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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海沉浮的「銀元之王」~袁大頭
2023/04/08 16:26:31瀏覽4799|回應1|推薦2

幣海沉浮的「銀元之王」~袁大頭

 

2023.4.8 陳宗嶽寫於台北

 

  「袁大頭」係指「袁像銀元」,是中國近代上千種銀幣中~流傳最廣,影響最深遠,是中國近代幣制變遷中居最重要角色的銀元品種,是劃時代「廢兩改元」幣制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古董銀元市場裡數量最多、價格最親民、收藏群眾最多、最被人們所熟知的一種銀元,因而有著「銀元之王」與「銀元之寶」的稱呼,也因此在古董老銀元市場裡有著市場漲跌「風向標」的作用,一如有錢人消費市場裡的「紅酒指數」~是上流社會消費意願與動態的重要參考依據。

 

  由於「袁大頭」的市價可以照映出整個古董老銀元市場的起伏,因此「袁大頭」市價漲跌所形成的「袁大頭指數」,亦可用來衡量整個古董老銀元市場的榮枯。因此,在把玩、探索近代機鑄幣銀元脈絡之際,總想著這些銀元在不同時間、地點所扮演的流通貨幣角色為何?因此居於「銀元之王」的袁大頭,在不同時間、地點所扮演的貨幣或商品角色,就有著引領古董老銀元市場的作用。為此,我思索著如何將民國初年一塊「袁大頭」可買1擔米,接近上海居民一個月的收入;到民國40年在台灣可兌換3元新台幣,在大陸可兌換1元人民幣的流通痕跡記錄下,希望在探索各種銀元流通歷史之際,能有一種比照、參對的依據。

 

壹、袁大頭行情~等同古董老銀元市場榮枯的指標

  通常一枚袁大頭的市場價格可以區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民國3年~39年):作為流通貨幣的最初始時期,這時袁大頭的價格完全取決於其純銀含量的成色與實際重量的「貴金屬價值」,與白銀的國際行情、美元匯價等息息相關。

 

  第二個階段(民國39年~99年):袁大頭已退出貨幣流通市場,只擁有老錢幣的「市場價值」,除了袁大頭本身所含銀量的價值之外,還包括收藏、玩賞的價值,因此仍然受白銀國際行情與美元匯價、台幣匯率跟人民幣的匯率所影響。

 

  第三個階段(民國99年~112年):當袁大頭接近或超過100年即成為古董的界線之時,這時袁大頭的市場價格主要來自它的「古董價值」,受到「物以稀為貴」的法則制約,它的市場流通價值早已超越國際白銀行情的制約,它所含的純銀成色與重量只是市場價格形成的參考,「市場喜好的追逐熱度」、「品相的完美程度」、與「存世數量」才是市場流通價格的決定因素。

 

貳、「袁大頭」的流通經過

  一、「袁大頭」的鑄造經過

  民國1年(1912)年4月1日袁世凱就任總統,建立北洋政府,年底財政部就受命設立幣制委員會,研究統一幣制的問題。民國3年(1914年)2月8日,袁世凱簽署大總統令,正式頒布《國幣條例》十三條以及《國幣條例施行細則》十一條,確定以銀為本位制,對國幣的單位、種類、重量、成色、鑄造發行權以及流通辦法等方面,都做了明確的規定。其中,銀幣四種:壹圓、半圓(民國6年2月國幣法改名中圓)、貳角、壹角(分別重:庫平七錢二分、三錢六分、一錢四分四釐、七分二釐;庫平一兩=37.31克,換成公制:庫平七錢二分為26.6克、庫平三錢六分為13.3克、庫平一錢四分四釐為5.3克和庫平七分二釐為2.6克,含銀與銅成色分別為9:1、7:3、7:3、7:3),鎳幣一種(五分),銅幣五種(二分、一分、五釐、二釐、一釐),都是十進位,以壹圓銀幣為主幣,其餘的都為輔幣。以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厘(24.17688克)為價格之單位,定名為圓。壹圓銀幣,總重七錢二分,以壹圓銀幣為無限法償的本位貨幣。

  根據這一規定,委託天津造幣總廠義大利籍首席雕刻師喬治(Luigi Giorgi,也有譯稱「魯喬奇」)設計雕刻,雕刻師喬治是宣統2年(1910年)清政府在天津建設戶部造幣總廠時,透過義大利駐華公使的引薦,從義大利聘請到天津造幣總廠擔任首席設計師及總雕刻師的喬治出生於佛羅倫斯,是一位非常有天賦的雕塑藝術家,精於錢幣、獎章的雕刻。民國3年(1914年)5月,北洋政府發行由喬治操刀的「共和紀念幣壹圓」,正面為袁世凱頭戴羽毛帽、著大元帥服。呈樣時袁像右下有雕刻師名氏縮寫「L.GIORGI」,只是財政部官員見之大嘩,謂傳之後世,必誤為喬治肖像,故發行時去除此在西方為慣例的簽名。由於共和紀念幣鏤工極為精美,故受各界喜愛,這是民國以來首次以人物肖像為圖案發行的硬幣,也是雕刻師喬治在民國成立後的第一件作品。之後,喬治為了設計國幣「趕造祖模,尤能漏夜加工,不辭勞瘁,依限竣事」,乃順利完成了國幣的設計和雕模工作,為此還在民國4年(1915年)受到北洋政府的嘉獎。一如民國4年(1915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九六八號《政府公報》所載:天津造幣總廠根據喬治雕刻的祖模,複製出若干子模分發給各地分廠,按照統一的標準和要求去鑄造。據耿愛德編著的《中國幣圖說匯考》記載,喬治自宣統2年(1910)應聘來華,到民國9年(1920)解職,前後在中國待了十年,每年天津造幣總廠給他的薪金超過一萬大洋。

  喬治設計的「袁世凱像背嘉禾銀幣」,正面為袁世凱左側五分像,上鑄「中華民國□年」或「中華民國□年造」中文正體,背面為嘉禾之圖案,古稱生長奇異的禾,古人以之為吉祥的徵兆。亦泛指生長茁壯的禾稻。典出《書·微子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鑄在錢幣之上寓意國家重視農桑,以民生為本;其另一寓意為「家和萬事興」之意。

  民國3年12月,袁大頭系列幣模雕刻完成後,交由天津造幣廠試鑄,共鑄造了「民國三年袁大頭」四種幣面的簽字版樣幣約1000餘枚(可能數量更少),樣幣屬於試鑄幣性質,幣上有雕刻師在鋼模上的英文簽名L.Giorgi,簽名在頭像的右下方,字呈凸狀。鑄出樣幣後送上級部門審核,待要正式鑄造流通幣時,就會將簽名抹去,因此「簽字版」傳世稀少,只送給了北洋政府高層與社會名流做紀念。目前市場上炒得沸沸揚揚的袁大頭簽字版樣幣,拍賣價動輒數十萬到數百萬人民幣的就是它們。新國幣版模經大總統親核後,由天津造幣廠製模,頒發全國各分廠大量生產。「袁世凱像背嘉禾銀幣」因為以袁世凱左側五分像為正面,故被民間暱稱為「袁大頭」。

