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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部分台灣民眾的崇共心態
2026/03/31 10:09:45瀏覽190|回應7|推薦1

在臉書上看到一段視頻,標題是:“對岸100年的變化竟然這麼大”。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163444414192699

這段視頻強調中國(大陸)在百年間的進步,特別是在國際間的地位提升。

我不知道這段視頻究竟是什麼人貼出的。台灣人?中共體制內人員?粉紅?五毛?...。

無獨有偶,另外看到一段貼文,似乎是一個台灣外省軍人(估計已經退伍),卻大肆推崇中共,而且表示自己對國民黨從無好感。但是,又提到曾經致力改革國民黨。

台灣近年冒出大量的親共派、崇共派人士。也不知道究竟是真是假(所謂假,我的意思是由非台灣人冒用台灣人身份發言)。我估計部分是真。近年,確實也有不少台灣民眾(估計外省人居多)對中共表示推崇。推崇中共的理由,則與中國的建設進步與國際地位的提升有關。

上述的心態很可能在台灣民眾中不但是存在,而且佔有一定比例,特別是在外省人族群與泛藍群眾中。這大概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泛藍現在能夠成為國會主導勢力。但是,我對這種親共、崇共的心態頗不以為然。我試著來解構這種心理邏輯。

崇共心理的背後,是把一套「國家成就敘事」轉化為「心理補償機制」。但是,這一套「國家成就敘事」其實是很有問題的;而它會成為一種「心理補償機制」,也因為本來的心態就不平衡。

以下,我試著把我的想法做出較條理地鋪陳。

一、什麼叫「中國的百年進步」?

宣揚中國大陸建設進步的影片隨手可以取得。這類影片通常會用幾個非常直觀的指標:城市天際線(高樓、夜景)、高鐵、基礎建設、總體GDP的全球排名、國際影響力、科技與軍事展示等。這些確實反映了「某一些進步」。但問題在於它們只呈現「某些國家能力面向」,卻未必呈現「社會品質」與「制度成熟度」。

二、三種「進步」不能混為一談

這應該是整個討論的核心議題,我想指出,在進行評價時應該同時考慮的幾點議題:

1. 國家規模帶來的「結構性地位」

中國從人口、歷史、地理上來說,本來就是世界大國。作為大國,有其先天較有利的國際地位。如清末的那種被西方欺辱的情況,其實並不是常態,而主要是特定時期的現象。它反映的是中國與西方當時在制度、科技方面的發展落差(特別是科技上的落差)。但是,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彼此之間的隔離性造成。只要雙方有較頻繁的交流,落差就必然會拉近。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會自然回到以國家規模為主要判準的局面。

類似的情況,譬如印度。印度的國際地位近年也在上升。這未必是因為它的制度或統治模式特別優越,而主要還是其體量龐大使然。

簡單說,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相當程度是結構必然,而未必是治理成就使然。何況,中共革命,長期採取鎮壓、殺戮與剝奪自由人權的行動。中共中國的「進步」,是以人民的慘重犧牲為代價。是否值得,頗為可疑。

這裡可能還有一層問題。那些中共革命的得利者,容易產生所謂存活者偏誤。他們覺得中共的革命成果斐然。至於革命過程中被犧牲掉的那些人,卻已經失去發言的機會。即使底層大眾依舊存活,卻可能非常缺乏發聲管道。他們的聲音難以被傾聽。當然,他們也可能以一種奇怪的心態,依循官方口徑發聲。

來台灣的外省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歸入所謂「
存活者」,也就是說,他們也比較沒有直接經歷文革等痛苦歷程,卻看到改變面貌以後的中國大陸。這也難免影響特定印象的形成。

2. 歷史累積的成果

許多人在看近代中國的崛起時,常忽略近代中國的累積發展。清末其實已經開始嘗試做出一些改革,特別是自強運動。

孫文提出現代國家理念;中華民國立國,也開啟系列制度建設。即使是北洋政府,在外交與現代化上也並非毫無建樹。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更完成北伐、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等大業。

但相關的國家敘事,卻常被簡化為:「一切都是中共帶來的」。這其實是一種歷史壟斷敘事。偏偏,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成就,在中共與台灣綠營的兩面擠壓下,逐漸被虛化。

3. 制度與社會層面的「真正進步」

制度與社會層面的建設才應該是最關鍵的國家事業,但在華人世界卻也最常被忽略。我們至少可以就以下幾個方面提出質疑:法治是否穩定?權力是否可被制衡?財富是否合理分配?人民是否有安全感與尊嚴?

如果以上這些沒有同步提升,國家再「強」,也可能是外強中乾。

三、為什麼這種國家敘事會讓人「心向中共」?

