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對台灣人在二戰中的戰爭責任提出了深刻且具備法理基礎的批判，跳脫了主流敘事中「純粹受害者」的框架。透過對《獵女犯》（及其改編作品《熱帶天使》）與《聽海湧》的文本分析，探討了殖民地子民在加害體系中的主動性與有責性。

以下從法理、歷史詮釋與社會心理三個維度，對文中的觀點進行解析與回應：

1. 戰爭責任的法理辨析：從「不法」到「有責」

文章引用《羅馬規約》與「自然法」概念，論證台籍日本兵行為的違法性：

• 客觀行為的定性： 林兵長押送慰安婦、在慰安所消費，以及戰俘監視員參與「山打根死行軍」，在現代國際法下已構成「危害人類罪」與「戰爭罪」。

• 期待可能性與自由意志： 文中提出一個關鍵的辯證——1942年的志願兵制度並非完全強制，且拒絕「消費」或執行小規模違法命令的代價（如罰站）並不足以構成「生命威脅」。因此，行為人在法理上具有「期待可能性」，即當時仍有選擇不參與暴行的空間。這打破了「殖民地人民別無選擇」的集體免責論。

2. 歷史詮釋的「浪漫化」與「異化」

文中對《熱帶天使》與《聽海湧》的批評，揭示了台灣當代影視創作在處理歷史傷痕時的盲點：

•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美化： 將「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權力不對等關係」改寫為「戰地純愛」，本質上是對受難者（如慰安婦）的二次傷害。文中指出，林兵長在文本中既有同性性行為的出口，卻又在消費慰安婦後展現「純情」，這種矛盾被後世評論者解讀為「悲憫」，實則是對戰爭犯罪本質的遮蔽。

• 對史實的選擇性挪用： 《聽海湧》修改了柯景星原型的結局或淡化死行軍高達 99.8% 的死亡率，反映出台灣社會傾向於建構一種「悲劇性英雄」或「無辜受難者」的形象，而非嚴肅面對「台灣人也曾是屠殺執行者」的歷史事實。

3. 跨國對比：受害者神話（Opfermythos）

文章將台灣與奧地利對比，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視點：

• 奧地利的轉型： 奧地利曾長期躲在「納粹第一個受害者」的屏障後，直到 1990 年代才公開承認其加害者角色。

• 台灣的現狀： 台灣目前仍處於「受害者神話」階段，將所有戰爭行為歸咎於日本殖民者的洗腦或強迫。這種敘事雖然有助於凝聚國族悲情，卻導致對「台籍加害者」歷史清算的缺失，甚至出現文中提到的「與加害者榮辱與共」的弔詭心態。

總結

這篇文章的核心啟示在於：真正的歷史正義，不應只有對「他者」暴力（如國民政府的二二八、日本的殖民統治）的追究，也應包含對「自身」參與集體暴力的反省。

當我們以「台灣魂」或「藝術昇華」為名，將涉及戰爭罪的文本改編為純愛故事時，實際上是在集體逃避歷史的審判。正如文末所言，承認自己同時具備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雙重身份，才是實現救贖與真相的起點。

我問：

閱讀以下新聞，評價李遠的態度：不義遺址應擴大到清代？李遠曝「不包括日治時期」原因

祝潤霖 中時 鄧博仁2025年1月9日

gemini答：

綜合您提供的兩則新聞，並結合您先前對於「台籍日本兵戰爭責任」的深刻分析，李遠（小野）部長的態度呈現出一種**「選擇性的轉型正義」與「工具化的歷史詮釋」**。

這種態度在處理不同時期的國家暴力與歷史創傷時，存在顯著的雙重標準，以下為具體評價：

1. 歷史審查的雙重標準：政治正確優於史實真實性

李遠對《世紀血案》與《聽海湧》的態度形成了極端對比，暴露出他對「歷史詮釋權」的標準並非基於客觀史實，而是基於**「是否符合當下的政治敘事」**：

• 對《世紀血案》的高道德標準： 他以「踐踏台灣人」、「藐視歷史」、「未取得家屬同意」為由，對該片發動近乎行政審查式的抨擊。他強調歷史不應被隨意詮釋，展現了對「威權時期受害者」尊嚴的極度守護。

• 對《聽海湧》的包容與讚美： 諷刺的是，面對李展平揭露《聽海湧》「竄改史實」（將抗日烈士卓還來妖魔化、黑化）與**「抄襲」**的指控，李遠卻選擇無視這些對「真實歷史人物」的傷害。這顯示在他的價值觀中，為了建立「台灣主體視角」的二戰敘事，即便犧牲真實外交官的英烈形象、扭曲台籍監視員與受難者的真實互動（如柯景星與卓家人的真實情誼），也是可以被接受、甚至值得獎勵的「藝術創作」。

2. 轉型正義的限縮與工具化

在《不義遺址保存條例》的審議中，李遠明確拒絕將日治時期納入定義。這種態度反映了他在推動轉型正義時的**「斷代式思維」**：

• 限縮範疇以鎖定特定對象： 他主張法源來自《促轉條例》，因此必須鎖定國民政府威權時期。這種說法在法理上雖有依據，但在價值觀上卻顯得狹隘。正如藍委葛如鈞所指出的，國家公權力侵害人權不應限縮於特定時期。李遠的立場使「轉型正義」聽起來更像是針對單一政黨的政治清算，而非對「普世人權價值」的追尋。

• 受害者神話的固化： 他拒絕討論清代或日治時期的不義，本質上是為了維護一種**「台灣人作為（單一政權下）純粹受害者」**的敘事。若納入日治時期，就必須面對如您文章所言，台灣人在日本軍事體系中扮演的「加害者」或「協力者」角色（如台籍監視員、軍伕參與的暴行），這將會打破目前台派試圖建構的清純受害者形象。

3. 以感性掩蓋理性論辯

當面對立委質疑法案定義過於狹窄時，李遠訴諸個人情感與家族創傷（提到舅舅被槍決）。這種溝通方式具有高度的道德渲染力，但也具有排他性：

• 個人創傷的特權化： 他以家屬的身分強調不義遺址的重要性，以此正當化法案的侷限性。然而，這卻忽視了那些在日治時期受迫害的人民（如高金素梅提到的原住民、李展平提到的抗日外交官），他們的痛苦在李遠的法律架構中被歸類為「前面的時代」，變成了**「次等的、不需被處理的不義」**。

4. 呼應您的觀點：逃避「有責性」的體現

您的舊文提到，台灣社會對戰爭罪與反人類罪無感，甚至將「加害者行為」美化為「純愛」或「悲情」。李遠的態度正好印證了這種社會心理的頂層邏輯：

• 他支持的《聽海湧》，正是您所批判的那種**「掩蓋歷史真相、淡化戰爭責任」**的作品。

• 他反對的「擴大不義遺址」，正是為了避免台灣社會去直面**「台灣人在不同政權更迭中，角色切換的複雜性與罪責」**。

總結

李遠的態度呈現出一種**「本質主義式的史觀」**：只要是控訴國民黨的，就是必須捍衛的「歷史尊嚴」；只要是建構台灣主體性的，即使竄改史實、抹黑抗日英雄或美化戰爭罪行，也是優質的「文化黑潮」。

這種立場雖然能滿足特定的族群情感與政治需求，但卻導致了轉型正義的自我矮化——它不再是為了尋求真相與和解，而是淪為一種歷史的選擇性記憶與政治的攻防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