  因為要統一全國的幣制,就必須裁撤各省的造幣廠並收繳銷毀各省此前自行鑄造的各式銀圓。同時為了滿足全國的流通需求,僅僅依靠天津造幣總廠和南京造幣廠來生產,顯然是不能滿足全國的需求。因此,北洋政府在將各省銀圓局一律裁撤的前題下,保留了奉天(瀋陽)、南京、湖北、四川、廣東、雲南六個分廠。長沙和重慶因為金融與軍事上的原因也被保留了下來。這些分廠統一由天津造幣總廠發給雕刻好的模具,按照統一的標準來生產,就近投放市場,滿足流通的需求。

  新幣因為形式統一,圖案新穎,容易識別,成色、重量又能嚴格遵照規定來生產,因此,很快就在全國各地暢通無阻。民國4年,首先在上海金融市場取代了清代龍洋的地位,並逐步排斥了墨西哥鷹洋以及其他外國銀圓。民國6年,財政部根據財政會議決議,發布推行國幣辦法,「袁世凱像背嘉禾銀幣」遂成為當時流通銀幣中唯一的主幣,各種交易都以此幣為標準。中國的白銀貨幣~袁大頭才算是第一次在國幣的名義下實現了形制、重量和成色的統一,這為後來的「廢兩改元」奠定了基礎。

 

  二、「袁大頭」的發行經過與存世量

  「袁世凱像背嘉禾銀幣」自民國3年開始鑄造,直至民國1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才正式停鑄,因為以北伐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為目標的國民政府,不可能再繼續鑄造帶有袁世凱頭像的國幣,故於民國17年將上海造幣廠改為中央造幣廠,並於民國21年開始鑄造正面為孫中山側像、背面為帆船圖案、面值「壹圓」橫書的新國幣,民間俗稱為「船洋」。「袁世凱像背嘉禾銀幣」鑄造量很大,僅南京造幣廠在民國4年2月至民國5年的鑄造量就達379,819,210元。還有資料記載:僅壹圓「袁大頭」就鑄造了7.5億枚,而且民國3年的「袁大頭」至少到民國18年還在鑄造。

  1949年,中共部隊進入西藏的時候,為了照顧當地藏民使用貨幣的習慣,在1949年至1951年間曾經鑄造過一批「袁大頭」銀幣,專供進入西藏的中共部隊使用。這批銀幣被稱為「O版三角圓袁大頭銀元」,上面雖然寫著「中華民國三年」,但並不是中華民國政府鑄造的,而是1951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鑄造,鑄造局為瀋陽造幣廠。當時為了安撫雲南、西藏等西南邊陲少數民族居聚的地區,配合他們在貨幣流通方面只認可信譽高的袁大頭銀元,基於穩定邊疆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特別發行的「O版三角圓袁大頭銀元」,以「O」版和「三角圓」為暗記。該版銀幣後來被中國人民銀行逐步收兌,民間所剩不多,所以現在是收藏者珍愛的珍貴品種。

  「袁大頭」應該是中國近代鑄造的近千種機器鑄造銀幣中,鑄造時間最長、數量最多、流通最廣、影響最大、存世量也最多的銀幣。從鑄造年份看,有民國三年、五年(只發行了貳角輔助銀幣)、八年、九年、十年共五個年份;按鑄造地劃分,有天津、南京、奉天(瀋陽)、湖北、四川、廣東、雲南、甘肅等八處; 按鑄造工藝及齒邊紋飾劃分,又有鷹洋齒邊、T字齒邊與英文簽字、「甘肅」銘文等版別。由於鑄造期間政局不穩,北洋政府又欠缺威信,致使規定形同具文,各分廠應該更換工作模時我行我素,再加以各地軍閥與民間的私鑄,以及後來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蘇區也加入生產行列,使「袁大頭」的版別僅明顯易辨者,即有數百種之多,成為全世界法定貨幣版別最為複雜與發行量最多的機製銀元,總共發行了10.7億枚。

  這些總數高達10.7億枚的「袁大頭」,扣除1949年到1990年代初中國大陸回收的4.8億枚各式銀元,以及大陸民間打銀鐲子、銀戒子、銀項鍊等對這些銀元的消耗,在大陸現存大約5000萬到8000萬枚的銀元之中,「袁大頭」大約還有1900萬枚,其中「民國三年」約1000萬餘枚,「民國八年造」約20萬枚,「民國九年造」、「民國十年造」各200萬~300萬枚。另外,傳說是中國大陸郵票鑒定專家、《炒郵網》站長、北京中首信泰商務服務公司主管鑒定的負責人郭余穀先生,把常見的銀元主幣做了如下的一個市場存世量的概估統計,其中:袁大頭三年:30%;十年:8%;九年:5%;八年:0.5%。

  銀元存世總數量0.5~0.8億枚銀元,其中:

一、袁大頭佔45%

  三年:30%

  八年:0.5%

  九年:5%

  十年:8%

二、孫小頭:10%

三、船洋

  21年0.3%

  22年船:0.5%

  23年船:30%

四、四川漢字:8%

五、北洋34年:0.5%

六、北洋29年:0.4%

七、江南甲辰:0.4%

八、湖北龍:0.3%

九、大清龍銀:0.3%

十、廣東龍:0.2%

十一、造幣總廠:0.1% 

 

  三、「袁大頭」的購買力

  2018年9月7日中國大陸一篇「一枚『袁大頭』在民國價值多少錢?」的文章,給出「民國初年,一枚『袁大頭』折合現在的1200~1500元人民幣。」的答案,與現在2023年「袁大頭」在大陸的流通市價~1500元人民幣,意外的完全吻合,至於這答案是如何算出來的,沒有說明。另有一篇2018年6月4日發表於「職場」的網上文章~「魯迅每月工資350塊大洋,換成現在的人民幣值多少錢?」在文中說明:民國初年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低,北京一個普通職員最低的月收入只有2塊「袁大頭」,相比2018年北京的生活水平而言,一個普通職員的最低收入大概在3000元人民幣左右,也就是說,1919年的一個「袁大頭」,價值相當於2018年的1500元人民幣。

 

  民國初年,「袁大頭」與「龍洋」、「鷹洋」和後來的「孫小頭」一同被稱作「大洋」,重量同為庫平在0.72兩(晚清的兩,每兩37.31克)左右,含純銀的重量都在0.648兩(24.17688克)左右,所以四者具有同樣的購買力。雖然大洋的購買力隨著地域和時間的不同而有變化,但大洋始終是「值錢」的硬通貨。

 

