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獲旅居日本的友人慨贈「黃蝶南天舞踏團十年紀念通信」，友人在其中發表的「日本右翼，愛國主義，與台灣太陽花運動」，是個人首次得以認知日本當今政治氛圍中，對台友好的日本右翼，其歷史脈絡及政治動機所在，讓我對近日李登輝訪日所激蕩起的風波，有了日本觀點的不同視野。
透過此文，我們可以借日本在地的觀察，理解日本右翼與台灣台獨勢力的合縱連橫，以及太陽花運動後第三勢力與日方互動的現況。面對崛起中的日本，更深刻地講，是崛起中的日本右翼勢力，台灣自主意識在美日安保及日本右翼反中的暗潮洶湧下，能否持續清醒而堅定的自立，將是無法躲避的課題。
感謝作者簡宇敏大方授權本人轉載，我想不論諸君是泛藍泛綠、或是偏左偏右，認識日本都是關心台灣不可迴避的課題，誠摯推薦本文（不過文長慎入喔）。
日本右翼，愛國主義，與台灣太陽花運動
文／簡宇敏
2014年3月18日，為抗議前日國民黨以30秒時間通過兩岸服貿協議審查，大學生與公民團體突破警方封鎖，闖入立法院，開啟了佔領國會長達24天的太陽花運動。筆者目前僑居地日本，除了公共媒體NHK為此製作長達將近一個小時的紀錄片特輯，左翼思想界龍頭雜誌《世界》（岩波書店）也連續數月專文報導，台灣社會的公民力量可說受到日本極大注目。
然而，更令人注目的是，早在占領事件發生一週後的3月26日，日本右翼組織「加油日本！全國行動委員會（頑張れ日本！全国行動委員会）」與「台灣研究論壇（台湾研究フォーラム）」便發起「加油台灣民主運動！緊急國民行動」，號召群眾前往位於東京的台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支援太陽花運動，並抗議國民黨政權對323佔領行政院發動的鎮壓行動。現場除了世界台灣人大會會旗外，更飄揚著日本右翼活動不可或缺的日之丸旗海，乍看之下可能會令人以為是民族主義團體發動的愛國遊行隊伍。另一方面，現安倍政權中樞、日本最大右翼團體「日本會議」，亦相當關注太陽花運動，曾多次試著邀訪「學運領袖」訪日演講交流；旗下地方議員組織「日本會議地方議員聯盟」更在5月便結成台灣研修視察團，旗下學生組織「全日本學生文化會議」也在9月結成「日台交流學生使節團」，分別與太陽花運動成員進行會談。
相對於因「一個中國政策」而對台灣較不友善的政權或團體，日本的「親台派」右翼政權與組織可能令許多台灣人倍感親切，樂見台日進一步合作結盟。例如近年與日本右翼人士合作推動「台籍日本兵慰靈塔」設置運動的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幹事長莊盛晃先生便曾向筆者表示，對實際從事社會運動或政治參與來說，左右翼之分應僅是參考而已；若個人價值立場被解讀為左翼，積極者更應與右翼多接觸，交換意見，而非只親近左翼「取暖」。同為慰靈塔設置運動主導人物的許光輝先生也向筆者表示，他並非刻意只與日本右翼結盟，事實上，經過多年遊說努力，去年赴沖繩縣議會陳情設置台籍日本兵慰靈塔一事，便獲得議會全體無異議通過；唯日本右翼無論資源或人力皆比左翼充沛太多。另一方面，右翼與台灣結盟串聯的積極程度，更是左翼團體望塵莫及。
就如同筆者友人許仁碩專文〈從三月社運成員訪日風波，看台日社運交流問題〉（想想論壇，2014年9月2-3日）所分析，日本傳統左翼過去基於共產主義同盟的意識形態，將右翼法西斯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視為鐵板一塊，是敵非友；即使今日中國已成為權貴資本主義溫床，仍有不少維持親中路線的傳統左翼團體，與台灣的交流對象也多侷限於同樣主張反美、反帝的「左統」運動組織，忽略或排除了與台灣其他社運團體交流的可能性。這些高舉反美、反帝旗幟的日本傳統左翼，雖對近年走向新自由主義路線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無甚好感，然而他們更為關注的，仍在於批判美國主導、溫存至今的東亞冷戰結構。尤其在近年日本政權右傾化加劇、美日安保條約不斷強化的情況下，日本與鄰近諸國的衝突也隨之升溫；為維護東亞和平，批判美日同盟成為首要之務。也因為如此，沒有正面批判美日同盟的台灣獨立運動、與近年崛起的沖繩（琉球）獨立運動，便被某些日本左翼學者視為「強化東亞反共霸權結構」之共犯。另一方面，對於秉持國際主義理念的左翼來說，今日權貴資本主義中國雖已不再是理想世界桃花源，然而若中國陷入動亂，影響所及恐怕遍及東亞；為維持東亞和平，中共政權的穩定不可或缺。也因為如此，台港任何帶有批判中共政權意味的社會運動，在某些日本左翼看來，不免因其可能動搖中共政權的統治安定，而持以否定態度。
