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近年來在台灣的輿論場上常被提起，大意是：「制度沒有那麼重要，關鍵還是看人；同樣的制度，不同的人領導就會產生不同結果。」這種說法聽起來有些道理，甚至還能舉出例子佐證，比如說：美國的雷根與川普，中國的毛澤東與鄧小平。他們的領導風格截然不同，即使都是在類似的制度下，執政結果卻有差別。

上面這種說法大體其實是在為專制制度辯護，欲指出專制制度並不一定就比較差，重要的是人，不是制度。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種「去制度化的相對主義」（de-institutional relativism）。它忽略了制度本身對人行為的塑造力，錯將制度當成一個背景、一個可有可無的道具，仿佛人的「品格」或「聰明」才是唯一重要的變項。

這種看法的問題在於：它讓我們看不到制度為什麼重要。以下，我希望試著指出，專制制度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它壓抑人民的創意，最後導致整個社會陷入歷史困局之中。

專制制度的代價是導致人民創意凋萎，甚至因此陷入歷史困局。

除了政治壓迫與人權受限，專制制度更深層的代價，在於對人民創造力的長期壓抑。這種壓抑不一定總是以血腥形式展現，而常是以制度化的不信任、不鼓勵、不容許多樣性表達的方式，緩慢而全面地削弱社會的創新機能。專制統治下，統治者們讓人民大眾逐漸相信，人必須被嚴格管制，否則社會就會亂；至於人民在自由情境下的創意，乃至會有美好的品德開展，這種美好的事情根本難以取信中國大眾。

傳統中國社會正是這樣一種制度安排的典型。它以中央集權、科舉選才、儒家倫理為骨架，構築出一套極為穩定、但同時極度僵化的社會結構。這套結構固然能維持低度整合與基本秩序，卻以抹除多樣性與壓制思想差異為代價，扼殺了無數可能的創意與改革種子。

歷代王朝皆以「異端邪說」為名，消滅思想流派；地方創新若非奉旨推行，幾無立足之地。思想創意的生長空間不僅小，還被視為「不安分」、「危及穩定」的象徵。長期下來，整個社會彷彿被一層無形的網罩住，制度強大而人民沉默，秩序維持但活力凋零。

這種歷史性的創新匱乏，使得中國在19世紀遭遇西方衝擊時，毫無招架之力。當工業化與科學技術從歐洲湧入，中國卻仍停留在以八股文選官、以農政為本的思維框架中。與其說中國是輸給了火砲與蒸汽，不如說是輸給了對自由思想與制度創新的壓制。

最近拜網路之賜，一些百餘年前的舊照片也陸續出現，其中特別讓人感覺震撼、心痛的舊照片組呈現了百餘年前中國與同時期西方世界的景象。那是無法同時被納入心靈安放的兩個世界。舊照片中，百餘年前的中國呈現的不只是貧困與落後，而且還有精神上的空虛。總之，是個讓人不忍卒睹的模樣。自詡五千年文明的國度，又是在滿清這個長期強盛的王朝，怎麼和人一比，卻顯得如此不堪？

到了晚近，中國雖付出巨大代價希望改變這種社會性格，從洋務運動到新文化運動，從五四精神到八零年代的改革開放，都可見一種突破舊體制的強烈渴望。然而，只要對專制體制的執著未被鬆動，中國仍會不自覺地重返那條「以穩定為名、犧牲創意」的老路。

今日中國大陸表面繁華，科技發展亦有亮點，然而在資訊封鎖、言論審查、學術管控、政策拍腦的體制下，真正的制度性創新空間已日益萎縮。無數年輕人被困在「不出格」的社會氛圍中，學會了自我審查與服從，而不再相信異想天開是值得驕傲的美德。

這不是個人勤奮不夠，不是技術不精，而是整個體制不鼓勵自由探索。一個社會不怕有人走錯路，但最怕所有人都不敢嘗試。那樣所犧牲的大眾的創意，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巨大。

問題是，在缺乏比較的情況下，集體並不容易自覺。和其他國家相比究竟如何，也並不容易比出明確結果來。人們可以努力辯護我群的表現，甚至營造出各種對比假象。再者，有些事物本來就並不容易進行比較，尤其是「創意」這種東西。但是，等到已經形成了具體成果，並且顯示出顯著差距時，往往已經時不我與。中日甲午戰爭，其實就是一次具體成果的比較，而且，中國以外顯出落後，甚至是顯著落後，這才逼出了清末的革命浪潮。問題是，中國人並不因此就我群心甘情願承認自己在制度層面的問題。往往只要稍有好光景，許多中國人就會再度神氣活現、自以為是，而忘記因制度而落後的根本問題。

唯有走向民主制度，讓人民能夠公開辯論、自由選擇、多元參與，創新與改革才不會變成少數「特許人」的特權，而成為全民參與的社會常態。民主制度最大的優點，不在於它能立刻帶來最好的政策，而在於它讓錯誤可以被修正、讓創意能被允許存在。

這正是中國歷史上所長期缺乏的結構性條件。中國若真要成為一個能與世界並肩、甚至引領未來的國家，就不能再把穩定與秩序當作壓制創意的理由。它必須打破專制體制對創新基因的持續扼殺，讓制度真正為人民的創意與夢想服務。

否則，一切所謂的「科技強國」「文化復興」，終將只是被體制俘虜的虛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