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龍之介）

（一）戲劇化的告別

日本文壇有不少大作家選擇以自戕了結一生，如芥川龍之介、太宰治、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等，令人喟嘆、懷念之餘，作家與作品更添神秘感與吸引力，其中，追求藝術至上主義的芥川龍之介（1892-1927），尤具傳奇色彩。

芥川龍之介向有「鬼才」之稱，是日本大正文壇代表人物，與明治末年的夏目漱石和森鷗外鼎足而立，形成現代文學教養的基礎。可是，就在他創作表現如日中天之時，竟在東京「田端」住家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戲劇化的離開人世，帶給當代文壇及社會巨大的震撼與衝擊。

對於芥川之死，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成為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謎」。事實上，芥川於〈侏儒的話〉提到，西方國家採用第一人稱的小說，裡頭的第一人稱「我」不一定是指作家本身，可是日本的「第一人稱」小說裡的「我」，經常是代表作家本身；又曰：「真正的小說並不單單是事件的發展具有很少的偶然性，大概是比人生更不具偶然性的小說。」可見芥川之第一人稱作品與其真實人生具有十分密切的關聯性。芥川自殺後，除遺書外，尚留有遺作〈寄給某舊友的手記〉，以及〈暗中對話〉、〈侏儒的話〉、〈齒輪〉等以第一人稱創作的遺稿，或是以第三人稱寫作實則與第一人稱無異的〈傻子的一生〉，讀者都不難從中歸納出芥川自殺的原因。

（二）家庭親情的壓力

首先是芥川龍之介的親情世界，生父事業失敗，母親在他未滿一歲時即發瘋，因此他從小由娘家舅父撫養。母親發病及自幼離開母親而欠缺母愛，成為他不幸的陰影，其遺作〈傻子的一生〉、〈齒輪〉等自傳體小說，內容情節大多與芥川實際生活相符，可以看出芥川家庭親人帶給他的是「壓力」，而非依靠與慰藉。

〈傻子的一生〉的「他」，母親發瘋，留在精神病院；「他」比誰都愛終生未嫁的姨媽，彼此卻經常吵架；「他」也跟同父異母的弟弟相處不睦，甚至扭打。〈暗中對話〉的我，結了婚，妻子忠實，家庭生活卻是不幸的；〈齒輪〉的「我」嚮往不必背負責任的自由，害怕家中那股束縛的力量，妄想自己既沒有雙親也沒有妻子。所以，〈傻子的一生〉的「他」，說自己是惡夫、惡子、惡父，生活在「最不幸的幸福」當中。〈暗中對話〉的「我」，認為生活就是受苦，而自己是法律上的罪人，「我」告訴天使：「我在贖罪，沒有比受苦還大的贖罪了。」人生的確帶給芥川莫大的壓力，〈侏儒的話〉提到：「人生好比一盒火柴，小心翼翼地應對太無聊，不小心翼翼地應對又很危險。」還將人生喻為「比地獄還地獄」。越想擺脫生活壓力，越是令自己陷入困境，〈傻子的一生〉的「他」就說：「他的姊夫自殺的事立刻打擊了他。此後他非得照顧姊姊一家不可了。對他而言，他的未來至少如日落西山般的微暗。」

芥川以「傻子」自嘲，承認在現實生活中的自己已失敗。換言之，芥川的親情對他而言，非但不是避風港，反而成為生活的沉重負擔。

（三）悲觀主義與惡魔主義

再者，芥川的悲觀主義以及惡魔主義，使他與整個社會顯得格格不入。

悲觀色彩充塞於芥川的作品，尤其是遺著之中，試看〈傻子的一生〉的「他」，盛開的櫻花在其眼裡，就如一排破布般的憂鬱，而他在那些櫻花身上，不知不覺看到自己的影子。當妻子產下男孩，他居然這樣想著：「這小子為什麼會出生？生到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又為什麼這小子要背負像我這種要為人父的命運呢？」在〈寄給某舊友的手記〉提到，深深感受到我們人類「為了活下去而活」的悲哀。