本文限於篇幅，無法進一步梳理戰後日本左翼「親中反台」的歷史文脈，也沒有餘力探討主張國際連帶、反帝國主義鬪爭的日本左翼，對於台灣傾向「一國民主主義」社會運動的批判性觀點。然而，台灣長期被視為「右翼法西斯」鐵板一塊的刻板印象，以及近年日本「親台反中」右翼份子的渲染下，在日本左翼圈內，台灣負面評價遠多於正面評價，卻是不爭的事實。筆者曾因在推特分享太陽花運動的新聞報導，遭日本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以「統一是必然，屆時台毒派（註：原文）繼續抵抗而被殺光，世上也不會有任何人同情」等仇恨言論攻擊。這類極端仇視台灣的言論，在近年日本新興反核、反戰、反貧困等新興左翼運動的興起下有沉寂趨勢；然而，日本新興左翼團體也礙於資金人脈匱乏等因素，與台灣的交流多侷限於特定議題或團體（例如反核）。
如此一來，社運經驗的跨國交流串聯，是否就應驗了上述「左右翼之分僅是參考」之說，即使理念訴求天差地遠，仍有連帶合作的可能性？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①爬梳日本右翼團體積極與台灣展開串聯的歷史文脈，②檢討其思想基礎，了解右翼積極與台灣連帶的動機與目的，③思考對於日本右翼運動吸納台灣應抱持何種態度。
獨占台灣話語權的日本右翼
日本右翼勢力積極發展台灣相關論述，可追溯至冷戰終結、「自由主義史觀」運動抬頭的1990年代後期。熱門暢銷漫畫《傲慢主義宣言（ゴーマニズム宣言）》系列作品《台灣論》中，作家小林善紀藉李登輝前總統之口，描繪台灣民眾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感恩與懷念；戰時侵害女性人權的慰安婦制度，也引用許文龍說詞，將之形容為人人稱羨、搶破頭的好工作。《台灣論》形塑了日本社會對台灣的「親日」刻板印象，在日本右翼人士的反覆提倡下，台灣做為「亞洲唯一親日國」的形象已深植人心。漫畫中做為主要角色登場的李登輝，2000年代以後在台灣政壇的影響力已大幅消退，然而「日本李登輝之友會」2002年在東京成立，從此坐穩了日本右翼運動精神領袖的角色。日本右翼的「親日台灣」論，便是在世紀之交，包括自由主義史觀、新歷史教科書編撰運動、國旗‧國歌法制定等右翼運動的抬頭中逐漸形成。
在日本右翼積極展開「親日台灣」論述的同時，台灣社會也不免被捲入日本右翼運動的漩渦。首先是高砂義勇軍慰靈碑問題。2004年7月，右翼報紙《產經新聞》以頭版新聞報導，設置於烏來的高砂義勇軍慰靈碑，即將因管理公司破產而面臨被拆除的命運。為此，在產經新聞主導下，日本遺族會等有志人士結成「守護高砂義勇軍慰靈碑之會（高砂義勇兵慰霊碑を守る会）」，在日本發起大規模募款運動，集資後向台北縣政府取得新的慰靈碑設置所需用地。新的慰靈碑於2006年設置完成，並舉辦盛大揭幕式，卻因碑文讚揚日本軍國主義，遭台灣媒體強烈批判，導致台北縣政府以行政處分強制拆除（後遭高等行政法院撤銷處分）。在此先不論地方政府強制拆除的粗暴手段等問題，此一新慰靈碑設置運動，過程完全由日本右翼組織與人士主導，高砂義勇隊遺族幾無置喙空間，規劃過程也從未在台灣社會形成廣泛討論。此外，碑文多以日語撰寫，不僅沒有中譯說明，紀念碑的文化表象意義（如鎮魂之鐘、《君之代》歌詞中出現的細石奉納等）在台灣社會幾乎無人能理解，顯然是為日本人投射「殖民地鄉愁」而設置。上述右翼最大保守組織「日本會議」旗下學生組織引率的「日台交流學生使節團」，便將高砂義勇軍紀念碑設定為交流訪問行程重點之一。
2009年，NHK播出特集《亞洲的“一等國＂（アジアの“一等国”）》，為NHK首度以殖民地台灣為題製作的節目，直接刻畫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殖民台灣的責任，卻引來破天荒的抗議聲浪。右翼團體以節目內容「偏頗」、「僅描繪日本統治時代惡的一面」為由，向NHK提告，最終發展為原告超過一萬人、日本訴訟史上原告團人數最多的訴訟事件。節目爭議之一是有關1910年日英博覽會的描述：日本為展現統治殖民地的成功、與西方列強並肩為「文明國家」，帶領台灣原住民排灣族前往倫敦的博覽會中展示。NHK節目以字幕「人類動物園（日語：人間動物園）」說明博覽會屬性，並訪談當時被帶往倫敦展示的排灣族人遺族，節目中遺族在知曉日英博覽會性質後，流淚表示心情是「難以言喻的沉重」。然而，遺族事後接受朝日新聞訪問時指出，節目中流淚是因為懷念父親，且自己從沒說過「難以言喻的沉重」，NHK採訪前也未曾說明節目主旨。當地村長也表示，這段至海外宣傳本族文化的經驗，被視為族人的榮譽，而在族人間津津樂道，節目卻以屈辱式的「人類動物園」一詞來形容。另一方面，NHK則主張字幕翻譯無誤，且採訪前有向受訪者說明日英博覽會屬性。（朝日新聞，2009年9月16日）