  從地區上看,大城市的物價和農村不一樣,農村裡的大洋更值錢,例如民國初年5塊大洋可以買1頭大水牛,1塊大洋可以買1擔米。但是,上海、廣州等城市的糧價較高,大洋的購買力相對低一些,譬如魯迅在北京定居時,1塊大洋能買5、60斤大米,後來去了上海,一塊大洋只能買20斤大米(據魯迅日記)。

 

  從時間上看,糧食價格愈到後來愈貴,大洋的購買力也就跟著愈來愈低。在北京,民國4年1塊大洋能買20斤麵粉,到了民國14年,就只能買12斤麵粉了(據孟天培、甘博的調查報告《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

 

  另查考民國時期「袁大頭」等「大洋」的購買力,有如下的記載:

 

  民國初年,上海普通居民的月收入是1.42塊大洋,即每個月才得一塊多大洋。一個普通五口之家,一年需80多塊大洋維持生活。那個時候,上海有不少西餐廳,西餐廳的價格昂貴,隨便點個甜點加上正餐,一頓就差不多要半個大洋。對於不少人來說,一頓吃掉半個大洋非常的奢侈。所以,西餐廳一般只有富商和大軍閥才能進去吃。上海很流行看戲和看演出,這兩樣的門票價比較便宜,用一個大洋能買到大概十張票。

 

  民國初年,北大的教授生活優裕,家家都雇聽差、雇保姆,甚至還雇廚子、僱車夫,全部花銷,一個月只要花上30塊大洋的工錢(據吳虞日記)。魯迅當時在北京阜成門西三條胡同買下第二所四合院以後,把母親和原配夫人朱安都接過去住,並雇了三個老媽子侍候她們,每個老媽子除管吃管住以外,每個月的工錢只花兩塊大洋(見《民國房地產戰爭》第三章,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這說明大洋的購買力確實很強,也說明那時候老媽子的收入確實很低。

 

  民國1年的北京,1塊大洋能買60斤普通大米(孟天培、甘博《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北京大學出版部1926年版),也可以供6個人去東來順吃一頓羊肉火鍋(據《吳虞日記》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民國3年的上海,1塊大洋能買44斤大米,也可以供5個人去中檔的西餐廳吃一頓西餐(據香港名醫陳存仁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

 

  民國3年,在「五四運動」時與魯迅齊名的反禮教鬥士吳虞,住在四川成都市區,他有妻有妾,有幾個女兒,有4個僕人和1個老媽子,一家十多口人,一個月下來,全家花22塊大洋買肉買菜就夠過著小康生活(據1914年6月20日《吳虞日記》)。

 

  民國3年,仁厚堂購買本京西城區豐盛胡同一座四合院,正房三間、廂房兩間、南房一間,院子占地半畝,市價225塊大洋。

 

  民國4年,某屈姓男士購買北京阜成門內王府倉胡同一座四合院,正房三間、廂房四間、南房兩間、耳房一間,院子占地半畝,市價150塊大洋。

 

  民國7年,清華大學外籍教師狄登麥對北京西北部195戶家庭進行調查,發現「這些家庭的年收入從30塊大洋到269塊大洋不等,中間水平的家庭收入在每年90塊大洋到109塊大洋之間」,通過對大量個案的研究,狄登麥認為一個五口之家如果每年收入達到100塊大洋,相對來說便能解決溫飽。當時的社會底層民眾包括普通工人和 普通政府職工(臨時工)的收入是每月8塊大洋到15塊大洋左右,如果不拖欠,一個人應該還夠,但養家就僅能溫飽。

 

  民國8年魯迅和其二弟在北京西直門八道灣,買了一處挺大的四合院,加上裝修,總共花了3500塊大洋。

 

  民國11年,吳虞到北京大學任教授,請蔡元培、胡適、周作人、顧頡剛、錢稻孫等同事吃飯,在王府井大街東華飯店大擺宴席,魚翅、鮑魚等名貴菜品應有盡有,一頓飯也只花了25塊大洋(據1922年2月26日《吳虞日記》)。

 

  民國13年,吳虞去上海旅遊,晚上入住英租界最豪華的酒店「遠東飯店」,要了一所高檔套房,每天房費5塊大洋(據1924年6月24日《吳虞日記》)。

 

  民國14年,上海大米平均為每市石9.5塊大洋,1塊大洋可以買18斤大米。

 

  民國15年前後,廣州黑市上一塊「袁大頭」能兌換白銀20克。

 

  民國16年,北京宣武門內西大街住戶李桂森出售一處四合院,共計瓦房十八間,由於是前清官邸,設施豪華,要價2500塊現大洋。

 

  民國19年,北京(平)市財政局土地股評價委員會調查與評估全城住宅,評估的結果是:小洋樓最貴,每間均價400塊大洋。普通樓房次之,每間均價176塊大洋。四合院瓦房再次之,每間均價130塊大洋。普通平房再次之,每間均價80塊大洋。這時大洋的購買力已經下滑。同時間北京(平)市社會調查所記帳式調查全城工薪階層的家庭收入,調查對象共有2300家,包括小學教員、人力車夫、三等巡警、紡織廠工人和店員,每家平均月收入16塊大洋,那時的工薪階層攢幾年錢就能輕鬆買小院。

 

  民國20年,在北京,1塊大洋可以請一頓「涮羊肉」。在上海,1塊大洋可以請兩客西式套餐,可以買20張公園門票,10張戲劇或電影的入場券。一份報紙零售3分,1塊大洋可以訂閱整月的報紙,買一本比較厚的書,或者兩本比較薄的書。

 

  民國20年春天的廣州近郊,1塊大洋能買25斤大米或者20斤豆角(玉昆《廣州近郊的生活》,收錄於《農村生活叢談》,申報館1937年版)。

 

  民國20年,廣州市政府秘書處主編的《新廣州》第四期登了一份《廣州市零售物價表》:「安南白」大米每斤0.08塊大洋,「新興白」大米每斤0.11塊大洋,牛肉每斤0.6塊大洋,瘦豬肉每斤0.9塊大洋,菜籽油每斤0.33塊大洋,鹹鴨蛋每個0.02塊大洋。請客吃飯,去飯店包一桌中餐,不含酒水,需要10塊大洋到30塊大洋,訂特別豪華的宴席則需要花費50塊大洋以上。吃西餐的話,主要按人頭收費,每位0.6塊大洋到5塊大洋之間。廣州市公安局、財政局等各局的第一科科長月薪在50塊大洋到70塊大洋之間,普通的二等科員月薪在20塊大洋到30塊大洋之間,等級最低的收發員月薪在16塊大洋上下。公辦學校教師的收入則稍高於普通公務員,最低級教員(民國廣州公立學校教員分為九級)每月能領30塊大洋薪資,最高級教員每月能領125塊大洋薪資。

 

