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雜誌】於上週四9月22日，刊登了一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李律鋒寫的【皇帝的學徒：菁英名校與「戰學歷」背後的階級優越感】，爾後，聯合報鳴人堂經授權後於本週一9月26日轉載該文，標題變為【「戰學歷」背後的階級優越感：菁英名校與皇帝的學徒們】。

首先，我認為以臺灣現在所謂的菁英名校來講，實際並沒有任何學生直接拜現任如皇帝般的總統為師，而這些學校所教的也不是印刷、汽車保養維修、烹飪之類的實務技術，故以皇帝的學徒來形容並不恰當

其次經我查詢，這位李律鋒是政大廣告所碩士，碩士論文是2004年出版的【台灣爵士樂「迷」的研究】，並是政大新聞所博士，博士論文為2014年出版的【臺北市中華路的歷史影像：1960-1990中華商場、南機場與外省族群】。

然而，他自己就讀的政大，還有現在兼任助理教授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在臺灣社會的聲望也都挺好，就我所知，其中像是政大也就跟臺大一樣有開設EMBA碩士在職專班，也一樣有很多政商名流、演藝人員去攻讀學位，求得其文憑，爾後當作自我宣傳的文案，我也看過有公眾人物拿到政大EMBA碩士後，在自己的臉書粉專宣揚。

在我看來，這位李律鋒這幾天在媒體發表的菁英名校與皇帝學徒之說，所說的情境跟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實踐理論有些接近，只不過他整篇文章忽略了一個重點。

這位李律鋒文章中所提的秀異，其實是由布迪厄提出的概念，源自於其常被寫進社會學理論教科書的實踐理論，它背後還牽涉到一個因子，也就是慣習，而這慣習，依我看是在個人打從娘胎出來直到長大成人，受所接觸之社會化機構、參考團體漸漸影響而成。

歐美國家地區古往今來所謂菁英名校的入學制度、學校生活、課堂教學，乃是植基於他們各自的社會文化、民情風俗，跟臺灣當今社會存在一定的落差，不宜類比；而單以臺灣從以往大學聯考，到現在教育部越搞花樣越多的多元入學衍生的社會現象看，我認為把大學入學這件事看成布迪厄實踐論所謂鬥爭的場域，一點都不為過。

在這大學入學的競賽場域裡，受家人親友、同儕團體或新聞媒體影響，而覺得讀書考個好成績、進個好大學、好科系很重要的學子，也就可能會花很多的時間在書本、課業上，而其父母也就可能以其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甚至文化資本來輔助其子女讀書、考試、升學，以追求好的學歷。

在這裡，臺灣有些論者會認為，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其子女在臺灣頂大裡的比重偏高，但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在臺灣大學入學考試本來就是一個競賽或鬥爭的場域，而高社經地位者可能有相對雄厚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等對於在臺灣讀書求學很重要的資本，也比較可能會認為，讀書、受高等教育、追求好的學歷很重要，自然也就比較會做出考入頂大的實踐行為。

但就像上面提的，考入頂大的實踐行為，也會受到態度、觀念的影響，而這也是慣習的重要成分，覺得唸書很重要的家庭，其子弟也有可能受到影響而跟著覺得唸書很重要，而有些低社經地位的家庭，也可能會因為覺得讀書是社會階級垂直向上流動的關鍵，而覺得讀書很重要。

或許你我都曾聽過，臺灣總有一些社經地位低、環境貧困的家庭，因為希望藉著讓子女讀書升學、取得好學歷而翻轉階級，進而想方設法攢錢、找人輔助其子女追求漂亮學歷的目標，而相較於現在的多元入學方案，傳統一試定江山的大學聯考，考生家長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影響相對較小，而常被認為比較公平。

這裡，我覺得教育部應該要調查、比較一下，在傳統大學聯考一試定江山的年代，跟現在多元入學方案實施的年代裡，臺大、清大、交大(含現在的陽明交大)、成大、政大、中央、中原、中興、中山、中正、東海、東吳、逢甲、師大等常被媒體提及的大專院校裡面，學生為高社經地位家庭出身者的比例各有多少。

唯有先這樣子進行釐清，教育部在制定大學入學的相關政策與行動方案之時，也才能夠擬定出家長社會經濟地位影響較少，相對公平的大學入學政策或行動方案。

對了，不知以歐美國家傳統名校內紈褲子弟吃喝嫖賭、欺壓窮人之行為，來暗酸臺灣所謂菁英名校內出身高社經地位家庭之學生的李律鋒老師，可曾深入調查過，政大、陽明交大這兩所學校內，高社經地位家庭出身之學生的占比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