該節目並未在台灣以加上中文字幕的方式進行播送，然而日本播出後，卻也立即在台灣引起風暴。例如民間團體「友愛會」（成員以接受過日本殖民時期教育的世代為主）行文向NHK抗議，要求播出台灣人感念日本統治的言論；中央通訊社亦報導該節目播出後在日本引發的餘波盪漾，報導中引用自民黨、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文藝春秋等右翼論壇人士的說詞，描述該節目刻意刪除台灣人的親日言論。相對於也曾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半島，台灣顯然對殖民統治時期抱持較佳的評價，這與戰後台灣對「祖國」失望的歷史文脈有密切關係，在此姑且不論。然而，台灣社會如此複雜、糾葛的「親日」歷程，顯然已非日本右翼所關心。
在右翼電視台「日本文化櫻頻道（日本文化チャンネル桜）」的發起主導下，包括節目中登場的排灣族人與友愛會成員等，台日總共超過一萬名民眾向NHK提起要求損害賠償的民事訴訟。原告團主張約可歸納為兩大部分：①排灣族人受訪片段遭NHK肆意編輯，致使受訪者、翻譯者等相關人士的人格權遭侵害；②節目刻意刪除台灣人的親日言論，致使節目視聽者對於台灣的「親日」現狀一無所知，侵害視聽者的「知的權利」。原告主張在一審判決遭東京地方法院裁定全面駁回；二審東京高等法院則裁定NHK採訪前的說明不充分，認可遺族一名人格權遭侵害的主張，其餘主張則維持一審判決駁回。由於NHK與排灣族人各執一詞，我們很難透過雙方證詞還原採訪現場；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語言問題顯然是整起事件最終演變為訴諸法庭的要因。父親遭日本帝國帶往倫敦展示的當事者遺族，雖曾短暫接受日本殖民時期的教育，但已不具日語溝通能力，受訪時須透過通曉日語的排灣族人翻譯（全程以排灣族語受訪）。如同前述，NHK節目並未以加上中文字幕的方式在台灣播出，加上當事者遺族平時以排灣族語溝通，無論是受訪過程，抑或是對於節目內容的理解，應都須透過翻譯者的說明來理解。
從NHK訴訟問題與上述的高砂義勇軍慰靈碑設置問題兩例來看，我們可以整理出日本右翼如何將台灣捲入其政治運動：①整場運動的催生完全脫離台灣社會脈絡，先在日本社會形塑特定輿論後，再「逆輸入」回台灣，使得當事者與多數台灣人在理解該運動的性質前，便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②運動過程以日本右翼組織與人士為首，加上極為少數的通曉日語翻譯者主導；至於作為中介的翻譯者如何引導當事者理解該運動，則沒有可供查核的機制；③相較於當事者或台灣社會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單方面地宣傳日本右翼運動之主張；因此是否在台灣社會引起共鳴，或遭受何種批判，自然並非關心之事；④以各種「大義名份」來為台灣推動運動，實則是為達成日本右翼的政治目標──否認帝國時期侵略鄰近諸國的歷史。
雖然NHK損害賠償訴訟結果差強人意，然而對右翼來說，不啻是一次成功的「大眾運動」──透過費時4年的訴訟過程，日本右翼再度強化前殖民地台灣感念日本統治的「親日」形象；對於批判大日本帝國時期侵略歷史甚力的NHK，更造成一定打擊。此類民眾自發、由下而上的大眾運動，已成為今日日本右翼運動的主流，右翼組織更是型塑日本「市民社會」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就其運動手法而言，可說汲取了過去左翼動員草根力量的技巧與經驗，加上懂得活用網際網路之力量，不難想像今日日本社會右翼勢力何以如此壯大。
此次NHK訴訟便具有近年日本右翼運動的幾項特徵。首先，提起訴訟的核心組織「日本文化櫻頻道」，為一主要透過CS衛星與網路放送為主的民間電視台，營運資金不依賴廣告收入，而由視聽者結成「二千人委員會」，會員每月捐助一萬圓，可說在某種意義上屬於新興「獨立媒體」。節目進行方式宛如台灣有線電視頻道的「政論節目」，由主持人與來賓談話構成，時間約莫一個半小時；所有節目幾乎都可在YouTube等網頁視聽。正如名稱所示，日本文化櫻頻道以復興、保護日本文化傳統為己任，政治光譜定位於右翼保守主義，節目主持人與來賓多為右翼論壇代表人物，內容也多宣傳右翼團體主辦的研討會、演講、市民運動等為主。其次，提起訴訟的萬人原告團中，除了右翼言論界代表人士之外，絕大多數屬於「網路右翼」，正與櫻頻道主要透過網路擴散影響力的現象重疊。