  民國21年,胡適出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胡適購置了一輛小汽車,耗資500塊銀元,只相當於他一個月的工資。民國25年,顧頤剛也購置了小汽車一輛,每月支付司機的薪水就是20塊銀元。

 

  民國26年夏天的成都市區,1塊大洋能買16斤大米,或者17斤麵粉,或者5斤豬肉,或者40個雞蛋,或者45斤大蔥,或者47斤包菜,或者5斤白糖(魏樹東《成都地價與房租之研究》下編表1《成都市二十七年六月及七月出售物價表》,收錄於《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第77冊,台灣成文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

 

  四、「袁大頭」支付的薪資

  民國初年,上海工資最高的是醫生、律師等職業,一個月大概能賺200個大洋,不少醫生家裡僱傭的傭人,包吃包住一個月兩個大洋,傭人就非常的滿足了。上海最受歡迎的職業就是文人,他們可以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賺錢,文稿是按照千字多少個銅板算的。雖然文人很喜歡說自己兩袖清風很窮,但是名家郁達夫一年的稿費可有2000塊大洋,還真不窮!

  民國初年,上海普通居民的月收入是1.42塊大洋,即每個月才得一塊多大洋。一個普通五口之家,一年需80多塊大洋維持生活。到了民國20年,上海普通老百姓三口之家,收入大約是300塊大洋,當時技術工人年收入有250塊大洋,小學教師的年薪資有400塊大洋。

 

   (一)、官員的薪資

  民國22年,南京國民政府頒佈《文官官等官俸表》,規定各個級別公務員薪資。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是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他的薪資和行政院院長、立法院院長還有各部總長都是一樣的,每月800塊大洋。下一層級為副委員長、各部次長和各省的主席,每月680塊大洋。便是如科員、技士等最低等級的官員,每月薪資也有50塊大洋。但是,基層的縣長一個月只有20塊大洋,普通警察一個月2塊大洋。

 

  另外,參酌等同各層級實際消費所需的每日出差費:特任官出差,每天是18塊大洋;簡任官出差,每天是12塊大洋;薦任官出差,每天是8塊大洋;委任官出差,每天是6塊大洋;一般僱員出差,每天是2塊~4塊大洋。應當是能維持當時官箴與排場的實際花銷。

 

  對比當時的物價:大米每斤大洋4分,牛肉每斤大洋3角。五花肉每斤大洋2角3分,菜油每斤大洋1角6分。總體來說,民國初年中央層級的官員屬於高薪階層。

 

   (二)、軍人的薪資

  清朝末年的新建新軍的軍餉章記載:「士兵餉銀,步隊兵丁每名月支食銀四兩五錢,伙夫每名月支工食銀三兩五錢,炮隊兵丁每名月支食銀四兩八錢,馬隊兵丁每名月支工食銀九兩。」新建陸軍統帶官月支薪水銀一百兩。後來練兵處規定新軍各級將領月薪俸為:統制官(師長)每員薪水銀四百兩,統領官(旅長)每員薪水銀二百兩,統帶官(營長)每員薪水銀二百兩,炮隊協領官薪水銀二百五十兩,工程隊參領官薪水銀二百兩,教練士官每員薪水銀一百兩。步工輜管帶(營長)官每員薪水銀一百兩,馬隊管帶官每員薪水銀一百兩,炮隊管帶官每員薪水銀一百兩,督隊官每員薪水銀五十兩,步工輜隊官每員薪水銀五十兩,馬隊隊官每員薪水銀五十兩,炮隊隊官每員薪水銀五十兩,排長每員薪水二十五兩。

 

  相較清代文官的俸祿:「正一品大學士,春秋二季,每季俸一百八十兩,一年三百六十兩,是每月只三十兩。遞減而至於七品翰林院,每季只四十五兩,每月不及八兩也」。顯然北洋新軍軍官和士兵的薪水很優厚,新軍一個排長的月俸,比一個七品翰林要殷實得多。堂堂的正一品大學士,竟然比不上一個北洋新軍管帶(營長)的月俸。

 

  因此,加入北洋新軍,發展成長為軍官,在當時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無怪乎保定武備學堂招生競爭激烈,光緒29年,報名應考者2000多人,次年竟超過7000人報名,以實際錄取300人計,錄取率不足5%。畢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北洋新軍在訓練時,士卒的教育也與厚餉聯繫起來,從而激勵士兵刻苦訓練。

 

  在《勸兵歌》中,也指出一名北洋軍吃穿與年餉,與六品官俸相當,再不奮勇爭先,將不容於天地之間:「公帑每年百餘萬, 不惜重餉來養兵。一兵吃穿百十兩,六品官俸一般同。打仗不出力,天地必不容。」這首歌在北洋軍中廣泛傳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民國1年8月11日參議院的決議:陸軍軍官官俸分為現役俸和職務俸兩種,一般來說上將的每月薪資在400~600塊大洋之間,中將在300~500塊大洋之間,少將在200~300塊大洋,上校在100~300塊大洋,其餘依次遞減。民國時期的少尉軍官,每月薪資在15~25塊大洋。

 

  至於銀兩與銀元的兌換比率,民國22年以前,1銀兩可折換1.435塊大洋,民國22年「廢兩改元」以後,1銀兩可折換1.3986塊大洋。

 

  庫平白銀一兩(37.31克),成色93%以上稱為足銀,折合純銀34.6983克,約等於1.435塊大洋。因為袁大頭等大洋重七錢二分為26.6克,含銀90%,折合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厘(24.17688克)。民國22年3月2日,財政部通令費兩改元時規定七錢一分五厘合銀幣一元為一定之換算率,銀本位幣一元=純銀 23.493448克, 1銀兩可折換1.3986塊大洋。

 

財政部通令

本部為準備廢兩先從上海開始實施,特規定上海市面通用銀兩與銀本位幣一元,或舊有一元銀幣之合原定成色者,以規元七錢一分五厘合銀幣一元為一定之換算率,並自本年三月十日起施行。除由部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備案外,合將換算率計算法列表公布之。此令。

銀本位幣一元(補註:26.6克,成色88.3%) = 純銀 23.493448公分

上海銀兩((補註:37.31克,成色90%)每兩合純銀 33.599公分

23.49344833.599=0.6992305

每銀本位幣一元 = 上海銀兩(純銀)0.6992305

加鑄費2 1/4% = 上海銀兩(純銀)0.0157327


每銀本位幣一元 = 上海銀兩(純銀)0.715

民國廿二年三月二日

(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 1991,第93頁).

