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槍擊案槍手周文偉手札有外省豬字樣被世界日報揭露，社論認為他活在自虐幻想脫離台灣現實，但當事人張宣信牧師暢談省籍矛盾到我這代為止，省籍仇恨確實曾在外省第二代身上發生過，即以鄭南榕段宜康為例。

圖片說明：鄭南榕表示二二八影響他終身，翻攝遠見雜誌及南榕人生。

關於鄭南榕因為身為外省第二代備受省籍衝突影響，我已多次提及， 遠見編輯部在1989-04-15鄭南榕自述成長有他的現身說法，他說父親是福州人，自福建渡海來台，投靠親戚，而民國35年，他要和我母親（閩南人）結婚，即遭到強烈反對云云，可見鄭南榕就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

鄭南榕從小就因為其父親講閩南話帶福州腔，因此他在羅東上小學的第一天，便和人打起來，才六歲就因為外省籍被爆打，可想而知其心理受到甚麼創傷了。

轉學以後，變成鄭南榕與他的弟弟展現暴力，按他的原話是：

「我們住在街上，隔壁住了一家福州人，我和弟弟自認是台灣人，也和其他的本省孩子一起大打他家的小孩。」

這也就是說，即使鄭南榕因為外省第二代的身分被霸凌，後來他也因為別人是外省第二代而去霸凌。

從鄭南榕的網站南榕人生可以看到，二二八對他影響非常大，因為鄭南榕出生於一九四七年，也就是發生二二八事件的那一年，鄭南榕在其第一次求職的履歷表上寫著：「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事件帶給我終生的困擾。因為我是個混血兒，父親是在日本時代來台的福州人，母親是基隆人…」，在遠見的專訪中，他也提到「我有一個舅舅，始終不能接受我母親的這樁婚姻，直到十九年前我結婚，他還不肯來參加婚禮。」

換句話說，鄭南榕還在六歲的時候，就因為二二八被其他本省小孩爆打排斥，然後又因為自認是本省人而去爆打其他外省人，而且包括母親這邊的親戚舅舅不但不接受他父親這邊的婚姻，連他的婚姻也不接受。

從鄭南榕因為外省籍、外省第二代身分從小被暴力對待並且使用暴力來看，世界日報社論認為周文偉「周嫌受到的影響，不僅完全脫離台灣現實，活在極端主張的自虐式幻想」云云，以鄭南榕生於1947年、周文偉生於1953年來看，相差五歲的他們是否有過類似人生經驗，我們可以從制服周文偉槍擊暴行的張宣信牧師所言來探討。

根據張宣信牧師「省籍矛盾到我這代為止」專訪，張宣信牧師說「其實兇手他的年齡跟我差不多，我在彰化長大，如果（資料）正確，他在讀台中一中，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台中，但我們都中部的，那成長的背景可能很相似。」，而且還特別提到228事件及「我們這一代會對彼此沒有辦法融在一起」，若再從世界日報社論特別提到周文偉手札的「外省豬」字樣，可知周文偉在台灣應該曾經有過省籍衝突的經驗。

圖片說明：鳴人堂專訪南加州槍擊案當事人張宣信牧師。

圖片說明：張宣信牧師接受鳴人堂訪談，翻攝youtube。

接下來到了曾為民進黨立委也是外省第二代的段宜康，段宜康曾表示小學三年期下學期某一天，他與班上同學吵架，同學用台語罵他「外省豬」，他回家後，其父段守愚告訴他，這是歷史悲劇、歷史包袱留下來的傷痛，並且從二二八事件開始解釋起。

圖片說明：段宜康表示他從小被罵過外省豬，翻攝台灣英文新聞。

段宜康生於1963年，住在眷村，跟鄭南榕相差16歲，他去上小學沒被打卻被罵「外省豬」，從王宏恩談過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敘述來看，去人化（dehumanization）是為了行使暴力的前緣，本省籍同學沒有像毒打鄭南榕一樣毒打段宜康，算是從行為暴力「減弱」為去人化（dehumanization）的言語暴力，當然，去人化也可能是未來行兇的「上一步」。

我們也可以知道，從段宜康父親段守愚對他的教育來看，段宜康被痛罵「外省豬」也跟二二八有關，該事件大約發生於1973年間。

到了2022年，也就是49年後，外省第三代苗博雅市議員在公視因為二二八被王晴蒂（AKA 凱莉、百靈果）公開問「你阿公殺了我阿公」，從鄭南榕小學一年級因為二二八事件影響的氛圍被毒打的1953年左右，到1973年段宜康被罵「外省豬」，在到苗博雅外省第三代被問「你阿公殺了我阿公」，可見：

