“弄堂小學”，見有人著文，希望“有車階級”去接“ 弄堂小學”裏的子女時，別把汽車開進弄堂，使狹窄的弄堂連行人也走不進去。
 
我的小學名為“幼吾小學”，在雲南路上的一條石庫門弄堂裏，汪校長是個胖胖的安徽人，戴著金絲邊眼鏡，穿著筆挺西裝，不常到校。他的夫人姓夏，任教導主任，具體管理全校。她長年穿著“英丹士林布”的青色旗袍，人很端莊、和藹。他們夫婦租了一幢三層樓房。一樓前客堂、二樓前樓，左右廂房，和三層樓為教室，亭子間是老師辦公室，廁所設在曬臺上。課間休息時，各年級學生沿著樓梯排隊上廁所，奔上奔下，非常熱鬧。
 
學校裏沒有體育課，學生們只好放學後，在弄堂裏玩耍。 男生“打玻璃彈子”、“滾銅板”，女生“造房子”、“跳皮筋”。記得我們最愛玩的“體育活動”就是在教室課桌上“比手勁”。看看誰的手腕力量大。在弄堂裏常玩“鬥雞鶏”，兩個小孩各自提著一隻腳，成“金雞獨立”，相互碰撞，看誰被撞倒 。還有“菱角”上市時，大家買了“菱角”，用“菱角”的彎鉤比賽，誰的彎鉤最牢，鉤不斷。這個連乒乓臺也沒有一隻的“ 弄堂小學” ，小學生想出各種遊戲“ 白相”
 ，倒也笑聲不斷，其樂無窮。
 
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一位音樂教師。他文質彬彬，一件深灰色襯衫，一條藍色領帶，他始終面帶微笑，教我們唱歌，後來我看臺灣電影，發現這位老師和秦漢非常像，而且也姓秦。他琴彈得好，歌唱得好，教了我們許多好聽的歌，至今難忘。
 
這個弄堂小學另一個“特別”之處，沒有“少先隊組織”。當上海1949年一些小學生帶上紅領巾時，我們還在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國歌 ”。後來聽說汪校長是國民黨區黨部的負責人，1950年“鎮反”時被捕，我已小學畢業進初中了。
 
“ 弄堂小學”雖小，但至今回憶起來，仍感到很溫馨，快樂。與同學在弄堂裏奔奔跳跳，嘻嘻哈哈，一生難忘。可惜我在班上年紀最小，我的同班“學兄”、“學姊”不和我“深交”，至今我已記不起他們的名字，否則現在能再見到，一定驚喜相抱。
 
今年三月份我回上海，曾去故址探訪， 學校早已不在  。但那條弄堂還是老樣子，一眼望去，仍是涼著衣服的竹竿，從一家家二樓窗口伸出，衣服，被單像旗子
般在風中飄舞，好像在歡迎七十歲老頭回到了七歲的孩童時代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