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台灣的佃農要把辛苦耕作的收穫大部分繳給地主，而一家數口忍飢耐寒地苦撐過寒冬；至今想起來，我們都會深感義憤填膺與不忍。英國領主曾經對蘇格蘭的新婚少女擁有初夜權，今天想起來，我們仍會為那些少女感到心頭淌血般地痛，與滿腔的怒火。後來，這些現象都不復存在─社會進步意味著我們不再無故失去辛苦工作的所得，我們不再需要忍受無理的掠奪與剝削。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經濟成長」變成社會進步唯一的目的，經濟成長甚至變成掠奪別人家園、生計、性命的正當理由。國科會公開否認大埔案跟竹南科學園區有關，劉政鴻在苗栗議會公開承認大埔案是為了炒作地皮，但是大埔案卻讓兩個人喪命，至少四戶無故被拆，更多農戶被迫放棄一生仰賴的生計，用數分農地換來無法耕作的數十坪建地。高等法院更審，判定大埔徵地與拆屋皆未符合公益性與必要性，因而違法；劉政鴻卻說，如果所有的開發案都要經過法院來判定，「台灣經濟未來怎麼辦」。

桃園航空城計畫還在審議，被徵收的農戶已經有人自殺。是農戶太自私？還是政府欺人太甚？這個計畫的預期效益原本就有高度爭議：龐大的投資不一定能回收，政府的投資可能會排擠其他效益更高的公共投資案，而新竹空軍基地民營化可能是更佳的替代方案。況且，在政府財政困窘的現實條件下，要籌足本案所需的龐大財源根本不可能。因此，這個計畫除了為財團提供炒地皮的題材，以及為了選舉炒作利多之外，一般人實在完全看不出其公益性與必要性。如果你是仰賴農地養活一家的人，或者對土地有感情的農戶，你會不會氣得自殺？

去年六月底，馬總統曾對媒體表示：「都市更新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卡住很可惜，政府會列為優先工作，他將親自督軍，克服瓶頸，讓都更重新上路。」都市更新確實是有機會營造許多公共利益，但是都市更新可以有很多較具包容性與彈性的作法，而不需要動不動就使用國家暴力，拆除別人的老家。

台南市南都戲院的都更案放棄堅持不賣的祖厝，讓嶄新的豪宅與八十年的老屋並立，還因而換來美談；永春都更案也乾脆跳過拒遷戶，只推動同意戶的都更案。都更碰到釘子戶，很難分辨屋主是在哄抬屋價還是不捨祖厝；如果略為修改都更計畫，避過釘仔戶，刁難的人自然自討沒趣或後悔莫及，而重感情的人則得以保留祖厝。何苦非要整塊基地拆得乾乾淨淨，甚至纏訟數年？誰說一定要拆光所有老屋才叫都更？

警察辦案為的是社會治安，有時也不得不損及嫌疑犯的人權。進步社會的警察講究科學辦案，以便盡量不損及人權，可惜這樣辦案費時且成本很高。光復初期，警察抓到嫌疑犯就先毒打一頓再開始問口供，這樣辦案成本很低又節省時間，先父在世時常戲稱它為「落後社會的低成本經營法」。社會進步就是願意付出較高的社會成本，用較細膩的手段，在追求公共利益時對人權做出最大程度的保護和最小的侵損。

假如經濟成長的過程，沒有換到對人權更充分的保障，卻反而假借「經濟發展」之名，粗暴地剝奪憲法賦予弱勢的基本人權，社會有可能因而更進步嗎？

（作者為劍橋大學工程博士，清大榮譽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