 

   (三)、教師的薪資

  北洋時期(民國1年~民國17年),在北京,士兵每月七塊半大洋,街上巡警8塊大洋,小學校長80塊大洋左右,小學教師30~60塊大洋左右。當時北京普通四合院的市價約400塊大洋。

 

  民國1年5月魯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職,到年底共收入1100塊大洋,平均每月137.5塊大洋,是他收入最低的階段。民國2年,公務員收入開始穩定,魯迅月薪240塊大洋,之後逐年增加,到民國15年離開北京前,魯迅名義上的月薪漲至330塊大洋。但是當時北洋政府的財政收入極不穩定,教育部經常欠薪,到魯迅離開北京前,教育部已欠魯迅薪資9240塊大洋。

 

  民國6年5月,北洋政府頒布《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將國立大學教員分為4等,每等又分6級,共24級。其中,正教授月薪300~400塊大洋,本科教授月薪180~280塊大洋,預科教授月薪140~240塊大洋,助教月薪50~120塊大洋。當然,各校在實行過程中又根據各自的情況制訂了不同的標準,但浮動不大。

 

  北京大學教授民國6年的月薪:蔡元培校長300塊大洋,劉文典160塊大洋,陳獨秀150塊大洋,李大釗130塊大洋,魯迅(兼職講師)60塊大洋,老校工楊某10塊大洋,其他著名教授如朱希祖、辜鴻銘,劉師培等均為最高薪俸280塊大洋。教授最高級之下以20塊大洋為級差次第減至180塊大洋。預科教授為160塊大洋或140塊大洋,助教50塊大洋至100塊大洋不等。民國6年9月,胡適被北大蔡元培校長聘為文科教授,他在10月25日的家書中寫道,「適在此上月所得薪俸為260塊大洋,本月加至280塊大洋。」民國7年10月至次年3月,毛澤東在北大任圖書館助理員,每月8塊大洋。許多年後,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Snow )提到:「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8塊大洋,當時木匠一月工資10塊大洋。」

 

  民國16年國民政府建立以後,9月教育行政委員會公布《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教授月薪400~600塊大洋,副教授260~400塊大洋,講師月薪160~260塊大洋,助教月薪100~160塊大洋。

 

  民國18年12月制訂的《國立中央大學教員薪俸現行標準》:助教月薪最低90塊大洋,每年加薪10塊大洋。如清華大學,在民國17年~民國25年期間,教授月薪300~400塊大洋,高的可達500塊大洋;專任講師128~160塊大洋;教員120~200塊大洋,助教90~140塊大洋。資料顯示,教授最高月薪600塊大洋,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

 

  民國20年,清華大學為招聘賢能,除了開出300~500塊大洋的高薪資,還免費提供新式住宅。例如聞一多、俞平伯等人居住的清華新南院,是30棟新建的西式磚房,每位教授一棟,不但各有一個花木蔥蘢的小院,還有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廳、浴室、儲藏室等大小14個房間,電話、熱水等生活用具一應俱全。民國文人們的待遇,除了豐厚的薪資,福利也是今天少可比擬的。

 

  民國20年前後,大、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分別為220塊大洋、120塊大洋、30塊大洋。

 

   (四)、工人的薪資

  民國初年,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約為15塊大洋,其中上海絲廠工人每日最多三角六分到四角,最低約一角五分。無錫紡紗廠工人工資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一角。上海紗廠工頭每月約二十塊大洋,工人每日三角左右。織布廠上海織布廠工人最多每日二角六分,最少每日八分。工人作為社會的下層民眾,不僅收入低下,且工作時間長,環境差,生活條件十分惡劣。

 

参、中國大陸「袁大頭」的起伏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即開始收兌銀元。基本上是持1銀元兌價1元(新版第2套)人民幣的概念。

  1950年~1953年,中國大陸處於經濟恢復時期,此時銀元禁止流通。在此期間,中國人民銀行統一人民幣發行,逐步收兌解放區發行的貨幣,全部清除並限期兌換了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金圓券等貨幣,禁止外幣、銀元、黃金的流通,使人民幣成為全國統一的貨幣。當時的銀元,雖然是前朝舊幣,但是仍然具有所含純銀的價值,所以人民銀行按重量和成色把銀元分為甲、乙、丙三等以計算收兌價格。袁大頭、香港站洋等為甲類,清代龍洋、民國船洋、孫中山頭像銀元、墨西哥鷹洋等為乙類,其餘的為丙類,因為人民幣還處於動盪與嚴重通貨膨脹時期,例如1949年1月到1950年2月,以人民幣計價的中國13個大城市批發物價指數上漲了91倍,其中天津市的麵粉、小米、小麥、紗、白細布等五種商品的綜合價格更是上漲了103.7倍,所以實際的銀元與人民幣兌換比率應是不固定的,人民銀行在大量收兌銀元之後,則是予以重新熔鑄。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以後,絕大多數省份陸續禁用銀元,但鑒於藏區情況特殊,人民幣與銀幣在藏區一直混合流通,因此出現了不法商人將外地銀元在青海換取人民幣牟利的現象。1951年11月16日,玉樹專員公署發佈告禁止銀元流入和人民幣流出。通過幾次調降,1952年11月,銀幣兌換人民幣比價穩定到1塊(袁大頭、香港站洋等)甲類銀元兌換人民幣1元。1958年4月1日,甘孜州人民委員會發佈了全州禁止金銀流通的佈告,1958年7月1日到12月30日,人民銀行對甘孜州的四川藏洋進行收兌,僅收兌一、二期含銀量高的,甘孜的收兌總量達100萬枚。

  1953年,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中國人民銀行為調整全國白銀、銀元收兌辦法及牌價由》,規定凡實際重量不低於0.82市兩、成色不低於84%者,一律按銀元收兌,每枚10000元人民幣(當時使用第一套舊版人民幣,1955年3月1日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1元折換第一套舊幣10000元);其他則按照含銀量收兌,每兩白銀12500元第一套舊版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還編寫了《銀元圖說》,供各地分行參考。

  1965年~1973年,銀元不分類,每枚兌價人民幣1元。

  1973年4月1日起,每枚兌價人民幣2.5元。

  1979年,中國大陸民間收藏的袁大頭大量被人收購,有許多來自南方的商人走街串巷、走村串戶,上門購買袁大頭。貴的10元一個,便宜的5元一個,很多人都把家中藏了幾十年的袁大頭拿出來賣了。就這樣,從全國各地收購來的袁大頭和其他款式的銀元彙集一起,源源不斷地向東南沿海集中,原因是東南沿海漁民和台灣的走私者進行交易時,大陸漁民用銀元與台灣走私者換取收錄機、磁帶、布匹、摺疊傘等,就是用袁大頭充當交換的貨幣,這讓大陸內地的袁大頭透過各種渠道流向東南沿海、流向台灣,有文章估計短短兩、三年間,大陸內地民間收藏的袁大頭和其他銀元有80%(我以為高估了)進入了台灣。