近年網路右翼與既有右翼組織合流後右翼運動的壯大，從激進排外組織「反對在日外國人特權之會（在特会）」勢力之興起便可窺知一二。在特會創辦人兼會長櫻井誠（本名高田誠），原本僅是一介網路活躍份子，卻在透過登場櫻頻道節目後，化身為具有超凡領袖特質的教主人物。2014年東京都知事選舉，受網路右翼壓倒性支持的前自衛隊航空幕僚長田母神俊雄，實際拿到60萬張選票，網路右翼勢力影響日本政壇走向，已是大勢所趨。
日本右翼運動手法特徵
相對於左翼勢力的衰微，今日日本社會右翼勢力之壯大，顯然與其長期耕耘民間有很大關係。如同前述，右翼運動並非由政界或言論界人士單方面地由上而下施行，在多數情況下，可說幾乎均是由民眾發動、自發參與的大眾運動。就筆者對其運動推動手法之觀察，約可將其特徵簡單整理為：
① 電突：「電話突擊」之簡稱，指網路右翼集中針對特定組織進行電話抗議之行為。此類抗議手法看似無傷大雅，為一民眾合法表達意見之行為，然而卻因大量網民集中抗議，使得被抗議者疲於奔命，有效地妨礙其正常業務的進行。電突抗議多由網路號召，抗議者幾乎均是不求酬勞回報的自發性參與，可謂不費成本且成就不菲的抗議手法。透過電突抗議，近年日本各地紀念死於戰時強制勞動的朝鮮人慰靈碑紛紛遭到拆除（如設置於群馬縣立公園「群馬之森」的「朝鮮人強制連行追悼碑」），更有數名過去曾報導慰安婦女性證詞的前朝日新聞記者，已被迫辭去目前任教的大學教職。
② 街頭宣傳：相對於「電突」以網路號召為主，街頭宣傳則利用傳統街宣車掃街、發放傳單等方式，使得未曾接觸右翼社群網路的民眾也能有機會聽聞該主張。此類手法多由右翼組織主導動員；與過去傳統街宣手段不同的是，今日右翼組織懂得活用社群網路的擴散效果，在街頭宣傳的同時便將影像實況轉播至Ustream、NICONICO動畫等互動社群網路媒介，事後亦將街宣影片上傳官方頻道。即使民眾因物理距離無法親至現場，也能透過實況影片參與關心。傳統街宣結合網路號召「電突」抗議，可說是今日右翼運動之所以深刻、廣泛影響民間草根社會的要因。
③ 集體訴訟：耗用社會成本甚鉅，訴訟過程更耗費時日，因此多由各右翼組織聯合共同發起。此類手法大多以國會議員、地方議員等政治人物為首，加上保守派學者、右翼論壇領袖等右翼運動明星登高一呼，號召民眾一同參與。上述針對NHK殖民地台灣節目的集體訴訟便是此一典型；目前右翼組織正在推動打倒朝日新聞運動，可望不久後發展為集體訴訟。
④ 仇恨言論：以激進排外組織「在特會」為代表，該會主要以在日朝鮮人為標的騷擾攻擊。必須注意的是，煽動仇恨的言論並不侷限於在特會，右翼組織街宣也屢有類似言論出現；極右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更曾以歧視用語「第三國人」，指稱在日外國人「非法入境比黑道還可怕」。仇恨言論的攻擊對象也不限於在日朝鮮人，例如為反對沖繩美軍基地部署事故頻發的V-22魚鷹式傾轉旋翼機，而至東京提交「建白書」的沖繩市町村長、市町村議会議長、縣議員等，便被右翼攻擊為「國賊」、「賣國奴」，要求其「滾出日本」。（然而「在特會」勢力擴大後，的確多數仇恨言論以在日朝鮮人為主要標的。）由於目前日本法律並未明文禁止仇恨言論，加上這些仇恨言論並非針對個人（而是針對不特定多數），受害者即使飽受各式仇恨言論騷擾之苦，也難有對策。
⑤ 恐嚇或直接施與暴行：此類行為顯然違法，然而卻常因警方辦案態度消極，敷衍了事，使受害者無所措手足。例如過去曾撰寫慰安婦新聞的前朝日新聞記者植村隆，目前任職的北星學園大學遭右翼人士多次以恐嚇信、恐嚇電話威嚇，揚言將設置炸彈殺害學生。恐嚇者以家用電話撥打恐嚇電話，理論上很快便能將之法辦，警方卻在數週後才受理校方報案，逮捕則更超過一個月時間之久。
右翼運動結合激進手段的仇恨言論、恐嚇暴行，與相對溫和的傳統街頭宣傳，加上訴諸法庭爭訟的合法途徑；多管齊下的動員方式，可說是右翼主張得以成功浸透日本社會的要因。然而，這些日本社會草根右翼的力量，究竟從何而來？以下將從戰後日本愛國主義特徵的演變，探討日本社會接受草根右翼思想的土壤。
戰後日本愛國主義的特徵與演變
「愛國主義」一詞在戰後日本社會，立即令人連想到的，可能是「天皇制」、「國體論」、「超國家主義」等帝國時期的意識形態基礎，例如統制經濟、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的總體戰（総力戦）體制，或正當化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此類以神道為基礎的極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思想，戰後遭GHQ占領軍以「神道指令」禁止，所有宣傳神國思想言論的書籍，一律禁止出版流通；戰前廣泛使用的「大東亞戰爭」「八紘一宇」等用語，也禁止出現於任何政府公文書內。舊金山和約生效、GHQ占領體制終結後，左右翼均曾試著重建愛國主義論述，例如右翼提出神國思想改良版的「天皇愛國主義」；日本共產黨提出「反帝（反美）愛國主義」；竹內好則提出「近代的超克論」，試著從過去日本國家主義中尋找反帝愛國主義的系譜。然而，對於親身體驗戰爭慘酷的民眾來說，對國家的不信任感極為強烈，進而從根本否定了愛國主義；即使是左翼提出的反帝愛國主義，也未能普及民眾。直至1990年代為止，右翼保守支配階層的愛國主義動員嘗試均告失敗，原因便在於基於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意識深植人心，這也是日本政府推動軍事大國化政策的最大障礙。