此外，芥川崇尚惡魔主義，這是十九世紀末文藝思潮的一種傾向，想在醜陋、頹廢、怪異、恐怖等當中發現美，如悖德、頹廢的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 Baudelaire, 1821-1867）即為典型代表。芥川於〈傻子的一生〉寫道：「人生不過是一行波特萊爾罷了。」跟波特萊爾一樣，芥川追求自由，極力反對道德之束縛、壓抑人性，〈侏儒的話〉就對所謂的「道德」大加撻伐，諸如「道德是方便的別名，有點類似『靠右邊走』」、「道德所給予的恩惠是時間與勞力的節約，道德所給予的損害是完全的良心麻痺」、「支配我們的道德是受到資本主義毒害的封建時代的道德，我們除了損失之外，沒有蒙受任何恩惠」、「強者蹂躪道德，弱者被道德愛撫，而蒙受道德迫害的則經常是位居強弱的中間者」。芥川於〈暗中對話〉向天使坦承，自己如同與弟子兼贊助者普羅之妻克姬瑪戀愛、結婚的德國作曲家華格納，或是與他人之妻發生關係，把婚姻生活的失敗寫成書的史杜林柏格。

芥川既崇尚惡魔主義，又將之表現於作品，自是飽受衛道之士的批判，難以見容於保守的社會。

（四）精神疾病與宗教救贖

芥川敢於以作品來挑戰社會，足見其對於良心以及藝術至上的堅持，不過，直接困擾芥川創作與生活的，是可怕的精神疾病。

一九二二年起，芥川身心狀況不佳，病魔開始侵蝕其心靈與肉體，神經衰弱、胃痙攣、腸炎、溼疹、心悸等病症一直困擾著他，且因長期失眠，加速神經衰弱的病情，使他最後為幻覺、幻聽所苦，創作活動也一度停止。〈傻子的一生〉的「他」即為失眠所苦，不只如此，體力亦開始衰退，醫師們分別對他的病下了幾種診斷──胃酸過多、胃弛緩、乾性肋膜炎、神經衰弱、慢性結膜炎、腦性疲勞……。他於是長期服用安眠藥，〈傻子的一生〉描寫了吃藥之後的狀況，「除了醒過來那一次之外，他的頭腦就沒有清醒過。而且清醒的時間也只有半小時或一小時。他只是在微暗中過日子而已」。

〈齒輪〉的「我」希望自己的神經能和常人一樣堅強，實則情況越來越惡劣，「我」居然有了「分身」，而且聽了穿著雨衣的幽靈的話，那穿著雨衣的男人的影子，一再出現眼簾，令人生懼；看到像神經病的女人而感到不安。周遭的一切，都使他痛苦，同時又被頭痛和網膜上的齒輪影子，以及心臟的痛苦所鞭撻、折磨著。這完全是一種病，齒輪在眼中旋轉，頭痛、不安、幻聽、幻視、妄想……等，分明是精神失常的症狀。芥川害怕跟母親一樣，被送進精神病院，未對家人告知一切，讓自己忍受著痛苦與不安。〈傻子的一生〉的「他」想起自己的一生，「內心湧現出淚水及冷笑，在他面前的只有發瘋或自殺而已」。

當然，「宗教」有可能是拯救人生的良藥，芥川於遺稿〈西方人〉引用尼采的說法，稱呼宗教為「衛生學」，認為不只是宗教，連道德和經濟也是「衛生學」，這些都是使我們到死為止保持健康的。為了藉由宗教以救贖，芥川一度藝術性大發地愛上了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他熟讀「新約聖經」的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讚美基督「其實是以色列人民所孕育出來的，古今罕見的珍奇傳道人，同時也是全人類所孕育出來的，古今罕見的珍奇天才」，卻也質疑，基督為推動傳道至上主義而釘上十字架、犧牲了一切，或許是出於「虛榮心」；他還否定最能代表基督精神的托爾斯泰，〈侏儒的話〉謂：「顯然托爾斯泰的『我的懺悔』及『我的宗教』是謊言，但是沒有比持續撒謊的托爾斯泰更可憐的了。他的謊言遠比他人的真實更加淌血。」芥川龍之介於〈傻子的一生〉自承，他畢竟還是無法相信上帝。

