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的評鑑指標，這基本上是在所有成果可以有一致化且客觀化的判斷標準並可量化計量的理解下所採取的做法。或許某些社會科學的研究的確可以納入這個系統，但人文基礎學科的研究，懸殊的差異性、個別性以及其在許多研究具有往最根本之處尋求打破既有標準、既有範式的特性，使得在共同標準共同認同之下所成立的所謂客觀化也很難普遍成立。也就是說，如果毫不反思地把量化的評鑑指標視為理所當然的標的、視為理所當然的合理觀念，那根本是處在一種「將他者所適用的觀念錯誤移植於自身」的迷思之中。

       舉例而言，古文字學領域的論文，甲骨金文的圖版很多，在研究過無數的甲骨金文資料之後，一篇期刊論文可能只有數百個論述文字。現代小說領域，光是引文就篇秩浩繁，遑論洋洋灑灑的論述。思想哲學領域，可能針對一兩個字詞觀念便寫一篇文章，其中斟酌推究，可能篇幅不至太長，可是也不見得很短。史學領域，用到的史料多寡和事件牽連關係的複雜度，也影響到論文的長度。音樂的理論，樂曲或戲劇風格、形式的分析，亦是各有不同的選材和論述方式。需要用到田野調查的研究，其相關「文本」更是多樣，對於論文長度也會造成影響。在研究時程方面，有的研究需要地毯式的廣泛閱讀大量資料，有的研究資料收集十分困難，有的研究則是需要長時間的調查與觀察，有的則需要長時間的彙整與調整（如經典注疏工作），在時間上都不是只需創發應用一兩個觀點就能產出成果。而且依照研究標的不同性質以及每個人做學問採取的不同方法進路，成果產出的時間分佈也有很大的差異，不一定都能採取定期定量的方式產出（特別是醞釀一個完整體系時）。從量與時程來說，已經有如此多的差異，很難齊一化衡量，更何況關於孰難孰易、孰好孰壞的評價。而且，有的觀點正是逆潮流而行，或許被視為不上道，或許被視為有突破性的創見；有的觀點或書寫過於高深艱澀，可能因為不容易被讀懂而被給予較低的評價，有的觀點或書寫可能淺易且無太多新意，卻可能因為書寫上的討巧而被給予較高的評價；有的著作可能作者在世時沒沒無聞，死後卻因為某些因素而聲名大噪。諸如此類，如何評價其好壞？而人文基礎學科的學術研究，是否也是應該容許這種差異存在，才是符合人文學術的基本特色？！

       所以，關於評鑑指標最須釐清的一個觀念就是，追求建立一套客觀量化的評鑑指標根本不是人文學科所該走的正路！往這個方向去思考其效用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也很難免除對於人文學科扭曲的現狀。可是在一個現代社會一切納入各種管理的現實條件中，行政管理階層基於有效管理投資與報酬而要求的種種制式化的機制也難以逃脫。因此，不論是繼續在理工科主導的遊戲規則下運作，或是建立屬於人文學科的評鑑指標，其目的都只是在符應一個官僚體制中必要的形式要求，絕不可能靠這套機制促使人文基礎學科的研究水準達到頂尖，也絕不可能運用這套機制來培養出或合適的挑選出人才。既然如此，大概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接受這套概念，在這套概念下訂定出考核、分級、挑選作用的評鑑制度，以達到管理階層所需要的定時定量的平均產量水準，也就是將本學術圈內未來人文學術的發展定位於「學術論文寫作工作」，每個學者則成為一個一個學術論文寫作者，如同其他單位的公務員一樣，只是其他公務員寫的是各種業務報告，學者寫的是所謂學術報告。另外一條路，則是採取盡量以最低門檻的方式訂定，訂定出這些指標，其作用是符應現代社會價值潮流與管理階層管理上的需求，同時也做為一種防止不務正業、不進職責的手段，以杜絕學術界長久以來被外界詬病的流弊。採取這樣的做法，只要有盡責做教學研究工作的人，不論有哪些學科上的差異，也不論有哪些方法上或時程安排上的差異，都完全不會受到這些評鑑條款的影響，如此就可以為人文基礎學科的各種特性保留一定的發展空間，讓這方面的學問可以依照其學科特性，採用符合其特性的方法和時程來進行，以做出真正具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這才是此領域學術水準的真正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