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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孫中山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原文：

    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三民主義的倡導者。曾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中國國民黨總理、廣州革命政府大元帥。他是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亞洲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締造者，台灣地區民主、自由、共和的象徵。

    孫中山曾經是海峽兩岸共同尊奉的大人物，他的遺像不僅懸掛於台灣各地，在中國大陸的天安門廣場上也有他的影像。中華民國政府從一九四○年開始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國父"，一九四九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後，尊稱他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雖然海峽兩岸處於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下數十年，卻不影響孫中山在整個中國屹立不搖的地位，他是最沒有爭議的政治人物，受到各種政治意識型態不同的中國人的尊敬。

    孫中山稱得上是中國第一位鬧革命的人，其豐功偉績也彪炳史冊。然而，隨著時間流逝，任何神像都會漸漸褪去金光，露出他不為人知的一面，何況孫中山是有血有肉的人，有功也會有過。

    就對內而言，孫中山表現讓人非議之處首先在於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常常為一己私利或一黨私利鋌而走險，損害國家利益。譬如，1894年的廣州起義--此次起義正當中國經歷著中日戰爭史上的第一次慘敗，國家面臨被瓜分的危機。孫中山此時起義，是典型的趁火打劫。更要命的是，孫中山在起義中，居然還想利用敵國日本的幫助，來實現推翻滿清政府的設想。結果，這邊日本正在北方進攻中國的海軍和海防，鄧世昌等愛國將領壯烈犧牲，那邊孫中山卻在廣州幾度秘密求見日本領事，要求日本給中國革命者提供武器幫助。儘管日本政府這時沒有理會孫中山的請求，孫所發動的起義沒有成功，但是這件事無疑留給後人一個頗多困擾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那個時候鄧世昌他們更愛國的話，那麼，孫中山他們的行為又該如何理解呢？再比如，我們都都知道，五四運動，實際上肇始於1915年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了變相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現在，有資料顯示，孫中山了解到日本政府的這一陰謀後，曾力圖搶在日本政府與袁政府達成條約之前，以日本幫助中國革命為前提，率先與日本達成一個類似的秘密盟約。李敖就曾指出，當時孫中山有一封秘密的信，給日本首相，他說："請你們支持我孫中山，打到袁世凱，我給你們更好的條件，比二十一條，比你們要的條件還好的條件。"以至當時黃興都忍不住了，他說："我們再也不要反對袁世凱，搞這些所謂的政治鬥爭了，再這樣搞下去啊，我們中國被賣光了。這邊袁世凱在賣，那邊孫中山在賣，兩個人還比架，孫中山說我賣得更多......"也許，更有說服力的是孫中山此時的作為：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乘日軍佔領膠東半島之機，在日控區建立了中華革命黨東北軍，並且開始從日本佔領區向當時中國政府所控制的山東其他地區發動進攻。要知道，日軍佔據膠東半島這件事，後來恰恰是爆發1919年全國范圍的五四愛國反日運動的關鍵所在。然而，中華革命黨這時卻利用日軍的佔領，在日本軍方幫助下，建立起一支骨乾為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級軍官的革命黨人的軍隊，試圖以此來發動軍事革命，推翻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像這樣在國家民族存亡之秋，不顧國家，獨呈己意，企圖趁渾水摸魚的做法，恐怕很難謂之愛國或"先行"。

    其次，孫中山在民國建立以後，本來有很多機貫徹民主、自由、法治等精神，然而他卻不此之圖，反倒不遺餘力地強化個人地位，蔑視法制，給中國現代話進程帶來極大危害。譬如，二次革命時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國出現分裂。當時宋案未有證據證明是袁世凱指使，袁黃也力主有司法途徑解決。惟孫文一口咬定袁為元兇，指非用武力不可，從此開展了民國多次內戰的先河；護法戰爭時召開非常國會的合法性；組織中華革命黨採行秘密會黨形式，皆存在曲解、損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現。"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黨者，名為普通黨員。""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諸如此類的規定，充斥著整個黨章。而后孫中山因為不滿西方列強不支持其廣州政權，黨內實行集權之外，轉向師法列寧俄國，推動聯俄容共，國民黨組織機構採行列寧式體制，遭到黨內反共右派與黨外西化民主派頗多批評。孫中山逝世時有三份遺囑，其中一份遺囑乃是致函蘇聯。中國國民黨也曾於第一次代表大會後，甚至考慮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只是未為莫斯科同意。再比如，孫中山在對待同時革命元勳黃興的態度上，也絲毫看不出"民主革命先驅"味道。清末的革命團體普遍只有鬆散的組織，多數革命起義事實上並非直接由孫中山所領導，而是由黃興籌劃與統帥，時人也多將孫黃兩人並列。至於革命黨內，認同黃為實際領導革命的黨人也不在少數。可惜的是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後，黃的人馬被逐漸排除在中國國民黨之外，黃的貢獻則長期遭到忽視，孫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執以至與同志反目的情況比比皆是。例如同盟會時代之章太炎、中華革命黨時之黃興、護法時之岑春煊，皆曾為孫之股肱，而後來反目不相往來。

