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運動”行動聲明   2008年11月9日 星期日 

行動緣起

陳雲林先生訪台期間，發生多起侵害人民的表意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的事件。例如：11月3日下午，圓山飯店牌樓下，揮舞雪山獅子旗的人被警察奪走旗幟；4日上午，警察沒收圓山飯店內市民陳育青的攝影機，並強制押回警局；4日晚間，位於中山北路的上揚唱片行播放〈台灣之歌〉，警方衝入店家關掉音樂，並強制拉下鐵門。絕大多數遭致警察暴力相向的民眾，根本不曾靠近陳雲林人身，有的市民甚至只是路過、停留或單純拍攝記錄，即遭受上述對待。一連串事件中，警察乃「奉命」行動，而非「執法」，因為當人民詢問警察執的是哪一條法，警察自己也不清楚。警察應「依法行政」，但在國賓來訪期間的部分事件中，警察的行動顯然取消了言論自由，號令警察的官員漠視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規範公民行為與警察職權的法律彷彿都不存在。是什麼樣的政策使得警民暴力相向、彼此傷害，言論自由被暴力消音－－對此，我們無比義憤。

國賓離台後，一切看似重上軌道，但是國家機器漠視法律的情形必須被正視，我們認為國家的領導團隊必須就這段期間的警察違法濫權出面道歉，並承認行政濫權是錯誤；負責維安策略、實際指揮公權力的警政署長與國安局長必須下台，為其決策與指揮負起責任；同時，調查每一起國家暴力侵犯人民基本權益的事件並進行懲處，這樣人民的基本自由才能重獲保障。然而，6日之前，政府漠視激湧的批評聲浪，甚至為這段期間的警察執法行為背書，我們難以期待體制內的管道能讓行政首長承認錯誤，只好以非暴力的靜坐形式，發起11月6日行政院前的抗議，以非暴力、合理卻不合法的方式靜坐，突顯法律的問題。11月7日下午四點，警方將我們驅離，這是必須承受的後果，我們欣然接受。依據所有運動參與者早先的決議，我們來到自由廣場，決定不依集會遊行法申請集會，以對抗這一個必須被修改的法律；我們將在自由廣場持續靜坐，直到執政者對於我們的三點訴求做出回應。經各地靜坐同學串聯表決，我們決定了靜坐抗議運動的名字：「野草莓運動」。

三項訴求

野草莓運動的訴求有三：
(1)馬英九總統與劉兆玄院長公開道歉； 

(2)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下台；
(3)修改集會遊行法。

以下分別說明。第一點與第二點是為了強調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犯下的錯誤，要求政府尊重憲法、依照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意旨行法治。言論自由被傷害了，我們必須正視，這是我們的消極要求。言論自由為甚麼重要？試想，假使當年政府動員警力驅散凱達格蘭夜市、驅散紅衫軍，那麼台灣的公民就沒有機會聽取社會上不同的意見；正是因為他們沒有被驅散，不同的聲音才得以被聽見。人不是一出生就知道民主是什麼，民主仰賴公民獨立的、理性的判斷，而只有曝露在各種不同的意見中，才能學習如何判斷意見的優劣。言論自由是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條件，是民主的保障。

正因自由如此可貴，憲法明文保障此項自由。位階較低的法律，應該輔助憲法，將之具體實現並定其界限。然而，威權時代、戒嚴時期遺留下來的集會遊行法，卻嚴重危害同屬憲法保障下的集會結社自由。事前許可制是對於人民透過集會遊行表達意見自由的不當箝制；它的禁制區寬免政府機關於民意的挑戰；它授予警察過大的裁量權，儘管人民可以事後提出救濟，然而在當下，該自由已經受到壓制，而壓制所帶來的傷害是無法彌補的。因此，野草莓運動對於自由權保障的積極要求，是修改集會遊行法。但是，我們必須強調，如果國家機關未能依法行政的現象沒有被嚴肅對待，如果人民受傷、權益受損的事件沒有被調查清楚，那麼，即使我們修法確保了我們集會遊行的自由與安全，行政權仍然可能無視於修訂的法律；只要有一時的藉口，公權力隨時可以摀住我們的嘴，不讓我們發聲——這不就是陳雲林先生訪台期間的狀況嗎？

所以，野草莓運動的三項訴求是環環相扣的。已經犯下的錯，我們要求總統與行政院長公開道歉，承認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不可蔑視，承認警察行動應該於法有據，同時，警政署長王卓鈞、國安局長蔡朝明應該下台。如此才能使行政首長承認陳雲林訪台期間確實出現漠視憲法、行政濫權的狀況，才能讓公民相信政府不會重蹈覆轍，這樣我們要求的積極的言論自由，也就是修改集會遊行法，才不會在未來淪為泡影，而集會遊行法之修改，是為了重新確立行政權在例外狀態中無視的憲法，以及憲法保障的基本權益。人權不可以有例外。

我們不會輕易離去。而且，我們強調，如果只修改集會遊行法，行政首長卻沒有公開道歉、政府沒有調查相關事件並懲處失職者，那等於告訴公民，法治原則可以違背、憲法保障的基本權益可以漠視，那麼，即使我們修出一部充分保障集會遊行自由的法，也無法確保我們的言論自由。所以，野草莓運動不會接受方便的下台階，道歉之前，野草莓仍會繼續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