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十月以後，反送中運動的規模似乎稍微緩和，但火苗未熄，大家都知道後面還會有決戰。果不其然，十一月十一日的「黎明行動」似乎就是示威者的總攻擊，香港警方也以包圍中文大學回應，局勢似乎到了最後關頭。中大被圍攻的消息在各社群媒體上流傳，大學生「與中大共存亡」的悲憤也感染了許多人。連香港《金融時報》都發表社論表示「香港政府已失去統治的正當性」。

　這場運動不管未來走向如何，肯定會是很好的歷史研究題材。一向精於算計，但與政治絕緣的香港人，突然間陷入無比的政治狂熱，而且放棄了他們所擅長的經濟精算。很少有政治抗議能維持五個月的高度動員，說他是一場內戰嘛，還差那麼一點點。反對派沒有拿到槍枝──要嘛CIA壓根就不是他們幕後老闆，要嘛這個大老闆不肯發槍給他們。

　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這幾年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充斥著一股暴戾之氣。徐承恩寫的本土史觀的香港史，也以「躁鬱的家邦」為書名。他們對中國有著非常深沉的仇恨，旁人不是很能理解這種情緒的來源，只有同樣把中國（共產黨）為敵的台灣朝野，以及要干預中國崛起的西方政經勢力，頗能與之呼應。示威者得到這樣的鼓舞，便益發不可收拾。

　十一月十一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日子，一些人就說「這天是和平日，但他們（香港青年）還在戰鬥」。我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奧匈帝國王儲在賽拉耶佛遇刺所引發的，斐迪南公爵不是什麼強硬派，而是開明派。一旦他的「三元帝國」實現，把南斯拉夫納入奧匈，則對大斯拉夫民族主義會造成很大的挫折。

　政治就是那麼一回事，不讓競爭對手有任何得分機會。香港反對派（民主派）的心理也是如此，浸泡在民主的藥酒中太久了，自己變了質都不自知。為什麼「不割蓆、不譴責」？一來他們本來就不主導整個抗爭，二來他們也亟於利用這個抗爭，創造對他們有利的局面。等到整個運動變了調，除了把心腸橫到底，還能怎樣呢？

　我們看到蕭若元（《武狀元蘇乞兒》等片的監製）用錄音在群組裡發話，說發生在十一月十一日馬鞍山縱火傷人事件，是特技演員在拍戲，不久他又「無條件道歉」，但消息傳出去就收不回來。像他這樣的意見領袖，都大量參與了造謠和假新聞的流傳，身在恐怖氣氛中，不管哪一派的香港市民，要如何正確判斷所有事情的真偽呢？

　放假消息是政變的前哨，在短時間內讓大家相信（接受）一則訊息，讓當局來不及解釋，選前的奧步的邏輯就是這樣。而在香港，我們有理由相信，七月左右本來蘊釀著一場政變，「警察殺人」的消息一但傳開會造成輿論失控，警局中高層只要有幾個首長宣佈拒絕鎮壓，「站在市民這邊」，馬上會引起骨牌效應。 很可惜示威者太急切了，過早表現出攻擊的爪子，使得這整個計畫落了空。警政高層縱有內應，也因員警受傷在先，而找不到機會「起義」。為什麼元朗白衣人事件以後，示威者和警方之間有著深仇大恨？除了攻防之間彼此造成傷害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實在此──也就是警界未失守，讓整個政變計畫沒有成功。

　後來的情況就逐漸失控。示威者能量完全散不去，背後的支持勢力也不知該如何是好，不幫不行，但幫了也不是，維持著中、低強度的支持。一般來說，示威者一擊不中後策略上應該暫避其鋒，利用一國兩制的保護傘持盈保泰。但香港人的政治（民主）履歷實在稚嫩了，不但晚於台灣（1980’），晚於中國（1989），也晚於突尼西亞（2010）。

　十一月初林鄭見了習近平回來，大致應在部署最終的處理。示威者竟主動求戰，在雙十一發動大三罷，勇氣或許令人佩服，但政治頭腦令人搖頭。港警向中大發起進攻，輿論一面倒讉責，但林鄭應該早已明白，不論她做或不做，國際媒體仍不會放過她，警察殺了人，她是屠夫，警察沒殺人，她還是屠夫。像前述金融時報發的社論，屬於那種早就寫好，找個時機丟出來而已的文字。而各種「無差別攻擊」、「屠城」、「掃射」、「手無寸鐵」……都是文藝腔，和年輕人初次戀愛時「一生一世」、「無怨無悔」、「天長地久」、「死生契闊」一樣為賦新辭強說愁。

　並不是說示威者的指控全是無病呻吟，只是他們把自己的感傷和痛苦放得太大了，以為世界為此而存在。因為如此，失去了同理心，忘了世界上還有別人在受苦，還有許多人因為他們的行為而受苦。 先前大家還在講「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時我們就說了，香港是東方黎巴嫩，甚至遠東的車臣。如今看來，這個預言越來越接近實現。幾乎可以篤定，香港的勇武派真的視死如歸，在最後關頭會玉石俱焚──也許引爆炸彈，也許在中大的教室內一把火把自己燒死，也許死前拉幾個港警陪葬。

　信任一旦被摧毀，五百年都沒辦法修復。

　英美人士也許仍支持香港民運，他沒嘴裡不說，但心裡肯定對香港民主派的民主素質摸清楚了底。即便蔡英文，現在也不敢隨便接納這批政治難民，之所以還聲援，無非是因為鞏固她的主要支持者罷了。

附註：本文完成後，11月13日傍晚，香港中文大學宣布本學期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