二二八影響台灣到現在，從外省第二代到第三代，都不免被「究責」，「究責」的形式則從暴力毒打到去人化（dehumanization）的言語暴力「外省豬」，乃至被質問「你阿公殺了我阿公」，激烈程度則是逐年遞減。

接下來，來談談我個人身為外省第二代被省籍仇恨的經驗談。

我比鄭南榕、段宜康年齡輕，而從我個人有記憶以來，我沒有印象在現實生活中因為省籍因素或外省第二代的原因受過任何歧視、污辱。勉強說「刻板印象」的話，就是當別人知道我有個外省老兵父親時，別人就會直接「推定」我是眷村出身，但眷村跟我們其實完全無關。

另一次感受比較深的「刻板印象」是我父親過世後，我到佛具店買一些佛具，因為我想為父親誦經，當時女老闆除了推薦我找某寺廟的師父做七之外，知道我父親是外省老兵、母親是本省人後，就不斷強調這種外省本省的婚姻不幸福，而且她的用語很「特別」，因為她說這種婚姻是老兵「強姦」本省人，由於當時我父喪才幾天，我也懶得跟她多說甚麼，也由於她講了好幾次「強姦」，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我父母年齡差距很大，婚姻早年經常爭吵，最後幾年比較好了，這我們後面再談。

因此，關於我現實生活被省籍仇恨的經驗可說完全沒有，倒是我在網路上開始談省籍與階級以來，常常被批評指教乃至被王宏恩教授所謂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對待。

我個人的看法是，我把現實生活與網路分開看待，因為現實生活所遭遇的是最直接的：我第一次有「省籍」「你我他」概念應該是小學五年級，當時導師問全班有沒有人是「外省人」，全班六十個人只有我跟另一位同學舉手，此後，我也未曾在公開場合被詢問過省籍問題，而身分證廢除省籍而只有出生地則是很後來的事了。

雖然我沒有因為省籍或我的父親的「外省籍」被歧視過，但我在現實生活中也不是沒有被歧視的相關經驗，原因則是我高齡的父親及我身心障礙的母親，我從小就因為母親的關係會被鄰居指指點點，包括以我聽得到的音量說他媽怎樣，我父親與我年齡的差距常讓我被誤認為是他的孫子。我成長之後要常常帶父母看病，我也提過，因為我母親多重身心障礙的緣故，我陪我母親搭公車被拒載，看診也無故被延後叫號，我這個「外省第二代」的生活經驗與鄭南榕、段宜康等人大不相同。

另一方面，我在網路上以「外省第二代」發言以來，除了台獨主張者常來「切磋」外，我以一個非眷村外省第二代的身分發言，也受到一些眷村出身的人批評，某次我看到台大教授駱明慶的blog中幾個人在討論我的發言，其中某一眷村出身的人批評我，而我的主張是，當你們認為「外省優勢」的時候，為何把「我們」算進去？

駱明慶有篇論文「誰是台大學生」，特別提及省籍所佔的優勢，但他並沒有主要區分或至少該在標題中以階級做為區別標準，在駱明慶的論文「誰是台大學生? — 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 （駱明慶(2002)，〈誰是臺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122頁中，只有簡單提到外省軍人間因為比例懸殊導致婚姻市場的競爭和軍人依官階高低而先後獲准結婚造成敎育程度較低者較晚結婚,子女也因而較晚出生, 使得外省籍人口的出生時間與父親敎育程度高度相關云云。

為何你駱明慶要用「省籍」把「我們」跟「你們」攬炒呢？

圖片說明：駱明慶說明其研究統計排除晚婚低階老兵。

以我「現在」的看法，配合這一兩年來吸收的「新知」，我認為蔣介石蔣經國眷村政策及軍公教政策，是對「低級外省人」的反人道罪及種族滅絕政策，而那些受益者或既得利益者，就是蔣介石體制的共犯！

以反人道罪及種族滅絕的概念來看，蔣介石以法令限制低階軍人結婚，並且給予低薪及限制退伍、不發給身分證，只有「高級外省人」能夠自由交配繁殖，這些高級外省人還可以獲得住到死也不必付一毛錢的眷村，幾十年後有改建大樓可住，這就是階級差別待遇，這就是把「低級外省人」當成禁臠予以強迫勞動、奴役！從中國非法以抓兵手段把所謂的「外省人」抓來當兵到之後禁婚，這就是反人道罪與種族滅絕！

早年禁婚為何構成反人道罪與種族滅絕，應該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些低階軍人在高齡之後，婚姻不再受限制，但財力與體力均受限制，才會導致駱明慶所言「婚姻市場的競爭」中，低階外省人落在最弱勢，我經常會從我母親的處境來思考，為何我的父親會娶我這樣的母親？