（五）冷靜迎向死亡

由於缺乏宗教之救贖，加上精神疾病日益嚴重，悲觀的芥川龍之介不斷地思考自殺之事，希望以此了結一生，脫離苦海。

芥川龍之介的遺稿，涉及「自殺」相關者，非常之多。〈寄給某舊友的手記〉其實與「遺書」無異，作者分析自己為何自殺？甚至於考慮到，如何不痛苦的死，以及要死得具有美感，即連自殺的方式、地點都多方考量，簡直冷靜得不像即將面臨死亡的人。作者特別提到，自殺的動機非常複雜，而他的情況是「只有一種模糊的不安，對於自己的未來有一種模糊的不安」。這「模糊的不安」顯然與其精神分裂症有關，不斷地折磨他的身心，使得他眼前只剩下發瘋或自殺這兩條路，最終他選擇了自殺。

〈傻子的一生〉的「他」，想把帶子綁在窗戶的鐵格子上縊死自己，可是帶子一套在頸項，馬上湧現對死亡的恐懼感，接著，他再度嘗試縊死，於是在輕微的痛苦後，一切就開始變得恍惚起來，他想，一旦通過這一關，一定便可以進入死亡了，他檢查懷表，發現自己感受到痛苦的時間是一分二十幾秒。「他」也曾打算和女友一起自殺，「不時想起死所帶給他的和平」。〈暗中對話〉的「我」告訴天使，死並不困難，「我曾經兩、三次勒緊自己的脖子，然而只痛苦二十秒左右，之後甚至會覺得有快感」；跟惡魔說，有人之所以沒有自殺，只是因為找不到方法而已。〈侏儒的話〉更提到，「在神所有的屬性中，最值得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殺」，又說：「其實我們有機會感受到死的魅力之後，就不容易逃出這個圈外，而且還像繞著同心圓一樣，一步一步地朝死亡邁進」。

由此觀之，芥川之步上自殺一途，並非一時衝動，而是長久以來深思熟慮所下的決心，他是以一種異常冷靜的心情迎向死亡的。

（六）如流星劃過夜空

關於芥川之死，其好友菊池寬說，乃在於「模糊的不安」，加上長期的身體疲勞、神經衰弱、煩膩的世俗勞苦，使他絕望的人生觀更加深化，終至不可收拾。死前的病苦，使得芥川身心備受殘害，伴隨神經衰弱而來的失眠症，與腸胃病等宿疾相互糾纏，奪去芥川的生活力。尤其諷刺的是，最高蹈而避世的芥川，卻擺脫不了最世俗的勞苦，加以親族間的齟齬、姊夫的自殺等不幸，接二連三，促使他提早了自殺的時間。印證芥川龍之介的遺稿，菊池寬的說法當屬公允之論。

綜觀之，芥川的作品以短、中篇為主，不斷嘗試新手法，文體多采多姿，有物語體（故事體）、小說體、寫生體、書簡體、追憶體、劇本體……等二十餘種，芥川均能任意驅使，操縱自如，具強大藝術感染力；就內容言，極深刻地探討人性，還兼具日本近代兩大文豪森鷗外的高蹈明晰與夏目漱石的低廻諷刺，冶兩家之長於一爐，其成就與西方三位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契訶夫和曼斯斐爾相較而毫無遜色。迄今，日本文壇為獎掖新秀而設立之「芥川賞」，仍為日本最受重視的小說獎；而紀念這位文壇巨匠的「河童祭」，亦於每年七月舉行，足見芥川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

儘管芥川龍之介選擇自戕，結束短短三十餘年的一生，猶如流星一般，劃過日本現代文學的夜空，令人發出由衷的喟嘆，然而他留給後人豐富的文學遺產，人生至此可以無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