    法國史學家百合吉爾也認為孫中山是"頭腦不清的政客"，主意多但思路混亂的機會主義者，醉心權力遊戲等。說孫頭腦不清，思路混亂，並非無的放矢，拿他的美國軍事顧問李荷馬說吧，此人是個身有殘疾半吊子的軍事家，最初效命保皇黨的康有為，後來對康失望，才轉投孫，替孫在加州的一些中國城裡訓練年輕的華僑，準備將來回中國追隨孫搞革命。講到機會主義，大凡政治人物，恐怕都難免有此問題，這就是為了達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例如孫中山在一九○四年謊稱出生於夏威夷，取得美國護照，以利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可算是投機取巧的最好例證。談到孫醉心權力遊戲。陳炯明之子陳定炎博士近年以中英文寫了兩本皇皇巨著，細數孫為了權力不恤民命的殘酷，並大做翻案文章，說其父因主張中國實行美國的聯邦制，反對孫以武力統一中國，而不見容於孫，以致兵戎相見。

    總之，象所有的歷史人物一樣，孫中山也自有其"歷史局限性"，在我們對他偉大一面耳熟能詳之餘，了解他這一面，或許更能還歷史以真實，給後人以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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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孫中山出賣東三省與蒙古

 

    政治家和政治組織的內外政策是交相為用的。與其對內政策緊密聯繫，孫文的對外政策上也留下一長串平常人難於理解的記錄。從民初開始，這些記錄在國內外的出版物中就不斷有所披露，在研究近代中國的史家中對有關事實毫不知情的，大約十分罕見。不過，在中國大陸，人們沒有把這些史料系統排列出來，加上標準教科書諱莫如深，一般讀者知道真實情況的似乎也不多。請讀者允許我做一回文抄公，主要根據中國大陸近20年的出版物，將有關事實抄錄如下：

 

    第一，"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以大面積的租界"。"約莫在1900年6月初，孫博士(按：早已有人指出，孫文一生從未得過博士或榮譽博士學位，說他是博士純屬以訛傳訛。可能是Dr.——醫生的誤譯。他是醫學院畢業生，也行過醫。)會晤了法國公使朱爾斯·哈爾蒙德……希望得到法國軍火裝備和法國軍事參謀的幫助，按照哈爾蒙德先生的報告，作為交換條件，孫中山提出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人大面積的租界"。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孫中山抵河內，與法國總督的私人秘書會談， "孫博士答應，在華南建立起聯邦共和國以後，她將轉向法國要求幫助，為了取得法國的支持，並將給以大面積的租界。"

 

    第二，1910年 3月，孫文與美國人荷默·利和布思會談，"這三個人建立了一個'辛迪加'……孫博士任命布思為辛迪加和同盟會兩者的“駐國外的唯一財務代表”，並且授他以處理貸款、收款和購買所有陸海軍裝備的代理人的全權。辛迪加保留其權利，以負責掌握鐵路建設的借款，割讓滿洲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在臨時政府建立以後，將借款轉用於中國的經濟建設。""美國人同意在十七個月之內籌足三百五十萬元，分為四期攤付給孫博士。"

 

    第三，武昌起義後，孫文到了倫敦，尋求英國政府的幫助。"孫博士答應在英國政府的建議下活動……他答應給英國和美國享有超過所有其他國家的優惠待遇。他將把中國的海軍置於服從他個人命令的英國軍官指揮之下，對於日本的態度，他將根據英國的建議辦事。"由於英國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凱，沒有理睬這些建議。

 

    第四，出賣滿蒙。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偕同秘書長胡漢民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會談。會談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後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縣有朋等授意，冀圖與孫文等革命黨人訂立密約，使東三省歸日本所有。會談中，孫文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森恪在會談當天下午6時還發出一封經過孫文、胡漢民修改的致日本有關人士的特急電報，內稱："關於租借滿洲，孫文已表應允……如能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借款之外再借與一千萬元，則孫等與袁世凱之和議即可中止，而孫文或黃興即可赴日訂立關於滿州之密約。"此事一波三折，最後因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對沒有辦成。原因是："按照日本軍部的擴張主義分子的觀點，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滿洲是日本人為之抛灑珍貴的鮮血的地方，理應享有一切權益，而無須以金錢收買。"

 