冷戰終結後的1990年代，日本政府推動「軍事大國化」與「新自由主義」政策，這場大規模的社會改革，同時也為日本社會的愛國主義論述帶來變化。要求日本政府推動軍事大國化政策的聲浪，來自於前進世界市場的財經界人士等統治階級，尤其是資本全球化的急速進展，需要政府強大的軍事力量，做為自由市場秩序的後盾。民間對於軍事大國化的反對聲浪，日本政府起初並非訴諸愛國主義，而是以「國際貢獻」名義，訴求其必要性。另一方面，日本戰後經濟高度成長期確立的「年功序列制」與「終身僱傭制」，隨著泡沫經濟破滅而逐漸崩解；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風行下，導致國內產業空洞化、貧富差距擴大，破壞了既有的社會統合。日本戰後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風潮，便是在1990年代社會統合面臨解體危機時應運而生。
此時因應新自由主義改革而興起的愛國主義論述，約可區分為：①新自由主義派，②新愛國主義（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等兩種派別。首先，新自由主義派主張，社會統合面臨解體危機，原因並不在於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是由於改革過於遲緩，才使得政治經濟停滯。就此立場而言，基本上贊同小政府主義；對於新自由主義改革造成金字塔型階級社會、導致國民統合困難的問題，新自由主義派主張善用此一貧富差距，由上層階級統御下層民眾，來解決社會解體之危機。至於日本與亞洲諸國之間的歷史問題懸案，已然成為阻擾日本企業進出海外市場的障礙，因此主張積極與亞洲諸國進行協調。1990年代以後日本政府發表的聲明，如河野談話（1993）、村山談話（1995）、日韓共同宣言（1998）、日中共同宣言（1998）、日朝平壤宣言（2002）等，這些為過去侵略、殖民地支配歷史表明謝罪的姿態，都是協調路線的實踐。另一方面，相對於戰前日本帝國主義將天皇制視為神國思想中樞，新自由主義派則期待天皇扮演為日本過去侵略歷史謝罪的外交特使，例如現任天皇明仁在1989年即位後積極出訪外國，不到7年時光便已歷遍中國、東南亞各國，為日本多國籍企業進出當地市場做好潤滑劑的作用。
另一方面，同樣因應新自由主義改革而生的「新愛國主義」派，針對社會統合危機所打出的方針，則與上述協調主義截然不同。此類主張對於社會統合危機抱持強烈危機感，將危機發生的原因歸結於近代產業主義與民主主義，倡導回歸日本文化傳統，重建傳統共同體，以恢復秩序。相對於新自由主義派主張走向國際，新愛國主義派則是不折不扣的對內的國民主義式愛國主義。此主張以日本傳統精神、文化、歷史為傲，對於戰前日本帝國的侵略擴張行動也抱持肯定論，因此對日本政府多次向鄰近諸國表達謝罪的姿態相當不滿。而由於產業主義、民主主義與戰後日本社會的美國化不可分，因此帶有反美主義的傾向，例如將戰後歷史教育視為「東京裁判史觀」或「自虐史觀」而嚴詞批判。
2000年代以後愛國主義的新局面
重視國際協調的新自由主義派，與復古傳統的新愛國主義派，兩股力量相互拉扯；時序進入2000年代後，又呈現新的局面。決定性契機，在於2001年九一一事件，與2006年北韓飛彈試射危機。經過兩次危機，長期以來愛國主義難以動員民眾的戰後「反愛國主義」傳統，正式宣告終結；另一方面，右翼陣營原屬非主流派的鷹派人物（如安倍晉三、石破茂等）紛紛崛起，鷹派對外交、安保政策的影響力大增，反映了日本民眾意識的變化。相較於1990年代強調社會統合的愛國主義，2000年代則以軍事、外交問題為主要關注議題。特徵可歸結如下：①一掃過去愛國主義主張中或多或少的反美主義要素，強調美日同盟的戰略功能；②主張戰略性的「國益論」，例如「在伊拉克沙漠防衛日本海」，即使追隨美國出兵可能導致流血犧牲，只要最終對日本國家安全有益，便值得行使集體自衛權；③高唱北韓威脅論，然而實際上視中國為主要威脅，北韓威脅論只是遏止中國戰略之一環；④對日本現狀抱持強烈危機感，主張實施更強硬的軍事大國化政策，甚至鼓吹最被忌諱的核武裝論。