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藍田先生再次提供詳細且深入的觀點，我閱讀後希望就以下幾點再進一步與你討論。不是為了爭辯誰對誰錯，而是希望把問題看得更立體些、清晰些。

一、「秦制影響是否被誇大」與制度延續的問題

對「秦制」的強調，其實是受到歷史學者秦暉與劉仲敬兩位的影響。強調秦制，未必是強調秦始皇個人或其朝代的影響。你指出秦始皇的統一措施（如書同文、郡縣制）其實根基薄弱，因為秦帝國統治期間很短。但其制度影響遠超其國祚。雖然秦亡，但漢承其制，漢武帝進一步鞏固中央集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基本上延續並鞏固了「秦制」的架構。中國歷代王朝絕少回到封建分權，而幾乎無一例外採用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這本身就說明「秦制」雖非牢不可破，但成為了長期制度模式。

秦制之得以持續，一個最簡單的可能理由就是要維持帝國的起碼整合。如何整合而不陷入混亂，並且不至於失去統治權力，秦制似乎是最現成而又可行的辦法。當然，漢朝採用了陽儒陰法的策略，讓秦制的維繫變得更具韌性。儒家思想與法家相異，兩者卻可能有某種程度的互補效果。

至於「書同文」只統一書寫而非口語，這點無誤，但制度的控制力往往從語言書寫開始，這一點在歐洲歷史中（如拉丁文對知識壟斷）亦然。統一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治理工具。

二、地理因素與思想控制的互動

我也同意地理條件（如平原、交通、可耕地集中等）對中國政權整合有極大影響，這也是《槍炮、病菌與鋼鐵》提出的重要觀點。但地理條件創造的是可能性空間，不必然導致制度必然發展路徑。

歷史上，不少地理條件相似的地區也可能產生不同制度。中國的大一統不只是地理塑造的結果，更與王權崇拜、思想整合、文字壟斷密切相關。秦漢以後「書同文、行同倫、教同義」的治理邏輯，是政治設計與文化選擇的結果，而非單一自然地理的延伸。

三、歐洲中世紀是否毫無思想多元與市民社會？

關於你說「中古歐洲封建促進多元社會幾乎是鬼扯」，我理解你對中世紀黑暗時期的批判。但這個問題不能只用「黑暗／光明」二分。中世紀確實存在教會壓制異端、獵巫等現象，但同時也孕育出城市自治、行會制度、大學體系與神學哲學辯論空間（如托馬斯．阿奎那與邏輯神學的繁榮），權力的多中心格局反而讓制度壓迫不那麼全面。

如果你接觸過歷史學者劉仲敬或秦暉兩位的學說，大概可以了解到他們對大一統帝國的批評意見。從劉仲敬的觀點來看（他比秦暉的觀點更強烈，甚至極端），中國的大一統時期往往是文明退化的時期。而相對來說，封建領主體制容許競爭與多元，故有利於文明進步。相對於傳統中國，中古歐洲與日本都比較屬於封建領主體制，而他們的進步速度也比傳統中國要快。

另外，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約在五世紀的時候就發展出所謂「雙劍觀」與「雙城說」。也就是說，教義容許宗教勢力與世俗政治勢力平行存在。這種政教分離的狀態，其實有利於留下較多統治空隙，容許其他類型群體的發展，包括市民社會。而在政治學者洛克的討論中，市民社會對民主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反觀中國，皇權與思想的高度統一性，乃至政教合一的統治型態，使得任何非主流的聲音往往難以制度化存續。歐洲的「制度多頭」與中國的「一元集權」，在歷史上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空間與思想彈性，這是值得對照的。

四、殖民主義與民主制度的關係：不全然否定，但不能化約

你指出歐洲近代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發展與殖民掠奪密切相關，這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我也不會否認殖民主義的剝削與不義對現代制度造成矛盾性的影響。

但問題是：殖民與掠奪提供資源，並不必然催生民主制度，例如西班牙與葡萄牙殖民廣泛，但民主發展卻非常緩慢。民主制度之所以在荷蘭、英國、美國開展，除了資本累積，也需要思想啟蒙、市民抗爭、憲政傳統等因素共同促成。

我受到社會學學說的影響，深信宗教倫理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上述荷蘭、英國、美國、瑞士、德國…的一個共同特色是他們都屬於基督新教，特別是新教中的清教或卡爾文教派。反之，幾年前出現的所謂歐豬四國（PIGS），恰是天主教與東正教國家，而無新教國家在內。這應該不是偶然，而是宗教倫理在起作用，甚至影響及於其他方面（包括經濟發展）的結果。總之，我們不宜簡化認為是「殖民＝民主」或說富裕才能導致民主化。

更重要的是，當代民主社會內部的制度精神與公民意識，已遠超原始資源分配問題。我們在討論民主制度的價值時，是看它是否能提供制度性糾錯空間、保障少數權益、維持公開辯論與社會創新，而不是一味歌頌「白人成功經驗」。

五、「是專制壓制創意，還是創意不足導致專制？」

這是你提出的核心反駁點。我認為這其實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影響的動態關係。

在某些歷史階段，創意公共精神缺乏，可能導致專制得以穩固；但同時，制度的設計若壓抑創新與異見，會阻斷創意公共精神的生成條件。例如，當言論與結社不自由、知識資源壟斷、權威不能挑戰時，創意不但難產生，也難持續。

所以，我傾向認為專制與創意缺乏之間是惡性循環，而非單向因果。

不過，話說回來，創意作為人的內在特質，與民主制或專制制度作為制度，兩者之間雖然很可能是互為因果，但我還是會強調制度作為因的邏輯順序。姑且不管兩者之間在歷史上的實際因果先後，至少，制度是比較可通過政策路線來開展的事物，而創意則比較不可被操弄。它比較是長期環境熏陶之下的產物。所以，我還是偏向強調：通過制度改革與思想自由化，來促進社會整體的創意表現。

六、關於以泛道德論譴責中國人缺乏道德情操才會專制的說法

我很不贊成”泛道德主義”的態度，我當然也不會接受說我是泛道德主義者。至於說我“譴責中國人缺乏道德情操才會專制”，我更是不知道在說什麼。至少，在我的主帖中，我是以專制體制為自變項，解釋創意缺乏的問題。至於專制統治為什麼會形成，我確實也常常嘗試提出我的解釋觀點。但是，說我是從“泛道德論譴責中國人缺乏道德情操才會專制”，我就完全不能理解，這是依據我的哪一段討論得出的印象呢？

我對中國的專制統治的成因的討論，有複雜的論述。但不是泛道德論，最多是部分和中國社會的倫理型態有關。如果有必要，我會再另文來討論。希望能夠讓大家確實了解我的想法。

結語

再次感謝你引介《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這本書確實有其啟發性，也提醒我們不要用道德論來解釋制度差異。但我相信，我們可以同時承認制度受到地理與物質條件的影響，也不放棄探討制度與文化選擇的自主性。同時，我也順便再強調“Why nations fail”一書，對槍砲一書其實有些批評意見。

我不反對理性地分析歷史根源，也從未用道德高地來批判整個民族。但我們若關心當代制度的前途，就不能忽略專制制度對創意與改革的傷害。

歡迎你繼續討論，我也希望這場交流能讓更多人思考制度與文化之間複雜又重要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