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蠡陶朱公，不論從政,還是經商,均能取得顯赫業績。《史記·貨殖列傳》講述他“善治生”,且“能擇人而任時”,就是說他善於經營，善於用人，善於撲捉商機。司馬遷還說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說他樂善好施，很會花錢,花錢也能贏得掌聲喝彩。
但是,智者千慮也會偶有一失,陶朱公在花錢辦事方面也有敗招敗筆。陶朱公有三個兒子,老二在楚國殺了人，被當地警方拘捕。他本來是決定讓老三用牛車載運黃金千鎰去楚國公關的，不料這竟使得老大覺得很沒顏面，要一死了之。陶朱公無奈，只好改派老大去楚國，並再三囑咐他，到了楚國京城，直奔莊府，只要把這千鎰黃金交給莊生就行了，具體公關的事，全由莊生去實施。老大到了楚國，按照陶朱公的囑託把公關經費千鎰黃金交給了莊生。莊生深諳官場之道，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便在一個適當的時機拜見楚王，鼓動他的如簧巧舌對楚王說天上某某星宿將要“害於楚”，要楚王施德避禍。楚王於是決定大赦天下。
天下所有犯人獲得赦免，老二當然也獲自由，老大得知這個望外消息，認為既然是大赦天下，那送給莊生的千鎰黃金實屬花得冤枉，便去莊府索要。莊生聽完他的來意，雖二話沒說,卻心生厭惡,便讓老大自己去室內取黃金。老二既能因為大赦獲救，黃金又能如數討回，老大認為他幹了一次漂亮活。然而那莊生卻甚覺不爽，於是又去拜見楚王，杜撰說外面都在風傳陶朱公的老二殺了人，被囚在楚國，陶朱公拿了很多錢來賄賂大王的大臣，還說大王您大赦天下並非為了楚國百姓消災避禍,而是被陶朱公收買了。楚王聽信了莊生這番話當然很不高興，於是依著莊生的意思先殺了陶朱公的二兒子再赦天下,還發出黃頭文件稱這小子依仗家勢橫行鄉里為非作歹無惡不作罪不可赦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謝天下。
這個結果很讓陶朱公的家人意外，只有陶朱公笑著說:我是不感到意外的,不是老大不盡心，不是老大不想救老二，而是老大有所不能忍。老大是從小與我一起苦幹出來的,深知屎難吃、錢難賺,所以他對待金錢總是很珍惜,一個錢常想掰開花,白白送人更是不能容忍。老三則不一樣，他一出生就掉進了蜜罐裏,不知道錢是辛苦掙來的，即使白白送人，也是不會為之遲疑的。所以我本來是要派老三去楚國的。
這個故事，尤其是陶朱公的分析，至少說到了三點道理:
一、同樣的一筆錢，在不同的人的心目中，它的分量是不一樣的;
二、不同的人，用同樣的一筆錢,其結果是不同的,有時候甚至天差地別;
三、在花錢辦事時，要選對人，只有選對人，才有可能達到目的。
當然,陶朱公的分析還不夠全面、深入,好在現代經濟學對這個問題已有相當的研究,並已取得了頗為成熟的結論。
下面,我們就看看現代經濟學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結論，共有四點:
一、用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
二、用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
三、用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
四、用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節約，又不講效果。
第一點結論可以解釋大多數自然人的花錢行為;
第二點結論可以解釋大多數納稅人的偷逃漏稅行為和不良商人的偷工減料行為;
第三點結論可以解釋目前政府中的公僕兼老爺們和國有企業中高管們的慷慨大方、大手大腳的職務消費行為和孫猴子在蟠桃園的連吃帶糟蹋行為;
第四點結論可以解釋目前政府中的某些父母官的亂投資行為,如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豆腐渣工程等等。