  1980年初期,大陸錢幣經管道蜂擁至港澳,爾後又有泰星拍賣會及錢幣交流會在香港及新加坡展開,致使得以前難得一見的珍稀錢幣大量出現。

  1980年每枚袁大頭兌換人民幣5元。

  1981年~1983年,1981年1美元兌換1.705人民幣,1981年8月1美元兌換台幣38元,當時每枚5元人民幣的袁大頭等舊銀元,每枚約折合台幣111元。但是,1981年到1983年,國際白銀價格雖然維持在10美元/盎司左右,期間銀價隨著1981年金價每盎司漲到599美元的盤勢峰頂而高漲,1985年金價再降到300美元左右,導致每枚銀元的含銀價值高達台幣280元,111元與280元兩者之間有著巨大利差。西方思想學家馬克思曾將「走私」和「販賣人口」相提並論,他引用英國一位學者的話:「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400%的利潤,這種回報恐怕資本家都不敢去想,只能是亡命之徒了。」就在百分之百利潤的引導之下,有數百萬枚銀元自大陸流入台灣市場,使得台灣當時的清代龍銀從台幣1000元滑落至350元~400元,袁大頭市價也落在250元~300元左右。

  1980年~1989年的1980年代是大陸錢幣市場的起步期,「袁大頭」當時的市價大概是15元~20元人民幣,相當於那時大陸普通職工的一半工資。而其他錢幣,比如古錢、銅元,十分便宜,普通品在1毛錢左右一枚,整個行業的愛好者並不多,主要集中在中、大城市,錢幣玩家還混跡於郵票的收藏隊伍裡。

  1980年的走私情況,依據2014年8月5日曾任大陸海關總署副署長宿世芳發表的「改革開放之初的打擊走私工作」一文中所述:1980年,據廣東、福建、浙江、上海四省市14個海關的統計,查獲的走私案件就有2.5萬多起,私貨總值達4145萬多元,其中沿海查獲的案件3662起,佔總案件的14%;私貨價值2819萬多元,佔總值的比例高達68%。14個海關在沿海共查獲手錶22萬多隻、麝香200斤。據不完全統計,僅福州、廈門、黃埔、汕尾、大鏟等5個海關(分關)共查獲手錶11.6萬多隻(約佔手錶總數的50%),收錄兩用機5000多台,電視機800多台,布料13萬多碼,以及大批的洋雜物品等,總值約1200萬元。已流入市場的私貨遠遠超出這一數字。福州、廈門、杭州等7個海關統計,共查獲沿海正在走私出境的銀元12.7萬多枚;上海、廈門海關共查獲走私出口黃金30多斤。統計數字表明當時走私規模之大,數量之多,價值之高,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罕見的。香港、澳門專營走私船隻,當時據說有上千條之多,明目張膽地在海上與我漁船交換私貨。也有一些台灣人以漁船為掩護專營走私。沿海一些集鎮,出現公開倒賣私貨的現象。有些機關、部隊的個別人,也參加購私、販私。有的沿海地區,已出現棄漁走私、棄農走私、棄工走私的現象,甚至發展到武裝保護走私,帶武器到海上搶劫的地步。由於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廣東、福建、浙江三省黨委和政府加強了反走私鬥爭的領導,1981年國務院和三省相繼成立了打擊走私領導小組和辦公室,1981年、1982年、1984年、1986年先后召開了五次打擊走私工作會議,三省政府和重點縣市有關部門做了大量工作,反走私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海上大規模走私活動初步被制止,陸上公開販賣走私物品的市場被取締,三省沿海地區一度刮起的走私、販私泛濫之風被剎住,廣大幹部群眾在鬥爭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三省沿海地區的生產形勢,特別是漁業生產形勢,一年比一年見好,扭轉了沿海走私猖獗的局面。雖然公開的大規模的走私已剎住,但是走私活動並沒有停止,走私分子仍然利用各種渠道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5年前後,「袁大頭」上升到了40元~55元人民幣的價位,這時候普通職工的工資已經增加到300元~600元人民幣左右,工資漲了10倍,但「袁大頭」的價格,比十幾年前只增加了1倍,明顯處於不被重視的位置。

  2000年過後,「袁大頭」逐步上升到80元人民幣左右,這個時候普通工資是800元人民幣左右。

  自2006年中國大陸經濟進入快速成長之後,世界市場上的中國文物、古董,就逐漸要看中國大陸的臉色行事,中國大陸要的,價格就飛漲;未獲中國大陸青睞的,就在原地踏步,銀元亦是如此。

  自2006年以來,隨著金、銀等貴金屬價格的攀升,中國機器鑄造銀元漲得更快,6年之間幾乎漲了10倍,之後雖因國際貴金屬的黃金、白銀價格下跌,大陸南方投資者的資金緊俏,市場趨冷等因素,肇致中國機器鑄造銀元的價格有小幅度滑落,但是,因為愛好與收藏者眾多,盤升上來的銀元價格,不易遽跌,因為有著中國大陸近億廣大收藏人口的支撐。

  2006年上半年「袁大頭」為60多元人民幣。(2006年台幣換美元均價32.531;人民幣兌美元均價7.9734;1元人民幣換4元台幣。)

  2007年「袁大頭」漲到80元人民幣。(2007年台幣換美元均價32.842;人民幣兌美元均價7.6075;1元人民幣換4.317元台幣。)

  2007年,台灣一家著名郵幣社以一枚「袁大頭」500元台幣的價格,賣給大陸同行2萬枚。不到5年,大陸的「袁大頭」已漲到500元人民幣一枚。

  2008年「袁大頭」突破100元人民幣關口。市場傳聞:山西、山東煤老闆大量收購銀元,主要是「袁大頭」,窖藏保存,只要是真品,有多少要多少。某地大錢商和企業、基金合作,大量收購各種錢幣等等。

  2008年至2011年是瘋狂時代,房價在高壓中狂升,整體經濟處於非理性狀態,錢幣市場亦是一片火熱,「袁大頭」當起了衝鋒者,3年裡,「袁大頭」從180元變成300元人民幣,價格飛漲,從一個月一個價,變成一天一個價。

  2011年5月,「袁大頭」已達700多元人民幣,最高時已超過800元人民幣。這個時候,普通職工的工資大約是2000元人民幣左右,一枚「袁大頭」的價格幾乎達到工資的一半,清代龍洋通貨高達2500元人民幣左右,達到或超過月平均工資。

  2011年6月,「袁大頭」的價格一度漲到850元~900元人民幣,5年多時間「袁大頭」銀元價格翻了10多倍。

  2011年12月,「袁大頭」價格跌至700元人民幣,最低時至550元人民幣左右,因為銀價從每盎司30多美元跌到27美元,市場在經過瘋狂炒作後,處於調整期。

  2012年下滑,「袁大頭」市價在630元人民幣。

  2013年以後,「袁大頭」市價徘徊在600元人民幣。

  2016年7月,「袁大頭」市價在600元人民幣。

  2017年1月,「袁大頭」市價在700元人民幣。

  2018年5月,「袁大頭」市價在750元人民幣。

  2018年9月,「袁大頭」市價在800元人民幣。

  2019年8月,「袁大頭」市價在850元人民幣。

  2020年4月,「袁大頭」市價在1000元人民幣。

  2021年5月,「袁大頭」市價在1400元人民幣。

  2022年3月,「袁大頭」市價在1500元人民幣。

  2022年12月,「袁大頭」市價在1500元人民幣。

  自2018年起,「袁大頭」市價每年都會調升個50元~100元人民幣。到2022年3月,上升到這波的最高點~袁大頭普品等級的市價到達每枚1500元人民幣,之後下修10%~15%,但是到2022年的年底,又恢復到1500元人民幣。

