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主張台獨不是道德墮落」一文，再度受到網友T先生的批駁。他認為我一直在貶損、奚落中國人、中國文化。而我說我認為自己對中國、對中共的批判其實是出於對中國的善意時，他則表示我的這種說法「給人的感覺是惡毒加上虛偽」。我其實很猶豫是不是要繼續為自己辯護。我已經多次試著為自己辯護過，但是，顯然對某些人來說，我的辯護似乎只是更顯示我的動機有問題。

我承認，指出中國文化的缺失，的確可能有貶損的效果，可能會讓一些維護中國文化的聽者覺得不悅。但是，我作為說者，是不是意在「奚落」，則涉及我說話的動機。針對某些文化議題的批判，即使造成貶損，卻也可能通過文化改革而得以彌補、提升、改進。批判的動機可能是在促進改革而非奚落。認定我是意在奚落，是對我動機的武斷推測。

T先生常常在我的文章中找動機，甚至是持續主打動機這個面向，但動機是看不見的，別人只能用猜的。而T先生總是認定我的文化批判是出於惡意。我卻無法反證。這恐怕是動機論的一個普遍問題。

我並不很在乎他個人對我的誤解。問題是，看起來持與他類似看法的人不只是一、二人；而且，他還可能會影響其他人的看法，這就比較讓我困擾。我無可奈何，只能盡力而為。

長期下來，我有個感觸，就是我受到社會學的學術訓練，對「批判」言論傾向給予肯定的評價，即使覺得批判有過當的問題，我也傾向去容忍、去從中尋找有積極意義的內涵。而那些常常反駁我的人對批判言論則較預持否定的態度，特別是對他們已經形成支持態度的事物，就更容易視批判為洪水猛獸，而難以忍受這種批判。

問題是，這很可能會帶來重大的整體文化得失。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幾乎總是受到文化保守派的反感與反駁。長期下來，文化進步就非常困難。但是，文化保守派往往是多數，而他們也往往拒絕反省自己的保守態度，把自己的這種態度理所當然化。如此，文化批判與文化改革的可能性就會變得很小。這其實是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文化本身不是靜止不變的，它總是在人與人的對話、衝突與再思中才得以延續與轉化。如果我們一味地防衛傳統、抗拒批判，那麼這種文化就逐漸走向封閉與自足，失去了面對現代問題的活力與調整能力。批判不見得全然正確，但它至少打開了討論的空間，讓我們得以重新省思哪些觀念已經過時、哪些習慣阻礙了更健康的社會關係。這不是「奚落」，而是負責任的思考與言說。

我知道，有些人會因為強烈的文化認同，而將任何批判視為「不愛」甚至「敵視」中國文化。但我恰恰是因為曾經深受這套文化熏陶、也看見它的光輝與侷限，才更有動力指出它需要修正之處。真正的文化認同，不該是對一切缺陷視而不見，而是願意承擔內部更新的責任。

因此，我願意繼續說，即使常常招來誤解與指責。因為沉默，不會帶來改變；而批判，至少還保留了希望。

有時候，我甚至覺得，這些對文化批判的敵意，本身也是一種傷痕記憶的反映。近代中國長期飽受外侮與恥辱，那種「不被尊重」、「被人看不起」的集體心理，仍深埋在許多人的文化潛意識裡。於是，當有人指出中國文化內部的問題時，即便是出於善意，也容易被解讀為附和外人、內鬥內行。可是，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心理創傷，更需要有人冷靜地指出，我們究竟還有什麼未曾面對、甚至不敢面對的問題。否則，我們就會永遠被困在一種脆弱的自尊裡，只能靠自我肯定與拒絕批判來維持文化的「面子」，卻無法真正建立文化的「骨氣」。

舉個具體的例子：像「面子文化」、「關係至上」、「羞恥導向而非罪感導向的倫理體系」、「大眾從眾性強」，乃至「誠信的普遍不足」…，我以為這些現象在中國社會中確實很常見，也確實造成許多社會病灶，比如對權威的盲從、對真誠的恐懼、對揭露問題者的打壓。如果這些特質長年存在，卻因為「我們自己的文化不能批評」而被壓制不談，長遠來看只會導致內部腐爛。文化的活力來自於不斷自我修正，並不在於它是否完美，而在於它是否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不完美。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站在文化之外說話。恰恰相反，我是在文化之內，不斷對話、不斷失望，也不斷希望。我知道，我所說的未必能說服所有人，但如果我們連說的空間都沒有、連較直率的批判性言詞都被指控為「敵意」，那麼這個文化就真的病得不輕了。對文化最大的尊重，並不是無條件捍衛，而是願意承認它的侷限，並陪它一起成長。

所以，我說的話，別人可以不認同，但請不要那麼急著把我劃出文化的圈子之外。因為文化從來不是靠圍牆來維護的，而是靠對話來深化的。如果我們連一點點誠懇的批判都容不下，那麼我們要如何期待世界尊重我們的文化？畢竟，連我們自己，都還沒學會如何面對它。

台灣民眾批判中國文化，特別容易讓一些親中派反感。但是，大家何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這件事？台灣民眾才更有迴旋空間與自由度去檢視中國文化，並且較能暢所欲言。這是中國文化得到反省、改進的好機會，而未必會導致被消滅的危機。會擔心後面這種可能，很可能是源於對中國文化缺乏真正的信心。

也許我還可以再對這裡所謂文化保守派在當前的意義做進一步的檢討。具體來說，當今中國的統治者是中國共產黨，而中共政權的興起，原本就是以批判傳統中國文化為出發點的。從新文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中共曾自詡為「破舊立新」的先鋒，意圖徹底改造中國人的思想與文化結構，擺脫傳統文化中所謂的「封建遺毒」。這段歷史不能被遺忘。

然而，今日的中共，早已放棄這種批判立場。出於對政權穩定的考量，它反而轉向利用傳統中國文化中有助於集體服從與等級秩序的部分，例如「孝道」、「家國一體」、「聖君思維」、「天命觀念」等等，來強化其統治合法性。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已不再是一個文化革命的推動者，反而成為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實踐者。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種轉變？如果有人批評中共背叛了當年的文化革命理想，這種說法在歷史上確實有根據，也具有合理性，因為今日的中共與當年那種「砸碎孔家店」的激進姿態，幾乎已經毫無關聯。而如果有人反過來說，中共今日回歸了中國文化的正軌，因此值得嘉許，那這樣的說法恐怕需要被質疑：首先，中共所「回歸」的，其實是對傳統文化中最服從、最壓抑、最有利於威權統治的部分加以利用；其次，它的目的並非真正尊重或理解傳統文化的深層價值，而是工具性地提取某些元素，為其現代專制披上文化正當性的外衣。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種轉變解讀為「背叛」或「回歸」那樣的單一路線。它是一種混合式的、權宜性的文化操作——既非忠誠於傳統，也非忠誠於革命，而是忠誠於權力本身。這樣的文化姿態，才更值得我們冷靜地識破與揭露。

如果我們要討論中國文化的問題，就不能忽略中共對文化的操控與重新詮釋。而這正是我批判中國文化時不得不面對的結構現實。我不僅是批判傳統文化的侷限，也是批判今日中共對文化話語權的壟斷。T先生若只看到我對中國文化的批評，卻看不到我對中共文化策略的警覺，那正好說明我們對「文化」這一詞的理解出了問題：文化不是靜態的符號，也不是國族的表皮，而是一種可以被扭曲、被利用、也可以被重建的社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