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哲學系教授基倫‧賽提亞在三十五歲時陷入了中年危機。即便他已然是人生勝利組的階級，卻還是不免迷茫、感受焦慮與空虛。他所謂的中年危機不是來自經濟、生活壓力或其他外力，而是對存在意義的渴求。或者你可以說：如果已經預知未來的自己的模樣，那麼，人生下半場還能做甚麼？

對於存在感的質疑，是每個人無法逃脫的哲學問題。《論語‧為政》書寫著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相信孔子也曾經質疑過自我存在的意義，因而才有『不惑』與『知天命』之說；後來研讀了個體心理學創始人阿德勒的著作之後，幾經爬梳才找到答案：幸福感與意識『我』存在的源流之一，是來自於貢獻、支持整體社會及他人。因此，你會變得有社會意識、關懷整體社會，並盡可能貢獻社會。

The greatest waste of our time is wasted talent.─ 真正的損失是有能之人未能做有志之事 by 羅格．布雷格曼 Rutger Bregman

今年一月份，時報出版布雷格曼 Rutger Bregman 的新作品《抱負：善用天賦，成為舉足輕重的自己》。用簡約話語談論《抱負》這本書：每個人都必須抱有『道德雄心』，從追求個人上的成功，轉向付出行動去改變世界。

布雷格曼不只是一個年輕思想家，他也是個理想主義者。讓我想起另一本由 Yancey Strickler 撰述的《我們的未來: 獻給一個豐饒世界的宣言》，這本書希冀每個人抱著共同的志向，打造全民富足，創造更慷慨、正派且公平的社會。兩人都認知到，這個功利世界的漏洞就是沒人願意去扛起改革社會的使命。

最優秀的人才往往會投入最賺錢、最具規模的產業，而真正棘手的待解之謎：氣候變遷、不平等的貧富差距、公眾衛生健康、民主制度，婦女兒童福利等等，卻很少成為有志之士的戰場；他定義下的人生功成，不是你得到或收穫多少，而是你能改變社會、改變現狀。

若是理想主義者，肯定能認同他們的思維，或是你早已懷抱道德雄心，卻對自我能力的微小感到焦慮。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這是布雷格曼的觀點之一。以行動者角度為出發點的他，他不會要你去簽名請願書、或轉貼宣傳的臉書文，因為這些只是鳴笛，卻無法對社會帶來結構性的改變。必須要有 Skin in the Game 的氣魄，要與社會共同承擔風險的意志。

「這是一本改革家的白皮書」我是這麼認定的。布雷格曼對於『利己而不利社會』的職業抱持一分冷漠，在書中他呼籲我們要以道德雄心為準則，為職涯賦予新的意義。

寫出《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的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他在 1946 年的一篇『我為何寫作』陳述了自己寫作的四個動機：第一是純粹的利益，這包含了賺錢、墊高名聲等等。第二則是熱衷於紀錄美麗的事物。第三是傳承歷史的使命。最後則是基於政治性的目的；儘管前三者是他書寫的起點，但隨著西班牙內戰、理解工人階層及社會的不平等，致使他以第四種基於政治目的、期許改革社會的書寫成就了歷史地位。包含歐威爾，以及許多非虛構作家、戰地記者多半都帶有這樣的意志。即使無法親手改變社會，也要把這樣的聲音放大、讓更多人知道。

《抱負：善用天賦，成為舉足輕重的自己》一書讓我想起自己坐上這個位置的起心動念。在 2010 年開始跑步的我，因為書寫跑步的文字而獲得了些盛名，甚至是在 2015 年進入運動媒體圈子 ( don1don )，也是在那些年，才發現台灣的跑者普遍沒有充足的支持與資源，甚至不被人們所見，默默地跑著，而後消失。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我沒有資源可以提供給他們，那就透過書寫吧，用文字去寫出每個人的故事，書寫他們的成功、衰敗與再崛起。讓他們被更多人看見。

讓更多跑者被看見，是我所懷抱的道德雄心。由此，我也想提另一個勃發雄心，讓台灣女跑者站上國際舞台，是奧村組台灣分公司的道德雄心。

在 2024 年下半年，來自日本的奧村組台灣分公司，在台灣推動了『應援台灣計劃』，每年用全額贊助的方式送三到四位女跑者前往日本參賽大阪國際女子馬拉松。至今已完成了第二屆計畫案。全額贊助涉及百萬元新台幣的實際支出，沒有實際回收盈利的空間，只為了幫助台灣女性跑者能站上日本最高的女子競賽殿堂──希望鼓勵台灣的女性跑者能自我挑戰、自我超越，這是奧村組台灣分公司對台灣跑步領域的遠望。奧村組台灣分公司深井總經理曾經說過，幫助台灣女跑者完成夢想，比自己跑步的好成績更能感動他人，也能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力量。

最後，我想回扣到這句『The greatest waste of our time is wasted talent.』，在現實社會裡，不是每個人都能以『道德雄心』為指南針，去找到對社會有所建樹的職涯。但我相信，在繁忙的工作日常之外，我們一定也能做出啟發自我、啟發他人的行動。或許不是每個人都能改變世界，但當我們願意把自己的天賦、才能投注於他人與社會時，人生下半場就不再只是消耗時間，而是意義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