  在2020年9月的這輪狂漲中,「評級幣」的介入是一個關鍵因素。「評級幣」指的就是把錢幣送交專業的錢幣鑒定評級公司(目前美國有多家,PCGS、NGC、ANACS等,中國很多家),經過鑒定後,再根據狀態和品相,給出一個分值,在裝入特製的透明塑膠盒密封保存,評級幣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2004年前後,開始有愛好者逐步引進評級幣,特別是中國幣。2008年前後,評級幣逐步在銀元愛好者中得到普及,專業錢幣網站比如「錢幣天堂」,還增設了專門的評級幣專欄,為推廣評級幣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其中,「袁大頭」因為量大、易得、易辨識、易獲國外評級機構認可而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一枚相同狀態的「袁大頭」,評級後裝了盒子的市價是不裝盒子的1倍以上。這個情況在2009年以後特別凸顯,甚至有裝盒後的溢價率超過百分之300的。很多愛好者受此刺激,都追求品相,而且設法將銀幣通過各種途徑或代理商送出國去評級,儘管從法律法規的角度講,1949年前的錢幣出境是違反文物局規定的,但是沒有任何人因此受到過任何懲罰,因為這是一個普遍現象,而且很多幣評級後基本都回來了。大陸海關偶爾從關稅角度做一些經濟處罰,但對整個行業沒有任何影響。在追求評級幣巨大溢價利潤的過程中,所有銀幣及適宜於評級的其他機製幣,都收到了影響,好品相的價格一路上揚,可以說評級幣的「袁大頭」引領老銀元市場的價格往上衝。

  2023年台灣曾經收藏的中國機器鑄造銀元,除了少部分被藏家留在台灣之外,基本上都回流到中國大陸,因此,按中國大陸的市價打個八折,大概就是台灣「袁大頭」的流通市價,只是一些價值較高的錢幣,仍須透過拍賣市場撮合它最適當的價格,否則極可能出現折價賤售的情況。

 

肆、台灣「袁大頭」的起伏

  臺灣光復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民國35年5月20日接收日治時期「株式會社臺灣銀行」,並改組成立「臺灣銀行」,於民國35年5月22日起發行臺幣(後因有別於改制之新臺幣,俗稱舊臺幣)。嗣因通貨膨脹嚴重,臺灣省政府遂於民國38年6月15日頒布「新臺幣發行辦法」,施行幣制改革,發行新臺幣。

  民國38年6月15日,臺灣省政府公布「新臺幣發行辦法」,施行幣制改革,由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並以臺幣肆萬圓折合新臺幣壹圓,限期兌換,逾期不再收兌。民國38年7月2日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規定,公布「銀元及銀元兌換券發行辦法」,再行幣制改革,發行銀元券,以銀元為國幣單位,經公告以金圓券五億圓兌換銀元券壹圓,並限於民國38年9月1日前無限制兌換,逾期不再收兌。此項「銀元及銀元兌換券發行辦法」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而於民國81年8月5日由總統明令廢止。

  民國38年6月15日以後,臺灣地區係以新臺幣為流通貨幣,上述銀元券從未在臺流通。政府遷臺後,依行政院民國39年6月28日台(39)財字第3114號令訂定「改用新臺幣記帳辦法」之規定,以銀元壹圓折合新臺幣參圓。另依民國40年1月5日財政部公布之「國家行局大陸撤退前各項債務暫緩支付電」規定,暫緩償付,俟光復後另訂處理辦法。目前「銀元及銀元兌換券發行辦法」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而於民國81年8月5日由總統明令廢止。至於銀元及銀元兌換券之收兌,則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於國家統一前不予處理。

  民國38年12月1日,臺灣銀行發行正面孫中山頭像、背面台灣地圖及伍角面值的銀幣,含銀72%、銅28%,直徑24毫米,重量5公克,於民國70年12月8日停用。按此幣推估定每枚「袁大頭」重庫平七錢二分,含純銀八成九,即六錢四分八厘(23.977950克)應值3.33元新台幣,與行政院民國39年6月28日台(39)財字第3114號令訂定「改用新臺幣記帳辦法」之中,「銀元壹圓折合新臺幣參圓差不多。

  民國39年,高雄鳳山軍營旁有設攤收軍營流出的銀元,袁大頭新台幣2~3塊一顆,當時普通基層公務員月薪在百來塊新台幣。鳳山民間兌換銀元有公開的牌價,大概是每週變動,雖然官方公佈的兌換率是1塊袁大頭換新台幣3元,但是會因市場的供需而有高低。以前流傳的順口溜「大頭三塊六、小頭兩塊四」,大約就是當時的行情。

  民國50年7月1日中央銀行在臺復業,依「中央銀行在臺灣地區委託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辦法」,委請臺灣銀行代理發行,新臺幣視同國幣。另新臺幣原僅在臺灣地區流通,後為因應金門、大陳及馬祖等地經濟需要,曾先後在各該地區發行地名新臺幣,規定僅在各該地區流通,不得攜至臺灣使用,目前該等地名新臺幣已停止流通。

  民國70年(1981年),國際白銀的價格從民國68年(1979年)開始瘋漲,很快從6美元上升到11美元,隨著投機者的不斷湧入,白銀的價格日趨瘋狂~從11美元上漲到20美元,然後30美元,到了1979年年底突破了40美元。1981年到1983年,白銀價格維持在10美元/盎司左右。1981年黃金價格為400美元,1981年金價每盎司的盤勢峰頂是599美元,民國74年(1985年)降到300美元左右。民國69年(1980年)1月21日,白銀漲到了它的歷史最高價~每盎司50.35美元,在短短12個月裡,銀價上漲了8倍。從1970年算起,銀價上漲了25倍。1980年3月25日,白銀價格出現大幅崩跌,在期貨界被稱為「白銀星期四」,到3月27日跌到了10美元的低點,美聯儲和美國主要商業銀行竭盡全力使白銀價格在跌到10.82美元一盎司之後暫時止跌回穩,轟轟烈烈的白銀危機到此宣告結束,全年白銀均價回落至16.393美元/盎司。1981年以後,隨著白銀產量的擴大,白銀期貨和現貨價格不斷下跌,1982年白銀全年平均價格下跌至1.586美元/盎司,隨後反彈。在1984年~1989年期間,白銀均價穩定在5.5~6.7美元/盎司之間。因此民國70年(1981年)台灣的袁大頭市場流通價在新台幣500元~700元,龍銀在新台幣1000元左右,直到民國72年(1983年)銀元價格才穩定在袁大頭新台幣220元、龍銀新台幣300元上下。

