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持續貼文批評中國社會，很少得到贊成的回應，倒是屢屢遭到反駁，乃至攻擊。一個最直接的反駁意見，是認為我錯看中國。我有時候也覺得納悶：怎麼彼此之間的認知差距如此巨大？

事實上，華人裡也有不少人認為華人社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弊端或問題特質。只是，對中國/華人社會的批評者和維護者之間，好像往往各行其是，意見南轅北轍，但是卻長期共存，又並不常常彼此對話。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很讓我納悶。我想試著分析、理解。

一、問題的提出：從極端案例到認知機制

批評中國社會，不難看到其中有關中國社會「荒誕性」的討論，甚至不乏一些極端案例，例如狂人日記中「吃人」的隱喻，乃至一些真實吃人的歷史記錄；又或者是像當代評論者（如劉曉波、柏楊）對中國文化劣根性的強烈批判。

然而，若將這些極端現象直接推論為整體文化特質，則容易滑入一種過度簡化的文化本質論。實際上，更值得分析的問題並非「是否存在吃人的現象」，而是：當社會中存在明顯的不合理或殘酷現象時，人們如何在認知上處理這些現象。

我以為：相較於極端行為本身，一種更深層、也更普遍的現象，是一種更廣泛的、或可稱為「眼不見為淨」的認知與情感處理機制。你說中國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現象，但是，我沒看到，我不知道有這種事情；又或者，我雖然知道有這種現象，但是，那不過是極少數的案例，不值得大家太在意。你說中國農民工生活很苦，但是我沒見到。或者：他們很少進入我的關注視野。你們為什麼要誇大這種問題？你們為什麼不去說美國、說西方國家？

這種不見為淨的心理機制並非單純的逃避，而是一種在特定制度與文化條件下，長期內化而成的「習性（habitus）」。

二、習性、權力與認知失調

（一）習性：內化的社會結構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習性（habitus）」概念，提供了一個關鍵視角。習性並非個體隨機的心理反應，而是：社會結構在個體身上的沉澱與內化，使人傾向以某些方式感知、判斷與行動。

在此脈絡下，可能有許多人會形成所謂「眼不見為淨」的習性。這可被理解為一種：對負面現實的選擇性忽視、對衝突資訊的自動過濾、對道德不適的情緒隔離。

而這並非偶然，而是長期社會化的結果。

（二）權力與自我規訓

進一步地，傅科(Michel Foucault)對現代權力的分析指出，權力並不僅透過外在壓迫運作，更透過「自我規訓」滲透進個體之中。

在此框架下：人們之所以「不見」，並不完全因為被禁止，而是因為已經學會不去看。

這種內化的規訓，使得個體即使在沒有明確壓力時，也會主動避免觸及某些問題。

（三）認知失調與心理防衛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Leon Festinger提出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理論亦提供補充。當個體同時面對：「我所處的社會是正當的」、「我看到不正當的現象」，兩者之間的衝突會產生心理壓力。為了降低這種壓力，人們傾向：否認問題的重要性、合理化現象，或直接忽視資訊。

因此，「眼不見為淨」同時也是一種心理自我穩定機制。

三、生成機制：為何此習性會被強化？

這種習性的形成，並非單一因素，而是多重結構條件的交織。

（一）高風險環境中的適應性行為

在言論或社會風險較高的環境中，「避免關注敏感問題」本身是一種理性的生存策略。此處可呼應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概念：個體並非追求真理最大化，而是追求在限制條件下的「滿意解」。

在這樣的情境中，不見可以降低風險；不問可以維持穩定。久而久之，策略轉化為習性。

（二）關係本位文化與衝突迴避

在強調關係與和諧的社會中，批判往往被視為破壞秩序的行為。社會學先驅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說的「集體意識」在此扮演角色：社會傾向維持一致性，對偏離者施加壓力。

結果是問題本身被邊緣化，提出問題的人被標記化。這會進一步強化「不見」的誘因。

（三）道德預設與自我審判的缺席

相較於強調「原罪」與「審判」的宗教傳統，某些文化更傾向於預設人具有內在道德（如良知）。這種預設在理想狀態下有其積極意義，但也可能帶來一個副作用：減弱對自我行為的懷疑，並且降低自我審視的頻率。

從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平庸之惡」的分析來看，當人停止內在對話與自我審判時，惡可以在沒有強烈動機的情況下被日常化地執行。

這與「眼不見為淨」的習性，可能會形成一種深層呼應。

四、從個體心理到「系統性荒誕」

當上述機制在社會中廣泛存在時，會產生如下的一小結構性後果。

（一）問題的長期累積

缺乏正視與討論，使問題無法被修正，只能延後爆發。

（二）批判能力的弱化

公共空間中，理性批判逐漸被視為「不必要」或「有害」。

這可連結到德國社會學者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理論：當溝通理性受阻，公共討論將失去其修正社會的功能。

（三）現實與敘事的分裂

最終會形成一種典型狀態：現實層面，問題存在；但是在話語層面，問題卻被否認或淡化。這種落差，正可被理解為「系統性荒誕」。

五、方法論上的澄清：避免文化本質論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所討論的「習性」，並非源於某種固定的民族性格，而是特定歷史與制度條件下的產物。

換言之，它是可變的，也是可逆的。這一點，有助於避免將分析誤解為文化歧視，而回到社會科學的基本立場：從結構與機制解釋行為。

六、從「不見」到「無法看」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提出一個關鍵命題：「眼不見為淨」並非單純的逃避，而是一種由制度、文化與心理機制共同塑造的認知習性。

當這種習性穩定化之後，其影響不僅在於人們「選擇不看」，而在於逐漸失去看見的能力。

在此意義上，社會的問題不再只是客觀存在，而是被包覆於一層難以穿透的認知結構之中。

這或許才是所謂「荒誕」最深層的來源：不是現實本身的扭曲，而是人們與現實之間關係的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