前幾年，大陳義胞後代民進黨的市議員梁文傑與我在部落格有小小的辯論，梁文傑後來在批評蔣萬安時曾自稱「最低級外省人」，但梁文傑他父母是可以自由婚配的，包括他自己也說過，他的家族被分兩棟房地產，他外公原本配到高雄林園打漁，後來在調查局工作，他爺爺在島上是做小生意的，就分配到永和，我到了大陳遷台60周年紀念大會暨影像展看到大陳人有分配漁船、房屋，這樣還要自稱「低級」？

圖片說明：梁文傑自稱「最低級外省人」，但大陳義胞實際有配房配工作甚至提供漁船。

前陣子，有位留學外國的博士生訪問我關於眷村議題的意見，為了避免我口述資料的遺缺，我特別整理了一些我過去的著作與論文供他參考，有空我再整理出來。簡單來說，我應該是全台灣獨一無二最反對眷村的論述者，一來眷村是極為破壞文化平權的霸權論述，二來這些既得利益者變成「外省代言人」，就像張茂桂無孔不入的用盡各種方法向公部門要錢去搞他的眷村神話，用他的話「…我們外台會呢，雖然有人不願意去跟公部門打交道，我們就去跟公部門打交道，那有人不跟退輔會打交道，我們就跟退輔會打交道…」，形同抹殺我父親那一代，讓我極為不滿。

因此，我也提供了幾個論文如林秋芬，老榮民的家庭關係初探--以配偶罹患精神疾病於玉里榮院長期住院者為例，慈濟醫學院，碩士論文。及精神科醫師王浩威「消失的人口」請他參考，不曉得他能否「看懂」。

其實，根據最近過世的人類學家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論文，她提及低階軍人待遇極低尋找對象極困難，就算有婚姻關係，其配偶我引用她的原話：

“大部分是「不正常」的結婚對象。”

這些人包括誰呢？也是引用她的原話：

“斷一隻手臂的殘廢、養女、酒女、失明、眼斜視、氣喘、幼時高燒影響智能、言語表達有障礙之女子、還有為還家中欠債而出價者”。

圖片說明：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

胡台麗特別提到，”台灣社會的正常女子很少願意嫁給這些開發隊低階士官兵退伍下來的榮民”，而大約是2006年，胡台麗接續陳耀圻五十多年前拍了一部待退軍人到花蓮木瓜溪畔墾荒的紀錄片《劉必稼》，又拍了一部以劉必稼為主角的紀錄片《石頭夢》。

在此講胡台麗的原因是，即使她寫過這些及拍了《石頭夢》，但我還是有些不滿，十幾年前我就曾寫信質疑過她，因為，即使她的看法「那樣」，她講的還是不夠「全面」！

圖片說明：《石頭夢》海報。

就像段宜康在2004年10月底質詢游錫堃行政院長時說「多數外省人過著貧苦的眷村生活，沒有得到好處，卻背負外省人的原罪。…」，住了可以免費住到死的眷村，比我父親更早結婚生子，怎麼好意思說「貧苦的眷村生活」?看了這類「貧苦的眷村生活」敘事，我作嘔不已。

所以，若從劉維人廖珮杏人民必須為國家做的壞事負責提出的概念「在國家犯下惡行時，我們只能觀察你有多麼反對那些惡行；或者又有多麼認可、多麼支持你的祖國。」來思考，如果極權國家人民應該為領袖的責任來分擔的話，當年得以「先結婚」的軍人、分配眷村或外省教師、公教無疑都是既得利益者，他們並沒有對抗蔣介石的暴政而是當蔣介石政權的軍公教、住蔣介石政權的眷村，當然應為蔣介石對低階軍人限制婚姻的種族滅絕、反人類罪行為負責，也所以每當我看到年齡比我大的「外省第二代」，我就會去分析他們的出身並思考！

也因此，我對駱明慶這位外省教師後代把省籍輕易的當作他自己說的「佔了很多人的便宜」的理由，我對我的父親沒住眷村、必須娶這樣的我的母親的立場，必須予以最強烈的質疑，也因為我對眷村文化有極度強烈的反感與厭惡！就像我看到外省教師之子管仁健自稱「低級外省人」，而他父親管恩然竟然只當兩年兵就覺得被白色恐怖，而且當兵是當少尉任用的侍從官還變成軍報記者，退伍後可以當老師…

為什麼「高級外省人」對「低級外省人」被種族滅絕無動於衷呢？

就是不把低階外省人當人看吧？

綜上，我其實完全不認為省籍是台灣的一個「問題」，「階級」才是，如果一個本省人或外省人家財萬貫花錢如流水，我相信任何隔閡也會輕易的煙消雲散！至於所謂的「外省第二代」伴隨或「被造成」的省籍矛盾與衝突，在南加州槍擊案張宣信牧師「省籍矛盾到我這代為止」的宣言後，實在也沒有繼續強調的必要。