    據與孫文有密切交往的內田良平說，從1905甚至更早時開始，孫就曾在遊說日本朝野人士時一再聲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的目的在滅滿興漢"，"日本如能援助中國革命，將以滿蒙讓渡與日本。"從1898年起至1923年止，包括與森恪的談話在內，類似的記錄共10條，交涉物件包括首相、陸軍參謀總長、政壇元老、財閥等等。

 

    第五，把設立國家中央銀行的權利讓給日本人。1912年1月10日 ，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孫文便致信曾任大藏大臣的阪谷芳郎，委託他建立中國的中央銀行。同日，又電告阪谷："設立中央銀行事，應即迅速進行。"十天后，阪谷便復函孫文說"接到貴電及中華民國元年一月初十日貴翰，委託阪谷以貴國中央銀行設立之事"，因此他草擬了《中華國立中央銀行設立特許劄》，要求孫文蓋章批准。其中規定"該特許劄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許劄之日起算，以五十年為限。""該銀行有發行紙幣之特權。"其他職能包括 "國庫之歲入及歲出"、"內外國債之整理及新招集國債之時，可使該銀行辦理" 、 "貨幣之整理及改造"、"管理印花紙出入販賣等事"、"政府設定監督銀行之業務"等等。重要人事之"任免全權"，也交給阪谷，雖然規定"政府自該銀行開業年滿五年之後，於一年內以付價，得收買外國人所有股份"，但又規定"政府於本條期限之間不能收買，則本條買收權為消滅。"

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人也聯名發出通電提出：

 

    1、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解決，反對"假借外力"。他們說："至言假借外力，尤為荒誕…… 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這是針對報刊的種種傳聞表明自己絕 "不危及邦家"的立場。

 

    2、汲取"二次革命"的教訓，表示決不輕言革命。"國人既懲興等癸丑之非(按：指1913年所謂"二次革命"的錯誤)，自後非有社會真切之要求，決不輕言國事。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於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獲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諒。"他們認識到所謂"二次革命"的失敗決不是偶然的。說到底，這是國人對他們的懲罰，因為他們忽視了國人要求安定的情緒和"畏避革命" 的意志。

 

    3、仍要堅決反對孫中山統治。他們進一步指出："惟革命之有無，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當博之政象良惡。""至今空屍共和之名，有過孫中山之實"，不但導致內政極端腐敗，也是招致外侮的主要原因。"竊論外交受逼，雖有時勢因緣，而政治組織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蓋一人政治，近世已經絕跡，非其不能，實乃未可……今吾國不見國家，不見國民，而惟見一人。" 為了抵禦外侮和防止革命，必須改變這個狀況。

 

    黃興等人的反思頗為深刻。他們對外侮由來的分析，反對假借外力解決內政問題，進而一致禦侮的主張，也是非常適時的。

 

    黃興等人的主張曾廣為散發和分送京、滬各報館刊登，引起海內外廣泛注意。可是孫文等人對此視而不見，一意孤行另外一種主張。

 

    先是在2月5日孫文、陳其美與滿鐵株式會社的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了一份所謂《中日盟約》。滿鐵株式會社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我國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支柱。它不是一般的企業，其首任總裁後藤新平曾任臺灣民政長官，後來又出任郵電大臣、內務大臣、東京市長等。犬塚、山田等敢於出面訂立盟約，背後有強有力的政治人物支持。3月15日 ，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的"提攜"，並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小池是二十一條的起草者，是深得加藤外相信任的重要人物。這封信和《中日盟約草案》與黃興、陳炯明等人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

 

    "二十一條"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國恥，是日本迫使中國殖民化的重要步驟。它的最後文本把滿蒙、山東、漢冶萍公司等重要權益奉送給了日本。條款之一是"中國政府嗣後如在南滿洲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員警外國顧問教官時，可儘先聘用日本人"。實際是把當地各級政府全都交由日本控制，"可儘先聘用"不過是掩人耳目的外交詞令。

 

    在接到最後通牒後尚未正式簽字前的5月14日 ，袁世凱曾向各級官員發出"密諭"，其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歐洲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為抗議，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為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為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員警，曰軍械定數向日本採買，並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彼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然卒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免，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

 

    歷史挺會捉弄人：袁氏慶幸力爭倖免的條款，卻被孫文主動送給日本人了。他草擬的《中日盟約》規定："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採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經濟領域，從事關經濟命脈的金融到礦山和鐵路、航運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國。"再加上"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也就是說，以上政治、軍事、經濟上的種種特權是絕對不容其他國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國也不能獨立行事， "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考量其實質，這是把中國降為附屬國的盟約。

再看看孫文給小池的信，其中意蘊就更加清楚了。這封信說了些什麼呢?

