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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1/09 00:23:43瀏覽3710｜回應0｜推薦12 | |
| 站在詩人面前，我朗誦並解說楊牧在二十年前完成的長詩：〈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廳堂迴盪時，我知道窗外是無邪的陽光，是寬宏的海洋，是毫不羞怯的花蓮沙岸。秋涼攜我來到詩人的家鄉，衣袖在風中飄曳，猶翻飛著淺淺的喜悅。已有多少年未曾參與這樣詩的盛會，彷彿又回到熟悉且陌生的年少，容許躍動的詩行再次牽引我的想像。啟程前，答應陳黎的邀約參加「2006太平洋詩歌節」時，我就已決定選擇這首詩來誦讀。 在滿室的屏息中，我隱約可以感覺到寧靜波濤細心淘洗著詩中的每一字句。當年初讀這首詩時，我正飄流在遠方的另一個海岸。詩行不時浮現猶豫的問句，好像也是我回應那個絕望年代時的惶惑心情。在異鄉燈下摸索於詩的長巷時，我幾乎就是詩中那位找不到出口也找不到答案的寫信少年。此刻造訪花蓮的海岸，我已是逼近向晚年齡的讀詩者。時間的旅程恁般迂迴旋轉，詩中的苦惱與傷痛似乎未減絲毫。重新拾起這首詩，我也正忙於整頓自己的情緒。此岸彼岸相隔二十年那樣長，家國於我卻仍是停留在紛亂狀態。緩慢讀出第一行時，竟讓我產生時空倒錯的幻覺。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全詩一百二十九行，共分六個段落。在楊牧的創造生涯中，應屬巨構。乍讀此詩，頗覺有敘事傾向。仔細再讀，卻是一首典型的獨白。詩中敘述一位青年的來信，求教有關文化認同的問題。這位年輕人擺盪在父親與母親之間的不同歷史記憶。眷村長大的這位謙遜有禮的讀書人，無法理解來自華北的軍人父親為何離家出走，卻又相當同情在秋夜裡為他唱日本童謠的母親。家族內部暗藏著看不見的族群文化衝突，苦苦折磨著他。歷史遺留下來的傷害，在他成長的歲月孳生、蔓延、滲透。毒藤般鞭笞著年輕的心靈，黑暗的歷史殘忍吞噬他的理想與夢幻。我窺見了這位青年的無助形象： 單薄的胸膛裡栽培著小小 孤獨的心，他這樣懇切寫著： 早熟脆弱如一顆二十世紀梨 全詩的隱喻，盡聚於此。20世紀梨，是70年代在台灣移植接枝成功的水果新品種。這是從日本引接過來的，但如此高貴的水果必須在寒冷氣候裡才能結實。日本的緯度約等於中國的華北，而台灣高山的氣溫則相當於華北氣候。這樣轉折的暗示，無非在透露外省族裔的空間流動。詩中那位充滿苦楚的孩子，一如20世紀梨，莫非是海島與華北氣候交會時釀造出來的生命。他的身分究竟是屬於台灣本土，還是中國華北？置身在政治激盪的70年代，統獨論戰的烈焰逐漸燃燒台灣這小小土地之際，這位眷村子弟不能不感到極端惶惑。詩中提出了這樣的詰問：身體上的胎記誠然來自母親，但是他卻被教育去擁抱一個遙遠的、看不見的鄉愁。身體與思考之間的撕裂，不也恰如其份倒影著那個時代意識形態的對決？ 我酷嗜這首詩的節奏，似乎它是一支飛揚而又低盪的音樂，反反覆覆在我的思索中盤旋。站在詩人的面前朗誦時，起伏的詩行帶領著我的聲音去叩問二十年前一位青年的心靈。隨著節奏迂迴前進時，我的內心也禁不住自我審問，那種身分認同激辯的年代果真已經一去不復返？倘然曾經苦惱過也折磨過的那位青年，此刻也坐在聽眾中間接收我的誦讀，他（啊，應該已是一位初霜的中年吧），能夠為時代的轉變而感到釋然嗎？如果他親臨會場，也許可以辨識我聲音裡挾帶的愁緒與惆悵吧。 選擇這首長詩誦讀時，台北那喧囂的城市正陷於另一場政治的激盪騷動。時間漫漫消逝如許之久，詩中少年曾經承受過認同問題騷擾的那種鞭笞，現在也正瘋狂地凌遲著這脆弱的海島。我過去的歲月都耗擲在「中國認同」枷鎖的掙脫，如今卻掙扎於「本土認同」牢籠的束縛。生命是如此嘲弄，我的青春盡耗於斯，我的蒼老竟也無法遁逃。 誦讀每段詩行的第一句：「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那樣的質疑再度如陰影升起於心房深處。層層的逼問，帶著一種精神衝擊的力道。我確實是刻意選擇這首詩來朗誦，因為我清楚見證到歷史的反覆。第一次發生的歷史，可能是事件；但同樣的歷史再度發生時，就是荒謬了。然而，一個社會竟容許荒謬的歷史再三重演，那不是悲劇是什麼？生命從少年到暮年的航行過程，我常懷抱一個非常卑微的期待，希望海島的每位住民都公平分擔共同的命運。脫離了封閉年代的台灣，應該是能夠從容迎接撥雲見日的航行。 我生命最為奢華的青春，都投注在民主運動。我的介入，從不自認是高貴的情操，而只不過是以著最基本的人的思考，期盼一個開放、開朗、開明的社會降臨海島。我相信那樣的投入極其專注認真，而且非常具有耐性。總以為民主運動的開花結果，我的等待就無需須再等待。從世紀末到世紀初，我親身經歷了台灣歷史所完成的一次大轉彎，眼見一個龐大權力體制頹然崩塌。在那稀罕的時刻，我帶著喜悅，並抱持一個迷信：長年的夢想應該是到達綻放的階段。 然而，我的喜悅證明是倏起倏滅。中國符號焚毀之後，本土圖騰卻又重新高張艷幟。攜帶這首長詩抵達花蓮時，本土的烈焰仍然還到處縱火燃燒。我駭然覺悟，威權的幽靈只不過是換成另一種形式，緊緊鎖住祈求開放的心靈。誦讀長詩時，我不得不也像詩中少年那樣追問，什麼是公理和正義？如果國家認同是重要的問題，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更為崇高的價值蘊藏其中。沒有更高的價值與道德，本土就淪為空洞的符號，就淪為一種泛道德的審判，就淪為庸俗權力的遮羞工具。 公理和正義，是長詩帶來的高貴信息。然而，企圖在詩中找到確切答案，顯然徒勞。我反覆朗誦「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這一行詩時，隱隱約約可以感知詩人上下求索的，無非是在尋找一個恰當的態度，如何看待歷史遺留下來的傷害。青春時期的巨大疑問，竟然在我向晚歲月化成更為纏繞難解的焦慮。我確切知道，曾經有過的夢竟被粗暴的語言毀掉兩次，一次是中國的，一次是本土的。但是，我放棄了嗎？絕不。廳堂中，我聽到迴盪著的是，自己的聲音正在解說這首詩：「能夠恰當去理解不同歷史記憶的族群時，公理和正義就在那裡。」這樣的覺悟是一個強烈的暗示：我憤怒的晚年，已然從花蓮海岸揚帆啟程。 ──《文訊》2006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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