這裡就涉及心理層面的問題。我試著做出如下的結構分析。

1. 民族自卑促成某種地位補償機制

近代中國經歷了多次列強侵略。這些歷史形成一種深層心理:我們國家很弱,所以必須讓我們國家富強。

於是,國家強意味著個人被肯定;國際地位提升等同於自我價值提升。這就是典型的「集體自我補償機制」。

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共內戰甫告結束之際,就有許多留學西方的中國菁英回到中國,準備參與國家建設。而遺憾的是,他們中有許多人在歷次運動中紛紛遭到整肅。有些人因此自殺,或者被鬥爭致死。即使如此,還是陸續有其他的知識菁英回到中國大陸。楊振寧就是其中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2. 把「國家成就」當成「個人成就」

會把國家成就當成個人成就,這其實是有問題的心態。譬如說,高鐵不是某個人所建、總體GDP未必分到一般民眾、軍事強大不代表個人更安全。但人們心理上會覺得:我們很強;而我也很有價值。

這其實是虛假的集體榮耀。

3. 選擇性盲點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看到許多宣傳影片,呈現中國大陸的建設成就,譬如高鐵、城市建設、軍力、太空科技...等。但這些宣傳影片中,幾乎都不呈現地方債務問題、房地產泡沫化問題、青年失業問題與言論控制嚴厲程度等。

結果,會形成一種能看見繁榮卻未見其代價的認知失衡現象。

四、經濟與「虛榮型發展」

以上面提到的中國高鐵建設來說,它實際上已經形成嚴重虧損情形。純從經濟角度看,這種投資的時機適當性可疑。中共的資源配置,顯然極度偏重生產與外貿,而忽視大眾日常消費需求。這可能造成消費力不足的問題,進而形成通縮問題。這其實涉及一個結構性模型,就是投資導向經濟的邏輯。

中國長期模式是政府主導投資、壓低工資、拉高基建與出口。問題是內需(消費)被壓抑。結果,產生三個結構困境:過剩產能,在鋼鐵、房地產、高鐵等領域都可能面臨這種問題;基建靠借錢,地方債務嚴重;消費不足。因為工資占比低,一般民眾購買力低,買不起。結果,導致通縮風險。

我們或可由此做如下推論。消費力弱會導致物價下跌,進而企業利潤下降、投資縮減,然後可能陷入通縮。經濟容易陷入惡性循環。

上述的推論,未必最後會導致經濟崩潰,但卻很可能進入「長期停滯」(類似日本,但制度更脆弱,問題可能會更嚴重)。

五、結語

回到當前的親共、崇共心態,我的感慨或可歸納為如下的幾點:

1. 中國人在與西方接觸的這兩百年間,過度失去自信,而在追求彌補自信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偏頗、狹隘的價值觀,過度集中追求國家富強,而不恤人民權益、福祉。尤其底層大眾的權益遭到嚴重剝奪。而佔統治地位的群體對底層大眾的犧牲並不在意。

2. 中國追求國家富強的狹隘政策路線,實際上使大眾消費力貧弱,從而可能導致經濟發展停滯。如果出現經濟崩潰,問題就更難挽救。

3. 中共的政策路線傾向禁絕批判,而許多人也基於親共、崇共心態,而有意無意忽視問題的存在,甚至對指出問題的人口誅筆伐,目為漢奸。總之,專制極權統治的最大問題就在於缺少自我糾錯、校正的能力。他們的成就半真半假,但是,問題難以糾正,可能會導致難以挽回的嚴重結果。

4. 台灣部分民眾中的親共、崇共心態,從我的觀點看,它並非完全基於客觀公允評價,而且有可能讓台灣陷入分裂。這在台灣和中共周旋的過程中,可能會帶來嚴重的不良後果。

5. 即使中國大陸真的進步神速,台灣也還是可以獨立發展、走自己的路。台灣完全融入中國大陸的結果,容易讓台灣完全成為一個大國的邊緣省份,甚至是與其他省份隔閡極深的特殊省份。反之,台灣若獨立開展,可以保持對外開放,有最大的開展空間。

我的一個核心意見是:不要把「看得見的現代化」,誤當成「已完成的文明轉型」。

當一個社會缺乏制度反思能力時,就會以「國家成就」取代「制度評價」,以「集體榮耀」掩蓋「個體困境」。而外界的批判,譬如台灣觀察者的批判,會是為中國帶來扭轉弊端的重要契機。

而台灣,可以走自己的路!台灣走自己的路,很可能對中國大陸可以有更多的正向回饋。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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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網址:https://classic-blog.udn.com/article/trackback.jsp?uid=chiag&aid=187733507

 回應文章

18
借問
2026/03/31 19:08

何謂 親共、崇共?

就只針對咱 中華民國 台灣國 的部分民眾嗎??

排我納匪的聯合國呢?

美國呢?

日本呢?

中南美各國呢?