 

    `　　1、"不肖等經常確信，東亞之安全與福利全賴於日本之提攜。"因此，日中應"有鞏固之同盟"，所以提出這個《中日盟約》。

 

    `　　2、"昔日，貴國政府曾向敝國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對其詳細內容，固然無法窺知，但其主要內容必定以日中親善及東亞和平為目標。與敝人宣導之主張一致，不勝欣喜。"

 

    3、孫文等對日本政府唯一的不滿，是日本不以孫文一夥為主要合作對象，而"對無誠意之敝國政府，始終一貫持續執行強硬之交涉……曠日持久，時至今日，實在可悲……遠離日中提攜這一最終目的之手段，敝人等遺憾至極。"

 

    孫文這些主張的是非，筆者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麼。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兩件事：

 

    1、自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報刊很快就報導了有關內容，海內外反應非常強烈。 "獨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因此，各界人士函電紛馳，質詢孫文的態度。有的報紙還傳出孫文與日本結盟。於是，孫文在3月10日做了兩件事：一是命黨務部發出《中華革命黨第八號通告》，說 "且夫吾黨所處之地位，純系一秘密組織之團體，對於國際交涉，固未可立言者也。"為自己的沉默辯護。二是寫信給美國華僑同志說："余固深信驅除袁世凱為今時所當行之事，若謂借助於日本一說，雖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萬不可靠，稍有識者亦當知造謠者立說之謬妄矣。"四天后，孫文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的上述信件就發出了。政治家有多副面孔，於此可見一斑。

 

    2、致小池的信和《中日盟約》披露後，海峽兩岸均有人急欲修補孫文的形象，硬說這些檔是假的。他們沒有注意到，這是孫文的一貫思想，並非孤證。這是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找出來的，並非稗官野史。再加上孫文在日本的一舉一動均在日本警方的嚴密監視下，警方的檔案中留下了訂立盟約的當天山田純三郎到孫文住宅；山田掛電話給陳其美，要他持印鑑立即前來，陳果然奉命來到；中華革命黨黨員王統一亦來到孫家等記錄(另一日方簽字人估計是補簽的)。再加上外務省有關檔案中還留下了送信人王統一的名片，而王是中華革命黨最早宣誓入黨的五人之一，是訂約時在場見證者。此信和盟約的真實性，日本學者藤井升三已有詳細論證，頗難推翻。

 

    不應忘記的是，與此同時，他還重申了出讓滿蒙的主張。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史料外，1949年以後曾任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老同盟會員和中***員高崇民寫道："1915年袁世凱陰謀要做皇帝，與日本訂立賣國條約21條，孫中山為換取推翻袁世凱，一度主張把東三省讓給日本，我在日本留學東京時，親耳聽到中山這種錯誤主張，表示堅決反對。"這個老同盟會員， 1949年以後身居高位，生活在孫文備受尊崇的國土上，不可能和沒必要作假，其回憶顯然是可靠的。

 

    不過，不管孫文提供多麼優惠的條件，日本政府對他們一夥的力量還是沒有什麼信心，仍然把袁世凱作為拉攏和威嚇的主要對象。孫文和革命黨人僅是充當威脅袁世凱的魔影。孫文的指望又一次落空。

 

    第八，在袁世凱死後的所謂護法鬥爭期間，孫文繼續以出讓滿蒙為誘餌，冀圖得到日本的幫助。1917年9月15日 ，日本社會活動家河上清訪問廣東軍政府。孫文在會見河上時明確地表示： "一旦他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會見日本實業家松永安左衛門時又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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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20年代，與美、日商人簽訂密約，一再出讓大量利權。1921年1月17日 ，孫文與美國芝加哥商人喬治·香克(George H. Shank)訂立密約，據美國駐華公使報告，內容包括：香克將幫助"中國政府(指南方政府)發行公債一萬萬金元(當時約合中國幣二萬萬元)，"作為回報" 所有經香克氏組織和開發的工業，其產生純利之三分之一，均歸香克所得；又將購材料之買價，香克氏得百分之二十五。

 

    1922年2月5 日，孫文又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規定該公司提供二萬支長槍、72樽野炮、120支機槍及相應的彈藥和5百萬日元為條件，"同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之島嶼的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同意公司對開發廣西之林礦有優先權。""政府指派三分之一的委員名額，委員會主席須為日本人"。此事當時就有所透露，引起海南島在各地的人士強烈抗議，一再向孫文和軍政府質問，《申報》和《華字日報》等報刊曾連續追蹤報導。

 

    以上確鑿而不完備的史料，揭示了孫文複雜思想面貌的不容忽視的一面。引人深思的有三個問題：一是號稱革命的團體有沒有權力出讓國家利益?二是能否把這些言行看作是為了長遠的崇高的利益而採取的所謂"策略"?如果答案是的，又如何證明目標的崇高性?三是孫文為什麼會出現這些錯誤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