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錄》是一位資深共產黨員的自傳體著作。作者韋君宜在書中提到：「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遠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著最高的希望······何必膽怯？我將歡迎能下決心的拙笨的民主！」也就是說，這本書的作者在痛定思痛之餘，認識到民主制的可貴，與獨裁體制的有害。這本書讀來讓人心痛，也讓人沉思，因為那不是抽象的歷史，而是一個人的苦難記憶，乃至最深的懺悔式的結論：要民主，不要獨裁。

但我們恐怕必須要帶著冷酷但理性的態度追問：這樣一本沉痛的書，究竟是誰在說話？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嗎？還是一個幸運得以發聲的個體，即使他曾經是共產黨員？

作者是一位共產黨員，沒錯。但我們都知道，她當然並不能代表整個共產黨，共產黨也從未正式、公開說過這種話。而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出版，也許不是因為體制的寬容，更未必是出於共產黨的誠懇悔過，而是體制內某些縫隙剛好沒有合上，又或是權力鬥爭中的某種利用。書今天能出，明天就可能被禁——這不是一個穩固的反省環境，而是一場風險中的僥倖。

現在親共的刁卿蕙女士似乎認為思痛錄這本書可代表共產黨的懺悔；而書中所述的苦難則會帶給中國新的生機，「所有的受難者的痛苦所匯聚的國殇大河，可以成為毁滅一個國族的暗力，也可以轉换成豐沛的能量--成為一條母親之河，澆灌，修補，營養曾經受創的大地。」。這話很有振奮人心的作用，但恐怕並不符合事實，至少不是眼前還沒有在政治體制上進行根本改革的中共所能展現的前景。雖然書最後得到出版，但是，現在據說只有盜版書，最挺這本書的人是胡耀邦，問題是胡趙顯然成為中共中央的異數、另類。如果說這是代表共產黨的懺悔，那我會說，那是一種不說出口的懺悔，一種既不願承擔也不容質詢的懺悔，一種權力者從未親自低頭的懺悔。

真誠的懺悔，不應只是偶爾容忍個別人說，而是由有代表性的人物站出來說——在天安門，在人民大會堂，在課本與紀念碑上，說出：「這是我們的錯，這不會再發生。」

但今天的中國，仍然讚頌毛澤東，壓制六四記憶，刪除反思文章。這不是記憶的釋懷，而是選擇性的壓制；不是懺悔，而是精算過後的展示。

我並不完全否認今天的中國已經有某些方面的進步，也不全盤否定每一位共產黨員的良知。但我堅信：當體制不能公開承認過錯，當制度沒有任何內建的自我糾錯機制，那麼所有的反省與進步，都還是浮在權力之上的易碎表象。

真正能讓民族走向成熟的，不只是苦難，也不只是某方面的重建，而是從權力到制度的誠實面對與深層改變。

我想補充的是：真正的懺悔，不只是承認錯誤，更包括承擔責任與制度上的改變。

比如《思痛錄》這類出版物，如果只是私人記憶或知識分子的反省，而非官方層面的制度檢討，那麼它比較像是人民對歷史的哀悼，而不是政權的懺悔。

我們可以思考幾個問題來檢視這點：

1. 加害者是否有受到清算或公開問責？

文革的主要策動者毛澤東，至今仍被寫進憲法、掛在天安門。這種對歷史罪行的不清算，其實讓「錯誤」沒有真正的代價，反而成為一種可被控制與選擇性使用的記憶資源。

2. 制度是否建立起防止悲劇重演的機制？

如果制度沒有改變，若仍然是「一黨專政、言論受控、個人崇拜」，那文革的結構性風險仍然存在，只是暫時被壓制，而非真正消除。

3. 所謂的民族復興，是建立在哪種歷史敘事之上？

如果「復興」是建立在選擇性遺忘、甚至美化加害者的基礎上，那它的「成熟」可能只是表面的穩定，而非來自深層的自由與人道。

再以刁女士提到的美國為對比：美國確實存在虛偽與偽善，這點不容否認；但美國也歷經過內戰、民權運動、水門事件，甚至現在的左右撕裂，但她的體制容得下反省者與反對者，而不是像中國那樣，把批判歷史的人送進牢獄，或禁言，或者趕到境外（例如劉曉波、秦晖、許章潤…等的遭遇）。

所以我不是說中國沒有進步，而是想說——一個政權若不能容納對自己的深層批評，這種「進步」很可能是以壓抑為代價的整齊，而非真正能持久的成熟。

坦白說，我對中國社會有個很深的感慨，就是典型的中國人很少有真誠認錯、懺悔的行動。這其實讓中國文明很難藉著認錯而改正，並且走上更成熟、理性的道路。中共，我也從未看到他們真誠認錯。文革被稱為浩劫，但是，事後除了對四人幫進行徹底否定外，其實還是沒有真誠的、對體制的悔改；沒有對最關鍵的問題—統治形式的問題—做出認錯與改革。八十年代的中共，曾經似乎接近那個要在政治制度方面認錯、改革的思想高度，卻來了一個大撲跌，政治改革從此完全停滯，甚至倒退。八九的大撲跌，雖然不是必然，卻也不是偶然。那是專制體制自我束縛的典型發展，是集權暴政陷入了騎虎難下的窘境。而民眾若看不到中共的這種自我困局，還一味善意相信中共在向好發展。這其實帶有自欺心理。如果不願意清醒過來，中國不會真正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