  民國70年的1980年代,台灣經濟正在起飛,「台灣錢淹腳目」,中產階級的口袋裡開始有些閒錢,這也是收藏界的定律~當人均國民所得毛額超過7000美金時,民間的收藏風潮會便會開始風起雲湧,儘管兩岸雖然還沒有開放,但是老銀元與老銀飾還是透過兩個管道:一、兩岸漁民以實物交換的方式在海上交換,因此流入台灣的老銀飾往往是以「袋」計算,而且按照當時銀價以重量計價,因此不在乎完整,許多脆弱的老銀飾往往呈現蓄意壓扁的狀態。二、一些較好的精品也多是經由走私管道進入港澳商家,再由銷售管道流入台灣。這也是2011年起中國大陸開始「瘋收藏」的真實寫照~那時凡是老東西中國大陸都要,許多古董都從台灣回流中國大陸,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我們都見證了彼此的「此起彼消」。這波走私風潮到民國73年(1984年)是一個重要分水嶺,因為調查局在屏東林邊海岸破獲史上最大的非法槍械走私案,抄出了上百支來自東南亞的制式手槍,自此之後,檢警調多方合作加強查緝走私力道與罰則,雖然自1984年起的10年間,警方共查獲各式非法槍械多達30584支,但是民生物資的走私已日漸減少,再經民國73年11月「一清專案」掃黑後才被遏阻。民國76年10月「政府開放大陸探親」,民生物資幾乎全走正常管道進出。那時的老銀元與老銀飾幾乎沒有假品、仿品,當時的中國大陸還在改革開放之前相對貧窮的年代,民間崇尚工業化的現代商品,因此對這些老東西大多數人都「棄如敝履」,價格也相對低廉,尤其「老的比新的還便宜」,所以一些老銀元以及一些雕工精美、造型千變萬化、且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老銀飾大量流入台灣,吸引了眾多愛美的收藏者,其中當然以女性居多。

  民國70年(1981年)1美元兌換1.705人民幣,同年8月1美元兌換台幣38元,當時每枚5元人民幣的舊銀元,每枚約折合台幣111元,而每枚銀元的含銀價值高達台幣277元,兩者之間有著巨大利差,導致數百枚大陸銀元流入台灣市場,使得台灣當時的清代龍銀從新台幣1000元滑落至350元~400元,「袁大頭」市價也從最初的新台幣150元~200元,升到最高價新台幣700元~800元,最後再回落至新台幣250元~300元左右。

  民國72年6月26日修正將刑法上的罰金提高為十倍。原為五百元的罰金,提高後可以處以五千元,折合新台幣為一萬五千元。新增法條將貨幣單位改為新台幣並提高為三十倍,成為新台幣一萬五千元。罰金數額還是一樣,只是將貨幣改為新台幣而已。換句話說~官方視1銀元等於30元台幣,彌補民國24年制定刑法時採用銀元的通用貨幣,後來通用貨幣改為新台幣,刑法上的罰金如果隨同貨幣名稱變動,必須逐條修法,事實上有其困難,因而制定「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來解決銀元與新台幣之間的問題。在這條例中明白規定:「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為圓、銀元或元者,以新台幣元之三倍折算之」。這是銀元換算新台幣的法律依據。

  民國76年,(1987年1月30日的國際銀價為5.5美元,1美元兌換新台幣31.77元)台灣的「袁大頭」市價大約是新台幣200元~250元上下,只比所含純銀價值128.5元高一些。

  民國76年至民國92年12月,在國際白銀價格維持在5美元/盎司左右時,每枚銀元的含銀價值達新台幣138元,「袁大頭」流通價格長時間維持在新台幣200元~250元。

  民國81年7月17日,發布「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折算新台幣條例」來解決銀元與新台幣之間的問題,在這條例中明白規定:「現行法規所定貨幣單位為圓、銀元或元者,以新台幣元之三倍折算之」。這是銀元換算新台幣的法律依據。

  民國81年8月5日,原於民國38年7月2日公告之「銀元及銀元兌換券發行辦法」公告廢止,其條文中第一條:「中華民國國幣以銀元為單位,銀元壹元總重為26.6971公克,成色為千分之八八0,含純銀二三.四九三四四八公分。」亦廢止,作為“國幣”之銀元喪失發行法源。中央銀行爰依「中央銀行法」第13條「中華民國貨幣,由本行發行之」之規定,於民國89年1月26日訂定「中央銀行發行新臺幣辦法」,自民國89年7月1日起,停止委託「台灣銀行」發行,新臺幣由中央銀行直接發行,鈔券票面之發行銀行由「臺灣銀行」改為「中央銀行」,將新台幣正式訂為「中華民國國幣」,各法律條文中原以銀元為單位亦修法改為新台幣。有關發行新臺幣而產生之附隨業務,則另訂「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經理新臺幣發行附隨業務辦法」,繼續委由臺灣銀行辦理。

  民國93年7月,工作單位一批在保險庫裡收藏達55年的一些中央造幣廠鑄造的小塊黃魚金條與200多枚袁大頭與孫小頭銀元,在要賣給錢幣商之前,湊巧讓我先看到,得以從中挑了52枚銀元,當時錢幣商每枚收購價為新台幣288元。

  民國95年6月14日,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09500085181號令公布二法條:「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後,刑法分則編所定罰金之貨幣單位為新台幣。其刑法分則編未修正之條文定有罰金者,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十倍。但七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新增或修正之條文,就其所定數額提高為三倍。」

  民國96年,台灣一家著名郵幣社以500元新台幣一枚「袁大頭」的價格,整批賣給大陸錢幣商2萬枚「袁大頭」。當時看起來,每枚均價500元新台幣的「袁大頭」,是自民國70年前波最高價新台幣700元~800元以來最好的行情。只是沒想到5年後,大陸的「袁大頭」已漲到500元人民幣一枚。(民國100年10月6日,在牯嶺街一位王姓錢幣商那裡聽聞)

  民國99年4月19日聯合報一篇報導,談及袁大頭、中頭和小頭等三種銀幣,其中「袁大頭」每枚市價自一年前的新台幣900元,飆到今年四月上旬的新台幣1300元,近日推升到新台幣1500元,短短一年上漲幅度高達六成七,與兩年前每枚「袁大頭」才新台幣500元比較,兩年來漲幅高達兩倍。

  民國100年,「袁大頭」每枚均價為新台幣2500~3000元。

  民國112年,「袁大頭」每枚均價為新台幣5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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