在軍事優先論意識的高漲下，2000年代以後右翼所高唱的，為一無條件從屬於美國的愛國主義──加強美日同盟關係，包括擴大美日安保條約活動範圍，積極迎合美國對日本的期待，如制定PKO法、週邊事態法、反恐對策特別法等，為自衛隊赴海外參戰取得法源依據。在此種文脈下，對於因1995年駐沖繩美軍性侵少女而高漲的反美日安保、反美軍基地運動，右翼將視之為中共政權所陰謀策畫，並指這些反基地運動者為「賣國賊」、「遭共產黨支配」；近來更常舉辦「反‧反美軍基地運動」愛國遊行，騷擾、攻擊反基地運動者，日之丸國旗與星條旗同時飄揚的畫面屢見不鮮。學者白井聰將此種扭曲的愛國主義稱之為「永續敗戰論」──為了否認過去侵略鄰近諸國失敗的屈辱歷史，而對容許自身勢力的美國無條件地卑躬屈膝；換句話說，為了否認敗戰，便必須無條件地從屬於美國，進而陷入敗戰結構永續存在的無窮迴圈。
無論是新自由主義、復古主義抑或是軍事優先論，日本右翼提出的愛國主義路線固然有別，目的皆在為軍事、外交策略奠定意識型態基礎，重建社會動員機制。然而，就日本歷史文脈而言，右翼重建愛國主義有其結構性困難：①如何評價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是要視戰後為與戰前無關的歷史性斷裂，抑或正當化帝國主義行動；②天皇制作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支配與遂行戰爭之象徵，如何定位而不至觸動亞洲諸國民眾與日本反戰和平主義者的敏感神經；③如何評價美日同盟關係，尤其若要正當化過去的帝國主義行動，便必須批判歐美帝國主義；若要批判戰後和平憲法與個人主義，也必須批判戰後美國占領體制。
「親日台灣」的論述，不啻是在愛國主義三項結構性困難的根本──「如何正當化帝國主義行動」，提供一個可能出口。在此文脈下，積極發展台灣論述的日本右翼勢力，多為主張恢復日本傳統價值的復古主義勢力，論述也不免充滿濃厚的殖民地鄉愁情緒。令人注目的是，與復古主義者沆瀣一氣的，包括曾接受日本殖民時期高等教育的精英世代（如李登輝）、主張台獨而長年流亡日本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成員（如金美齡）等。他們之所以能在日本右翼運動中崛起，與右翼運動有計畫地「造神」有很大關係；另一方面，對當事者來說，為了扮演稱職的言論領袖，理解並迎合日本社會的愛國主義需求，更是不可或缺的作業。例如復古主義者至今仍強調的「日本精神」，便源於金美齡之說，她將戰後日本視為精神頹喪的虛無年代，而台灣倒是保留五十年前日本人所遺留的美德。經過小林善紀、李登輝等右翼論壇領袖的傳誦宣揚，「日本精神」早已成為右翼人士朗朗上口的概念。這類用詞完全脫離台灣社會文脈，可說是專為日本社會打造的說法。台灣「左統」團體與日本某些維持親中路線的傳統左翼，以李登輝、金美齡等人美化殖民統治發言為例，批判台灣獨立支持者均為右翼法西斯，其實是忽略台灣社會脈絡的發言。即使台灣存在與日本右翼朋比為奸、主張「慰安婦捏造論」的聲音，也不過絕對少數，更不可能如同日本右翼一般，拿歌頌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極端言論來當政治資本。
另一方面，台灣在1990年代興起挖掘日本殖民時期歷史以填補歷史空白的風潮，日本右翼則不斷重建與「神話化」特定歷史記憶，使得某些人物或事件因此被反覆傳誦，成為無人不曉的傳奇故事。例如八田與一最早出現在1990年代司馬遼太郎與小林善紀作品，以「熱愛台灣的日本人」的形象登場，透過漫畫、動畫、戲劇等大眾文本反覆再創作，深植人心。日本復古主義者以愛國運動一環展開八田與一的論述；嘉南人民傳承、紀念八田與一的事蹟，實與民主化、本土化的歷史脈絡息息相關，然而台灣學界對於八田與一作為殖民地官僚的「帝國─被殖民者」支配統治構造之批判，屢屢招致日本右翼人士的拒絕反應。這類衝突與緊張關係在所謂「台日友好」的交流活動中屢見不鮮，卻未能阻止右翼人士持續「親日台灣」的論述。
太陽花運動學生代表訪日風波
面臨日本教育世代的高齡化，感念日本統治的聲音勢必減弱，「親日台灣」論述如何轉型，成為日本右翼運動的重要課題。相對於復古主義者將台灣打造為緬懷過去帝國榮光時不可或缺的投射物，2000年代以後興起的軍事優先論則強調台灣與日本為「命運共同體」，必須聯手抵抗中國的侵略。因兩岸服貿協議而引爆的太陽花運動，便成為日本右翼組織絕佳的吸收對象。