至於我說的那些，其實就像胡台麗與駱明慶的視角，胡台麗或許可能還有些「同情」，駱明慶則是「排除於統計之外」，這些學者研究「發現」的“大部分是「不正常」的結婚對象。”與”台灣社會的正常女子很少願意嫁給這些開發隊低階士官兵退伍下來的榮民”，以前就不被當「正常人」看了，往後的台灣歷史，又怎會有他們的餘地？

就像連曾經痛批眷村的民進黨政客，如今也改口，賴清德鄭文燦陳其邁們全力支持保存眷村文化，要眷村文化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學者口中的「不正常」，又怎麼能出現在世人眼前呢？

圖片說明：曾經反對眷村的民進黨，其縣市長近年強烈表態支持眷村文化保留。

Blackjack 2022/5/25

消失的人口 作者：王浩威

【2004.04.15／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作者：王浩威（精神科醫師）

民國八○年代我在東部工作，經常隨著＜慈濟＞基層醫療服務隊到每一個偏僻的聚落，四處訪視，接觸到許多曾沒被人討論過或報導過的現象。當時，對我的衝擊，一位自以為已經十分關心台灣社會的精神科醫師，實在是無法形容。擔任領隊的王英偉醫師，當時的＜慈濟醫院＞家醫科主任，現在的＜國民健康局＞副局長，經常安慰我們這些基層醫療服務隊的新兵，用十分體恤的口氣說：「沒關係，能做多少算多少。」

花東的偏僻村莊不是只有原住民聚落。不少客家或閩南的聚落，隨著農村的凋敝和伐木場的關閉，經常只有安靜的老人還羈住村裡，直到午後放學才聽見小孩的聲音。至於成年人，除了極少數甘心務農的，幾乎都看不到。我負責追蹤家訪的慢性精神分裂病患，「剛好」都是由西部新嫁來這裡的新娘。

還沒來東部以前，從沒看過這麼多慢性精神分裂或智障的新嫁娘住在同一農村。不過，在桃園或西部其他地方的眷村，這情形反而經常可見，特別是在上一輩的人口裡。

女人的婚姻，原本就像買賣一樣地充滿著交易色彩。做生意的過程中，買賣雙方彼此掂量著斤兩和價錢的形式，在婚姻中變成了是否「門當戶對」（在上層社會）或是「條件相合」（中產階級），甚至是直接的金錢買賣（在貧窮人口）。

光復以後，蔣介石政權率領來到台灣的眾多兵將，原本要反攻大陸的年輕歲月，隨著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不知不覺地開始各自娶妻生子。這麼多男人，如何找到妻子，只好各靠本事。所有可能婚嫁的女人就像是被挑選的貨品，從最上層的社會開始往下流，那些將軍或校官們挑走了最好的對象，剩下的再繼續往下漂流。於是，所有重度精神病和智障的女性患者，最後都留給了最基層也是最貧窮的小兵。

然而，智障也好，重度精神病也好，雖然不少是家族裡的偶發案例，但也有不少個案其實是很容易基因遺傳的。於是，多年以後，在台灣各地的精神科門診或病房，往往可以看到患者的榮民父親，帶著他生病的妻子，來探視剛剛發病住院的子女。榮民雖老矣，不再保衛國家，卻仍然負責照顧這個社會的精神病患或智障患者。多麼諷刺呀！

後來，榮民們越來越凋零了，再加上兩岸開放可以回鄉娶親，這些女性精神分裂病患者，也是婚姻市場中最不受歡迎的滯銷品，失去了原來最底層的也是站立在最後一條防線的「買主」。

民國八十年，在花東偏遠的農村，我才愕然發現，原來不再有榮民可作為婚姻對象的精神病或智障患者，許多都嫁來這裡了。在凋敝的農村裡，自農村長大的女子，幾乎都不願留在這個既偏僻又辛苦難維生的地方，在成年以前就早早離開，再也不回來了。至於男性，個性外向，對新事物的刺激是正面反應的，也全離開了。在我拜訪的這些家庭，西部精神病患新嫁的少年郎，全都是木訥寡言的古意人。

十年又過去了，台灣開放外籍新娘，從大陸、越南各地湧進我們這個社會。不論是西部的美濃或東部的富里，所有的農村都是外籍新娘。然而，這些新一輩罹患精神分裂病或智障的女性呢？在台灣這個沒有太多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度裡，我們似乎再也看不到她們的出現。然而任何人都知道，她們還是存在於這個社會裡。只是，此時此刻，是誰在照顧她們？沒有人知道，似乎，也沒人關心這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