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6年起，台灣大體完成了民主化轉型。而此後的二十五年裡，藍營只有八年的執政期，其他時間都是綠營主政。（2004年，藍營本來幾乎要重回執政了，卻因為莫名其妙的一場槍擊案，又輸掉了江山。）從此，藍營人士大部分時間處於在野狀態。

也許，從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藍營就已經感受到那種被邊緣化、被懷疑的氣氛。很多藍營支持者大概都曾有一種感覺：從堂堂正正的執政者，變成被監督、被挑戰、甚至被嘲諷的在野黨。這種心理落差，會讓人覺得不是單純政黨輪替，而是地位的剝奪。有人甚至會覺得，是自己「被背叛了」，被自己深信不疑的國家拋棄了。

他們覺得委屈。是的，應該就是「委屈」這兩個字。

好比像國民黨黨產的清算，在綠營眼中是歷史正義的遲來實踐，但在許多藍營支持者眼中卻是赤裸裸的政治鬥爭。他們會說：「我們艱苦抗戰，好不容易才收復了台灣，怎麼現在變成我們是竊據資源的惡人？」這種心理落差很深，尤其當「國家」不再等同於「國民黨」之後，某些外省家庭的長輩會忽然發現，他們過去所忠誠效忠的體系，不但不再是主流，還被視為歷史問題。

再說一件許多人熟悉的事：2018年台大校長管中閔的任命案。在藍營支持者眼中，那是「你們不讓我們的人上來」，進一步驗證了他們對「綠營掌權後處處排擠我們」的感覺。但是，那是否涉及制度糾紛，則不太被考慮。不只如此，像一些藍營偏愛的媒體在NCC審查中接連受挫、藍營藝人因發言被抵制，甚至有些人從此轉往大陸發展……這些事累積起來，逐漸強化了他們「被邊緣化」的集體情緒。

有些藍營人士可能會產生如下的感受：「民進黨讓我覺得，我們一直都在做錯事。」那種糟糕的心情，不是政策之爭可以解釋的，而是整個身份認同的顛覆感。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種情緒：綠營的委屈。

當我們說藍營感到委屈，很多綠營朋友會直覺反彈：「那我們呢？我們被打壓了四十年耶！」白色恐怖時期的審訊、牢獄與監控不是抽象的歷史名詞，而是真實存在於成千上萬人家庭裡的傷痕。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1989年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自焚、台大哲學系事件…，難道不是因為整個體制不容異議？這些事情可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無比真實、感受強烈的經歷。當然，還有許多無名的黨外青年、社運人士，曾在酷暑與冷風中走街串巷，推動改革，一步一腳印撐出今日民主的地基。

只不過，這段歷史，在一些藍營朋友的敘事中被稀釋了。他們會說：「現在不是都民主了嗎？你們還要翻舊帳？」就像有些中國年輕人說：「文革早就過去了，現在日子不是過得很好嗎？」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活在仇恨裡，但如果集體記憶不被理解、不被承認，那就很難真正和解。

我們都習慣只從自己認定的時間點和所選擇的記憶面向開始「算帳」：藍營從2000年開始算，綠營從1945/1949年開始算；藍營記得綠營的諸多小動作，還有一些「荒誕」、放任的行徑；綠營則記得國民黨在兩蔣時期的威權統治與警總、保密局、政戰部...的諸多陰暗動作。結果，彼此都覺得受害最深，互不體諒，無法相見以誠。

這就像一場親子衝突：父母說自己一輩子奉獻，孩子卻說「你們從來不懂我」。雙方說的都是真實的感受，但彼此都覺得對方不講理。台灣的藍綠裂痕，也許就是這樣一場跨代的、跨文化的深層衝突，夾雜著情緒、記憶與認同。

我不是要說「大家都要原諒對方」，也不是要假裝「彼此其實沒差多少」。而是想說：如果我們能試著停下來，不那麼急著反駁對方、反感對方，或許可以看見更多。

當藍營朋友說他們感到被打壓時，我願意聽。我也希望當綠營朋友說他們承受了長年的不義時，藍營也願意聽。這樣，或許我們不會總是在重演對罵、對抗的老戲碼，而能一起為這個島嶼寫出新的一頁。

民主，不只是投票輪替，不只是口頭上的自由，更是一種彼此承認的關係。若我們只能承認自己受的苦、否認對方的傷，那民主永遠只是一張選票，卻不是一種共生。在面對對岸的武統威脅的嚴峻情勢下，台灣的民主還能不能維繫，民主能不能挽救台灣於危亡，恐怕要看台灣民眾能不能有充分的互相愛惜與諒解。

這塊土地上，有太多的委屈與怨懟，但也有太多值得珍惜的自由與進步。我們不必對過去都達成共識，但我們可以對未來許下共願。

讓我們試著從「理解」開始。同情的理解，不是放棄立場；同情的理解，是願意相信對方也是人，也會痛，也會怕，也會愛這塊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