如同本文開頭所述，太陽花運動落幕一個月後，日本最大保守右翼組織「日本會議」所屬的地方議員聯盟，便結成台灣研修視察團，與太陽花運動核心成員進行會談。7月初，台灣媒體報導黃國昌、林飛帆、陳為廷等人受日本會議之邀訪日演講，行程將拜會自民黨議員（自由時報，2014年7月8日）；早稻田大學右翼社團「國史研究會」也貼出活動訊息，表示來日的黃國昌等一行人將在該社團主辦的演講活動中登場。消息傳出後，立即引來日本左翼與自由派社群團體批判，有的甚至直指太陽花運動不過是老調的台獨右翼法西斯運動。獲邀的黃國昌、林飛帆等人在臉書上澄清，由於時間正值立院臨時會，早在一個月前便通知主辦單位不克前往。主辦單位日本會議為此發表官方聲明，表示學生一行無法來日的理由是「中國共產黨與馬英九政權不願太陽花運動的影響再度擴大」。（全日本学生文化会議「台湾『ひまわり学生運動』メンバーとともに国家の「自立」を考える」）反對台灣政府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而不惜占領議場的太陽花運動代表，何以甘受中共政權與馬政權施壓，取消訪日？此類邏輯謬誤對一般人來說毫無說服力；然而就筆者從日本右翼社群網路所觀察，對此深信不疑的右翼人士似乎不在少數。
事件風波並未就此平息。日本會議再度透過有合作關係的台灣人脈，邀訪活躍於此次運動的4名學生代表赴沖繩演講。此次活動並未以日本會議的名義承辦，而是以「『日本‧台灣 學生座談討論會』實行委員會」之名籌畫承辦，活動資訊也僅張貼在沖繩右翼組織人士相關網頁。為雙方搭起橋梁的，是前述推動於沖繩縣立平和祈念公園設置「台籍日本兵慰靈塔」的主導人許光輝先生。根據許光輝先生所說，學生訪沖行程由日本會議主導規劃；行程除了與琉球大學右翼社團學生舉辦座談討論會，還包括登場活動宣傳未提及的「日本文化櫻頻道」沖繩支局節目。
就筆者訪談得知，受邀的4名學生無一通曉日語，事前接到訪沖行程表的時間相當晚，是在出發前5天之內，行程表更只有日語，可說是在對主辦單位屬性一無所知、沒有太多時間評估的情況下，便接下此次邀約。然而，若稍有關注日本政治動向，便會知曉「日本文化櫻頻道」社長水島總所領導的右翼組織「加油日本！全國行動委員會」，正是多次舉辦釣魚台（尖閣諸島）登島活動的激進右翼團體。如同前述，櫻頻道以網路播出為主，並未如同一般電視台須恪守媒體自律規範，如「在特會」會長等激進右翼人士出場的節目中，屢屢出現「支那」等一般日本媒體嚴格禁止的歧視用語。對日本的非右翼人士來說，恐怕光是擔任節目來賓，都可能被視為「種族歧視共犯」。為反駁極右團體「在特會」的「在日特權」（注：指入管特例法認可自戰前即已定居於日本的前殖民地出身者為「特別永住者」，賦予特別永住者除了參政權之外的各種社會權益）主張而三度出演櫻頻道節目的在日朝鮮人李信惠，便是在有被劃歸為種族歧視共犯的覺悟下，擔任該頻道節目的特別來賓（ガジェット通信，2012年11月13日）。此次太陽花運動學生代表訪沖，姑且不論主辦單位邀請學生出演節目的動機，面對不懂日語、不熟悉日本政治文脈的學生，仲介者對於主辦單位與櫻頻道的屬性卻隻字未提，不得不說實在令人費解。
學生代表在訪沖的幾日行程中，了解到主辦單位不但是持「慰安婦捏造論」等極右思想的歷史修正主義者，更支持核電、甚至主張核武以抑制中國，且強烈支持TPP等自由貿易協定，可說意見毫無交集，最終以意識形態差距、節目調性與參與運動的路線、組織立場不符，婉拒「日本文化櫻頻道」節目邀約；遭主辦單位嚴厲批判，臨時拒絕上節目「擺明就是來白吃白喝」。即使如此，事後櫻頻道仍有節目以太陽花學生訪沖為題探討，例如9月3日播出的「沖繩之聲」，節目主持人強調太陽花運動是反中運動，「一般來說，與他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當然是舉雙手贊成，正因為對象是中國，才會引起反對運動」，扭曲訪沖學生多次表明的反自由貿易之意見。此外，該節目將太陽花運動視為大眾運動，同時卻批判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動為破壞民主主義的運動，企圖塑造太陽花運動與日本右翼運動沆瀣一氣、聯合陣線的錯誤形象。日本右翼藉太陽花運動來打擊反美軍基地運動，恐怕是出訪沖繩的太陽花運動學生始料未及的。
「台日交流」之台灣主體性再思考
回到有關台日交流問題的疑惑：面對積極與台灣展開串聯的日本右翼，台灣的社運團體是否與其仍有連帶合作的可能性？經過上述交流經驗的爬梳後，可能只會得到「即使交流也無甚大意義」的結論。所謂的經驗交流，理應是傾聽彼此意見，共同為往後運動的路線或手段找出可改善的可能性。然而，從學生代表訪問沖繩的經驗來看，日本右翼並不在乎台灣方面提出何種主張，其背景或動機又是為何。無論學生如何看待親身參與的太陽花運動，對右翼來說，太陽花運動便僅是個「反中」運動，除此之外不具任何意義。日本右翼所謂的「台日交流」，其實只是將台灣擺在一個已經決定好的論述位置，重要的並非是台灣方面怎麼想、說了什麼，而是有無迎合日本右翼，扮演右翼所期待的角色。當台灣方面不按照劇本演出時，日本右翼則出現拒絕接受的反應。