非洲各國呢?

遑論歐盟

中共 沒有國名國號嗎?

你是鴕鳥嗎?

你 幫出售武器的國家 數 咱老百姓咱政府的國稅 鈔票嗎?

你能恢復 咱中華民國國家政治地位於國際之間 於聯合國?



Ta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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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31 15:10
版主說:「而台灣,可以走自己的路!台灣走自己的路,很可能對中國大陸可以有更多的正向回饋。」

阿扁說:「我不能夠騙自己,我也不能夠騙別人,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要把台灣的國號改為台灣共和國,我做不到。」

阿扁是當總統的人,他做不到的事,版主在自己的書房內「思考」一下就做到了………

bill
等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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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31 11:33

(接續上一個留言)「無政府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主要發生在冰島,然而冰島這種體制的「基因」確實源於斯堪地那維亞的地理環境。這種環境創造了一種「強個人、弱中央」的文化,斯堪地那維亞(尤其是挪威)地形極度破碎,深邃的峽灣和高聳的山脈將居住地切割成一個個獨立的口袋狀區域。在古代交通條件下,中央政權要跨越這些地形進行「行政統治」或「徵稅」成本極高。這導致地方酋長(Goðar)在自己的山谷或峽灣內擁有極高的自治權,形成了去中心化的政治傳統。斯堪地那維亞擁有漫長的海岸線,維京人精於造船。這意味著當某個領主試圖建立中央集權或強加稅收時,不滿的自由農民(Bóndi)可以輕易地「帶著家當開船走人」。冰島自由邦的誕生就是一種抗議,冰島自由邦的建立正是因為挪威國王「金髮哈拉爾」試圖統一挪威並徵稅,導致大量追求自由的酋長憤而遠走冰島。沒有這種便捷的海路,就無法實現這種「用腳投票」的無政府實驗。北歐土地貧瘠,農業產出僅夠溫飽。在這種環境下,養不起龐大的官僚機構或不事生產的常備軍。嚴酷的冬季要求鄰里間必須有法律契約來規範草場、水源與獵場的使用。這塑造了一種「重法律(合約)、輕行政(強權)」的社會邏輯。與古代中國或埃及不同,斯堪地那維亞不需要大規模的人力動員來築壩或灌溉。農、漁、牧皆可以家族為單位自給自足,這讓「國家」存在的必要性大打折扣。斯堪地那維亞的地理環境提供了「低密度人口、高移動能力、高治理成本」的條件。冰島自由邦則是將這種「北歐傳統」發揮到極致的結果:因為它比挪威更遠、更荒涼、更難以跨海統治,所以成功維持了三百多年沒有國王的法律自治社會。

不懂歐洲民主發展歷史的人才會把民主歸功於什麼基督新教,英國大憲章正是北歐「強個人、弱中央」政治文化的產物,大憲章影響了後來的光榮革命再藉由美國獨立產生出現代民主,追本溯源冰島自由邦「無政府資本主義」正是先驅,搞清楚冰島自由邦「無政府資本主義」本質就不會以為中國人沒有基督新教倫理觀才無法民主。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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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31 11:24
(接續上一個留言)冰島自由邦法律上確實沒有中央行政機關,但存在「分散式」的執行權力。當時沒有警察、稅務局或常備軍。法院(Althing 或地方議會)判決後,並沒有「國家力量」去執行。執行判決的責任在於勝訴者本人。如果某人被判「非法」(outlawry),他便失去法律保護,任何人殺他都不犯法。勝訴者必須自己召集親友或雇用武力去沒收對方的財產或執行驅逐。全國唯一的公職是說法者(Lögsögumaður)。但他僅負責背誦法律和主持議會,完全沒有行政發號施令的權力。冰島的無政府狀態並非偶然,而是極端地理環境與北歐傳統結合的產物,這種地形導致人口極度分散,難以建立高效的稅收系統或集中的官僚機構。因為監控與收稅的運輸成本遠高於稅收本身。冰島缺乏可以輕易封鎖並抽取關稅的河口或貿易隘口,這讓野心家難以透過控制資源流動來建立中央集權。中世紀冰島主要依靠牧羊和漁業,產出僅夠維持生存。沒有大量的剩餘農產品,就養不起不生產的「官僚階級」與「專業軍隊」。早期的冰島農民擁有船隻,且土地並非高度集中的沃土。如果一個領主太暴力,農民可以輕易遷移到另一個山谷,這種「用腳投票」的地理條件抑制了獨裁的產生。冰島孤懸大西洋,距離歐洲大陸極遠。在維京時代中後期,外部入侵的威脅極小。因為不需要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來抵禦外敵,自然也就沒有建立強大行政中央(戰時政府)的迫切需求。冰島主要的生存資源是草場和海洋,這些資源由各家族自行管理,不需要大規模的公共工程,進而消解了對中央行政權的依賴。冰島的地理環境創造了一個「高治理成本、低統治收益」的空間。這使得冰島人選擇了一種成本最低的治理模式:只建立法律共識(立法/司法),而將執法成本轉嫁給個人(無行政)。(未完待續)