現代經濟學的這一研究框架啟示我們:金錢的所有權人與實際使用人的合一與分離,對金錢的使用效率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經濟學家還說，最不需要外人操心的以及外人不必太操心的情況是第一點結論和第二點結論所指稱的情況，而最需要關注最需要警惕、防範的是第三點結論和第四點結論所指稱的情況。看了現代經濟學的以上研究結論，再放眼歷史與現實，我們不能不承認，有許多金錢的流動、使用、分配方式是令人難以樂觀的。
數年前曾有一部叫《雍正王朝》的電視連續劇煞是搶人眼球、熱鬧好看，然而，這部電視劇有前後一小一大兩個錯誤卻也貽害不淺，小錯誤是片頭的“雍”字，竟給搞錯了。清史專家閻崇年先生在央視《百家講壇》講“清十二帝疑案：雍正”時對此已有指正。這裏著重講一下該劇的大錯誤，即最後一集片尾的一段字幕。這段字幕的核心意思是，雍正繼位時，國庫中僅有幾十萬兩銀子，到他壽終正寢、任期結束，國庫中已有幾億幾千萬兩雪花銀了。編導隆重推出這組對比性的數位，意圖很明確，雍正皇帝的勤政是有資料支援的，雍正的政績大大的、赫赫的，是應該大肆宣揚、褒獎的。雍正帝的所謂“政績”真的值得頌揚嗎？在某些迂腐無見識的文人（迂腐無見識，是中國大多數傳統文人的通病）看來，是應該狠狠地歌頌一番的，但在筆者看來，則是應該批判、駁斥、否定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述，國庫中的銀子越多，即意味著官府支配的金錢越多，即意味著花別人的錢的人越多，花別人的錢的數額越大。而這，正是一種低效率、無效率甚至負效率的資金財富運用方式。具體再看清朝官僚集團的表現，情況正是如此。在大清朝的政府機關裏，那些整天在上班時間裏不是喝茶、看報就是聊大天的公僕兼老爺們大都是不懂國計民生為何物、不知工農勞動之辛苦的白吃混飯一族，叫他們支配、使用那么大份額的金錢，絕對是國家民族的災難，對納稅人是百分百的不公正。編導們把雍正帝的勤於斂財當成一種政績加以宣揚、歌頌，實在是糊塗得不可救藥，實在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實在是雙槌擂鼓不通不通。可以說他們的見識連古人都不如。清朝初年的唐甄就說：“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早有學者指出，1990年之前，中國之所以沒能發展出資本主義，沒能發生產業革命，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官府掌控、支配、消耗了太多的社會資產，造成國家財富的低效率、無效率甚至負效率運用。清朝自順治至慈禧太后，只知道大興土木修園林、築陵園，於國於民，全無益處。
金錢的所有權人與使用人的合一，有助於提升金錢的使用效率，也符合公正原則；而金錢的所有權人與使用人的分離，則無益於提升金錢的使用效率，也很容易與公正原則相背離。正是由於看到了這一點，開明、高明的制度設計，總是儘量支援金錢的所有權人多使用金錢。你看美國，從當年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鋼鐵大王卡奈基，到現在的電腦大王比爾·蓋茨和股神沃倫·巴菲特，他們之所以用自己的鉅額財富成立公益慈善基金會或向公益慈善基金會捐款，除了他們受傳統宗教文化的影響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稅法支援個人直接納稅，即向社會捐獻。他們明白，個人捐獻金錢，個人直接花錢，用於明確的目的，比向政府納稅，再透過政府官員七拐八轉、暗箱操作把錢花出去更符合效率和公正原則。
卡奈基先生在他的經典名文《財富的福音》中說，花錢所需要的智慧和才能並不亞於賺錢。此話極為有理，既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國家。所以，要大力提倡並以制度保證，張三賺的錢張三花；要以制度限制李四花王五的錢，要把李四花的別人的錢控制在最小的額度，同時，還要激勵李金華們加強對李四們的審計力度，以禁絕那種只講效果不講節約和不講效果不講節約的敗家子的花錢做派。（胡飛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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