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網路上貼文，一個長期持續的主題就是批判中國社會。我反中共，但是我也把中共的部分問題歸咎於傳統中國社會問題的延續或糾纏。

我對中國社會的批評，也持續遭到反駁，甚至是對我的攻擊，包括一些咒罵之語。有一種對我的反駁意見是認為我不認識中國，特別是沒看到此刻中國的進步，所以建議我去中國大陸看看。

其實，我並不堅持說我完全了解中國。只不過，我也不會輕易鬆口說我的批評是基於誤解。事實上，情況很可能是：每個人的認識都有局限，都可能帶有某種程度的偏見。批判所呈現的論述邏輯性，不比經驗的對應性更不重要。經驗的對應性則又必須面對資訊局限性問題的檢驗。

總之，我還是會繼續提出批評意見，並且試著轉貼他人的視頻，特別是許多大陸異議人士製作的視頻。我希望從累積的資訊能夠更有力地反映中國大陸的真實問題情況。

但是，那些攻擊我的網民似乎因此更認為我對中國有著強烈的仇恨（否則不會這麼一而再地轉貼這種不利資訊），從而對我的攻擊也越發激烈。

我對這種反應深感遺憾。不只是因為我自己遭到了言語攻擊。如果只是這個問題，我只要不再發文批評；或者轉移發言陣地，到其他社群貼文，很可能就會減少或免於遭到這樣的攻擊。我的遺憾主要還是在於：對中國社會的批評、檢討的聲音，難被正視。這對中國社會的改革、進步，會構成嚴重的問題。

我以為，對批評聲音的攻擊，不管是否僅限於口頭，已經就是社會改革的阻力所在。也許問題還不僅於此。中共是否會免於犯下重大錯誤，譬如對台灣進行武統，也可能與是否能接受外界、異議人士的批評意見有關。

在和這些網友的長期對話中，我越來越清楚感受到：我們彼此之間的分歧，往往不在「結論」，甚至也不完全在「立場」，而是在更深一層的地方——彼此到底把「中國」當成什麼？中國，是自我的延伸？還是可分析、乃至可批判的對象？

一、兩種不同的對待方式

對我來說，「中國」是一個可以被分析的對象。

中國有歷史、有制度、有文化，有可以討論的結構與問題。就像我們分析任何一個社會一樣：它可以被比較、可以被批判，也可以被修正。換句話說：中國，是一個可以被理解、也可以被檢討的對象。

但對一些網友來說，「中國」似乎不是一個對象，而首先是一種自我的延伸。於是：批評中國等於批評他；討論制度問題等於否定他的人格；提出歷史反思等於對他抱有惡意。

在這種結構下，討論會自然轉變成：從「對錯問題」變成「敵我問題」。

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異？

這裡有一個關鍵轉折：當一個集體被內化為自我時，它就失去了被分析的空間。也就是說：「國家」不再是外在對象，而變成「我」的一部分。於是會產生一個後果：你無法批評它而不同時傷害自己。

這時候，人就會自然地做出一個選擇：不再處理問題，而是處理「提出問題的人」。

三、於是，「惡意」就出現了

我談制度、談歷史、談文化結構，做出我的反省、批判，但對方聽到的卻是我對中國的惡意。他們看見我的言詞中的惡意。這也是我長期感到困惑、遺憾的一點。特別是在我接受的社會學訓練中，我已經接受一種「批判」精神，認為那是一種積極的態度，而且對社會發展有利。但是，對很多其他人來說，批判言詞就等於是攻擊行動，只要是攻擊到自己所認同的對象、所屬的群體，那就很難以忍受。

這裡的問題，其實不是單純的誤解，而是一種邏輯結果。

把批判言詞視同攻擊，因為如果不這樣去理解，他們就會要面對一種更難承受的情境：「這些批評，可能有些是真的」。而這對一個把「中國」視為自我延伸的人來說，是非常不舒服的。拒絕對我群的批判，表面上好像是因為要維護美好的我群形象，但是，它同時也可能意味著對我群的未來缺少美好預期，甚至是對我群其實缺少真正的信心。

所以比較安全的方式是把問題轉成動機問題，把分析、批判看成仇恨言詞。

四、這種對待態度的差異，會帶來什麼後果？

如果「中國」只能作為自我延伸存在，那會出現幾個現象：1. 無法進行真正的批判，因為任何批判都會被視為攻擊；2. 討論會快速敵我化，重點不再是對錯，而是「你是哪一邊」；3. 問題會被長期壓抑，因為指出問題的人會先被否定。

相反地，如果「中國」可以作為分析對象：批評就不必等於仇恨；反思就不必等於背叛。

五、一個簡單提問

我其實想問：我們有沒有能力，把我們所認同的對象當成一個可以被檢視的事物？如果沒有，那我們保護的，可能不是它的未來，而只是我們對它的情感。

我以為，批判精神可以通過訓練逐漸成為習慣。不過，也許要在更年輕、思考彈性大的時候就經歷這種心理訓練。

不過，我也知道，對於投入感情的認同對象，有些人始終無法接受對之有負面的說法。也許，自己罵可以，別人不準罵。總之，防衛心理會起作用。要撤除這種心理防衛，很可能需要經過某種較痛苦的心理歷程。多數人大概都拒絕這種心理歷程。

六、結語

我並不認為中國「只合被批評」，但我認為，一個不能被分析的對象，最後也無法被真正理解。而當理解停止時，我們留下的，就只剩下：防衛、誤解，與彼此的敵意。

也許我需要為自己作為台灣人民的身份稍作解釋。這種身份，可能引起某種質疑：台灣人適合分析、批判中國社會嗎？

當然，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社會科學研究法裡會談到「觀察距離」這個議題。適當的觀察距離，有利於獲得客觀的認識。太接近或太遙遠的觀察距離，都比較難獲得客觀認識。就此而言，台灣人有可能比中國大陸內部的人更適合研究中國社會，也比西方或其他國家的人適合。

也許台灣人因為對中國大陸有敵意，影響到客觀觀察。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不過，這個問題並不足以先天阻斷討論、研究的意義。潘乃德女士的「菊花與刀」一書，就是在美國與日本對戰的時期中進行的，卻仍然成為重要的認識日本的經典之作。當然，即使是帶有偏見的觀察，也未必沒有認識意義。最完整的認識，極可能是各方累積、綜合的觀察結果，而不排斥任何特定的立場與角度。

人願意跳出自己、跳出自己所屬的群體來看自己，這也許是累積自我認識的起點。

與此相關的是願意傾聽的態度。具體來說，我也希望中共能夠傾聽主流台灣人的一個重要心聲：台灣並不希望接受中共統治。中共如果能夠因此從善如流，我認為那會是兩岸之幸！而不管中共是不是聽得進這種聲音，至少，台灣方面應該發出這種聲音，而不能自行噤聲，更不能在反對者壓制下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