此類總是終結於平行線的「台日交流」活動，為何毫無結束跡象？如同前文所述，日本右翼為正當化帝國時期的侵略歷史，打造「親日台灣」論；在中國威脅論興起後，則強調「台日命運共同體」，吸收台灣的需求有增無減；日前日本右翼運動精神領袖李登輝訪日，便以「日台命運共同體」為題演講（2014年9月21日，東京）。尤其近年在漫畫、週刊等大眾文本的影響下，日本社會仇視韓國、中國的「嫌韓論」、「嫌中論」聲浪不斷擴大，與俄羅斯的北方領土爭議更有升溫趨勢，台灣幾乎可說是日本右翼「唯一」可能的結盟對象。這類台日「聯手反中」論述，對於反對中國併吞的台灣主流民意具有一定吸引力，例如日本政府透過憲法解釋，同意行使集體自衛權，便獲得台灣多數民意支持；然而事實上行使集體自衛權不過為了加強美日同盟，即使台海衝突，也不能保證日本協防出兵，更別論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導致東亞局勢更為不安。近日台灣媒體報導，日本團體號召為台灣正名，使台灣在2020年東京奧運能以「台灣」而非「中華台北」的名義出賽，獲得絕大多數台灣人拍手叫好（自由時報，2014年11月5日）；其實該活動的主辦單位「台灣研究論壇（台湾研究フォーラム）」，便是上述節目內容充滿種族歧視、仇恨言論的「日本文化櫻頻道」相關團體。這類右翼團體表面上看似為台灣發聲，然而就如同「台灣研究論壇」會長永山英樹經營的部落格「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台湾は日本の生命線！）」名稱所示，對日本右翼來說，台灣不過是抑制中國抬頭的「不沉的航空母艦」；右翼積極發展台灣論述、獨占相關的話語權，也只是為了達成自身政治目標的手段罷了。論其政治目標，則在於否定過去帝國時期的侵略歷史──大東亞戰爭是解放亞細亞民族的「聖戰」、南京大屠殺從未發生、慰安婦不過是拿錢賣身的妓女等等。
礙於語言隔閡，台灣社會對於日本右翼運動吸納台灣的現狀所知有限，更經常是透過某些與右翼關係良好（甚至是接受右翼資金援助）的特定人士來理解右翼運動，恐怕與事實有很大出入。筆者並非主張面對日本右翼只能關起門來，拒絕交流；然而，就前文爬梳的日本右翼運動吸納台灣之歷史文脈來看，即使台灣未主動向日本右翼伸出友誼之手，也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對方利用。例如太陽花運動學生代表訪沖，事前僅知主辦單位是「右派有力組織」，以為只是前去分享運動經驗；實際接觸後才發現對方開口便是倡導「慰安婦捏造論」的極右份子，甚至希望藉學生之口，高唱美日同盟的必要性，以打壓日本的反戰、反美軍基地運動。
或許有人認為，即使意見天南地北，日本右翼畢竟掌握政治社會資源；考量到運動推展的利便性，與之結盟無可厚非。然而，就如同前文所分析，就近十多年來雙方「交流」經驗來看，台灣只是因為有助於日本右翼運動之推展，而遭受右翼吸納；至於台灣社會有何考量主張，則非右翼所關心，也很少出現相關論述。重要的是，理解日本右翼運動吸納台灣的動機與目的，才能不致成為右翼壓迫日本國內社會運動的幫兇，或甚至成為激進右翼的種族歧視、仇恨言論之共犯，加深與坐實了傳統左翼將台灣認定為「右翼法西斯」的既有偏見與汙名。另一方面，台灣若將獨立視為唯一目標，認為「只要可以獨立，左右都無所謂」，不顧貧富差距、官僚貪腐、社會是否符合公平正義，那麼已經是否認了幾十年來台灣人追求人權、民主、法治的血淚過程；更別論這種不在乎實質、僅重視形式「左右都無所謂」的獨立，恐怕陷入必須無條件從屬於美日大國的「永續殖民地」困境，與太陽花運動「自己國家自己救」的核心主張背道而行。本文爬梳戰後日本愛國主義論述發展，分析右翼組織吸納台灣之歷史文脈，希望藉此提供一個檢視對日態度可能性的思考空間，期待台灣有朝一日能真正脫離「永續殖民地」的無窮迴圈。
參考文章
1.許仁碩〈從三月社運成員訪日風波，看台日社運交流問題〉（想想論壇，2014年9月2-3日）（上）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059、（下）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066
2.李信惠〈差別はネットの娯楽なのか(1)――チャンネル桜「在日は日本のゲスト」〉 http://getnews.jp/archives/272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