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這個術語，經常可以令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其他人感到一些困惑，因為“歷史”不僅是往昔的事實，而且也是被歷史考察者設想為往昔發生過的事實，而且他們在考察這類被設想發生過的事實時，還自覺不自覺地抱著具有塑造性影響的現今目的、現今理念和現今情感，它們尤其影響了歷史考察者對於歷史的篩選、解釋和從中引出的對於當今的教益。 

　　歷史因素阻礙東亞合作

　　東亞的歷史，一方面包含東亞的古代史、現代史和當代史，另一方面包含東亞各民族國家的國內史和它們互相間的關係史。其中每一類都有著在當今和未來妨礙東亞區域合作體制生成的基本因素。

　　就東亞的古代史而言，最重要和最長久的事實大概是所謂“中華帝國”，或者準確地說是古代統一和巨型的中華國家。“中華帝國”（特別是其鼎盛時代）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是個輝煌偉大的國度，輝煌是指權勢和文明及文化成就，偉大則富含和平交往、文明影響以及仁慈、“王道”等倫理道德涵義。

　　然而，東亞其他基本獨立生存和演化的民族國家、尤其是中國的陸上鄰國，對“中華帝國”的記憶卻有著中國人一般輕視、忽視甚或否認的某些因素。在某些方面，它們的那些與其肯定性記憶一起存在的否定性記憶，與中國人的意象——關於古代中華統一國家的對外關係的主流意象——形成顯著反差。

　　這不僅引發或加劇例如中國和某鄰國之間近期有關古代歷史的爭論，而且在當今中國迅速發展的背景下加劇了某些鄰國對未來中國的憂慮，而且往往是過頭和悖理的憂慮。

　　民族主義方興未艾

　　東亞現代史的核心成分有兩個：第一，自1894年中日戰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半個世紀裡日本在東亞的異常橫暴和兇殘的侵略史；第二，日本以外東亞各國現代民族主義的生成和發展，在其中反對和抵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的經歷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就第一個而言，現在的根本問題是多數日本人傾向於忘懷、淡化甚或多少否認日本的侵略和施暴史，而這本身就強烈地加深了至少中國人和韓國人牢記並不斷重提這段歷史的意識。

　　就第二個而言，它蘊含了東亞現代歷史經驗與歐洲現當代經驗的一個根本差異。歐洲人經過兩次世界大戰慘禍，終於斷定民族主義、至少是過度自傲和排他的民族主義，是個在當今和未來應予否定的東西，從而給歐洲共同體的“後現代”建設奠定了根本的認識條件和思想前提。

　　然而，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給日本以外東亞各國人民帶來的一大根本觀念正是現代民族主義，因為這些國家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生成或曰解放無不發生於、甚或依賴於兩次世界大戰。可以說，伴隨這些現代民族國家的生成、興起和發展，民族主義在東亞正方興未艾。

　　不僅如此，甚至半個多世紀以前造成東亞大慘禍和日本民族大災難的日本民族主義，也在日本右翼的鼓動和其他因素的作用下，開始顯著地重新抬頭，以致引起東亞諸國不同程度的正當警覺或擔憂。

　　因此，就東亞區域合作體制的生成與否而言，未來更有力的究竟是多少互相對立和競爭的各國民族主義，還是經濟互相依賴和安全共同利益，還須拭目以待。

　　冷戰歷史遺留負面影響

　　東亞的當代史包括冷戰史，而冷戰時代在東亞各國留下的歷史記憶也肯定不利於東亞區域多邊體制的生成。

　　在中國人心目中，冷戰時代締造的美日軍事同盟以及美韓軍事同盟在其他目的之外，始終針對中國。在絕大多數日本人心目中，冷戰時代留下的一個仍無根本變更的意象是中國乃“極權”或“專制”國家，與所謂自由民主制及其價值觀格格不入；這個意象總是在產生或支撐嚴重的曲解和有害的偏見。

　　在韓國人心目中，強烈的民族主義與冷戰時代留下的民族分裂、美韓同盟和朝鮮問題加在一起，時時直接或間接地喚起他們對幾大鄰國甚或他們自己的不良感覺，連同有時過度的猜疑和憂慮。

　　還有冷戰對當今美國的影響：關於中國、韓國、日本和朝鮮的冷戰遺產，無論是同盟和軍事存在之類實體的，還是“冷戰思維”之類觀念的，仍在深刻地影響美國當今的東亞戰略和政策，導致美國對東亞區域合作體制創設問題採取顯而易見的冷淡態度和猜疑心理。

　　東亞合作成敗

　　總之，歷史給東亞區域共同體的生成留下了一種多方面的沉重負擔。要逐漸卸下這負擔，就必須形成對待歷史的正確和有益的態度及思想方法。用當前某些國外討論者喜用的兩個術語說，包含“真理”與“和解”兩大方面。

　　“真理”意味著不僅從本民族國家、也從其他民族國家的角度承認和正視歷史，其中最突出的是日本應當承認和正視其現代侵略、殖民和施暴史，承認和正視它們造成的極為不義的災難性後果，吸取其中對日本而言的起碼的真實教訓，否則可以說東亞難有寧日，日本難有寧日。與此同時，“真理”還意味著不僅按照一時實況、也按照事後發展全面地回顧和總結過去。

　　“和解”則首先要求以下兩點：一、既尊重本國人民的記憶和情感，也尊重別國人民的記憶和情感；當這兩者之間有不易解決的抵觸時，一般要在尊重根本“真理”這一前提下，盡可能予以緩解甚或淡化；二、正確地對待和處理歷史宿怨，以現今和未來為重，以核心（而非邊際）的歷史真理和緊要（而非次要）的現今國家利益為處理問題的首要準則。

　　據此，某些爭端的解決應當留待將來。大致而言，在東亞，除了關於日本侵略和施暴史的某些大是大非問題外，一國對與鄰國之間的那些包含宿怨或爭端的負面歷史關係的談論一般宜粗不宜細，其中某些需要大致甚或完全予以回避，同時講雙邊關係史的積極方面應當遠超過講它的消極方面。

　　簡言之，有利於東亞和平、穩定和共同發展的東亞區域合作體制能否生成，生成以後又能否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東亞各國政府和公眾能否以上述態度和理念對待漫長和複雜的東亞歷史，特別是其中的東亞國際關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