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常聽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這類說法，這些語言本身充滿溫情，也塑造出某種穩固的、統一的民族認同。然而，若我們稍微回顧歷史、細讀現實，就會發現——民族的界線，其實是游離而多變的，它既不是天生的，更不是恆定的。

以抗日戰爭時期為例，歷史課本裡我們學到的是「萬眾一心抗日」，但事實上情況遠比這更複雜。當華北與東北淪陷於日本帝國之手時，在地的反應並不一致。有些人選擇了抗戰，有些人則投靠了新成立的政權——例如滿洲國。

滿洲國的成立並非單純的外來強加，而有不少清朝遺老、前貴族、地方菁英與日本合作，這不是因為他們「天生叛國」，而是因為他們的民族認同本就不完全與「中華」捆綁——他們認為自己是「滿洲人」。像川島芳子這樣的滿人，投身日本軍方的工作，也是一種選擇，只是這個選擇違背了後來勝利者所建構的民族敘事。

蒙古人的情況也是如此。20世紀初期到抗戰時期，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積極推動「蒙古自治運動」，後來與日本合作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這些歷史在中國教科書裡往往被視為「分裂」或「賣國」，但在德王自己的視角，這是他作為蒙古人的主體選擇。他的民族認同是蒙古，而非中華。

再來看維吾爾族問題。今天的新疆局勢，讓我們更難忽視：所謂「中華民族」的統合與涵蓋，其實從來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共識，而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建構。有人認同，有人被動納入，有人抗拒。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既是一種政治想像，也是一種權力過程。

所以我們要問：誰有權決定誰是「自己人」？誰是「外人」？

這其實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不獨中國如此。美國的黑人、原住民、拉丁裔；法國的穆斯林；日本的琉球人與在日韓人……每一個民族國家，都面臨著這樣的內部分歧與邊界模糊。這不是中華民族特有的「難題」，而是人類政治組織邁向現代國家的一個通病。

在金庸的小說「天龍八部」裡，故事主人公之一的蕭峰的經歷與處境，很能反映民族認同的複雜與困難。蕭峰本來以為自己是宋人（也可以說是漢人），他也以宋人為認同與效忠對象，結果卻發現自己其實是遼人。他最後的自殺，大概部分就是因為始終難以擺平這種內心的認同糾結。

其實，如果每個人都認真去回溯，都可能發現自己原來不是自己認為的或想像的那種血統源流。譬如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質疑，所謂炎黃二帝，可能是屬於「北方少數民族」，而不是當時的中原土著。那麼，在族源上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自居？

因此，我想說的是——我們當然可以有民族情感，甚至對民族有所認同；但我們更應該有能力承認：民族不是本質性的、不可質疑的單位，而是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語言、文化、歷史經驗交織而成的結果，最終也會隨著制度、記憶與主體選擇而變動。

正因民族界線游離，我們更應該用民主原則來面對它。當一個社會有言論自由、自治制度、法治保障，那麼不同族群就能透過和平方式來協商彼此的位置，而不需要靠強硬同化、壓制多元、掩蓋差異。

如果「民族」這個詞的內涵無法包容差異、無法回應歷史的矛盾、無法給予選擇的空間，那麼它只會成為壓迫的工具。而唯有民主，才能讓民族真正成為人們自由選擇認同的一部分，而非一種強制性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