bill
等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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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31 11:18
(接續上一個留言)瑞典、丹麥以及德國北部的薩克遜(Saxony)地區,在中世紀早期確實共享了一套「日耳曼習慣法」文化,其核心就是「法律屬於人民,而非國王」。雖然這些地區最終走向了君主制,但其地理環境在早期確實極其有利於這種「類無政府」的契約社會。當時的丹麥日德蘭半島、德國北部(如弗里斯蘭 Frisia)和瑞典南部,布滿了廣大的沼澤、濕地與茂密的原始森林。在缺乏道路的年代,沉重的重裝騎兵(王權的象徵)根本無法進入這些泥濘區域。德國北部的弗里斯蘭人,正是利用這種沼澤地形,拒絕封建領主統治長達數百年。他們直接向皇帝效忠(名義上),實際上過著沒有領主、只有法律與自治農民的生活,這非常接近「無政府資本主義」。北德與丹麥的平原與丘陵是自給自足的小型社群,早期的日耳曼人以「馬克」(Mark,即村社)為單位運作。地理上,每個社群都能在自己的林地、草場和農田達成資源閉環。當一個社群不需要依賴外部資源(如跨區域的水利系統)時,就沒有必要建立一個昂貴的中央政府。波羅的海與北海網絡擁有密集的河流系統(如易北河、威悉河)與漫長的海岸線。如果地方酋長或早期的國王試圖過度徵稅,農民與商人可以輕易帶著船隻與動產轉移到另一個河口。地理上的「易於逃離」是抑制暴政、迫使統治者必須以「契約」而非「強權」與人民溝通的關鍵因素。在這些地區,法律的裁決通常在特定的地理標誌物(如巨石、大樹或山丘)下由露天議會(Thing)舉行。由於缺乏雄偉的城堡或中央都市,早期的政治權力是移動式且露天的。這種「所有人都能參與法律制定」的傳統,是因為地理環境沒有賦予任何一方絕對的戰略制高點(例如易守難攻的中央首都)。北德與丹麥的「沼澤與森林」提供了物理上的自治空間,而「海洋與河流」提供了權力競爭的流動性。這兩者共同塑造了一種「以法律契約為核心,行政權力被稀釋」的早期社會。當強大的外敵(如查理曼大帝的擴張)壓境時,這些地區被迫進行軍事整合。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忍受一個中央集權的「戰時首領」(國王),這才逐漸瓦解了原有的「強個人、弱中央」文化。(未完待續)

bill
等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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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31 11:11
(接續上一個留言)冰島自由邦無行政權與執法機關只有負責立法與司法裁決的「冰島議會」(Althing),但完全沒有警察、軍隊或官僚機構。即便法院判決某人有罪(如判處流放),執行該判決的責任也落在原告或受害者家屬身上。如果勝訴方不夠強大,判決可能根本無法執行。冰島自由邦由多個半自治的酋長領(Goðorð)組成的集合體,成員自願加入。自願加入的成員並非基於地理邊界的領土實體,而是基於「個人效忠契約」。農民可以自由選擇效忠於任何一個酋長,且不限於居住地附近的酋長,酋長職位(Goðorð)實際上是一種財產,可以繼承、轉讓、買賣。這種高度契約化、市場化的特徵與傳統的血緣部落聯盟截然不同。冰島自由邦的運作是法律至上,擁有極其精密且成文的法律系統(如《灰雁法典》 Grágás),由於其「法律與執法完全私有化」的特點,許多現代政治經濟學家(如大衛·傅利曼)將其視為「無政府資本主義」(Anarcho-capitalism)的歷史案例。冰島自由邦是一個高度法律化但無國家(Stateless)的政權集合體。它透過全國唯一的議會(Althing)維持法律的統一性,但在權力執行上完全去中心化。它在歷史上維持了約 330 年的穩定,直到 13 世紀因內部資源爭奪引發內戰(斯特朗家族時代),最終才在 1262 年因無法維持社會秩序而選擇效忠挪威國王,轉變為君主制下的領土。(未完待續)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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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31 11:00
出岫閒雲版主不斷強調民主卻把基督新教跟民主掛勾根本不符合歐洲歷史孕育民主的真相,歐洲歷史孕育民主透過三因素:古希臘城邦直接民主、羅馬共和法律、日耳曼語族的「無國家社會」 930年建立的「冰島自由邦」(Icelandic Commonwealth)在現代政治學與法律定義中,被定位為一個「無國家社會」(Stateless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