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以後，數度與陳映真錯肩而過，總是不期然擦出爆裂的火花，酷烈而熾熱地燒紅我的魂魄。滲入骨髓的那種炙燙，近乎煎熬，又近乎熔鑄；每當冷卻後，一個全新人格彷彿被澆灌成型。緋紅的記憶有些也許漸成餘燼，我竟無法忘懷兩人交會時瞬間光熱帶來的刺痛與騷動。火舌的交鋒，意識的交手，可能都為彼此烙下焦味的創痕，尤其為我煨燒出生命底層無可拭去的色澤情調。火光斧影橫跨二十年之後，不能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陳映真是我這輩子僅有的，可敬的論敵。
說他是值得尊敬的敵人，絕無任何矯情。沒有他的存在，我的政治信仰與文學道路可能不會開出今天的格局。他走在前面，創造一個典範；無論是敬服或不服，至少都讓我找到更為從容的空間可以學習、反省並超越。生命中出現這樣一位能夠競逐的前行者，較諸同世代的許多朋輩，我應該感到幸運。只是我會到達一個與他決裂的分合路口，並非長話短說就可交代清楚。如果我不曾有過在異域浮沉飄流的經驗，如果我不具勇氣批判傲慢的當權者，如果我未嘗接觸左翼思想，如果未能洞察虛構的中國圖像，如果我沒有決心投入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研究……，如果沒有那麼多如果，也許我至今還會繼續活在他的陰影下，一如少數幾位忠實的、憨厚的尾隨者。我終於向他發出異議的聲音時，一條背向的道路從此就連綿展開。
那時已逼近四十歲，苦惱的國家認同正絕情地撕裂並摧毀我。對一個耽溺於浪漫詩情的台灣書生，沉重的精神拷問遠遠超過脆弱心靈所能承擔。我開始嚐到雙重流亡的苦澀滋味：一是肉體的流亡，一是精神的流亡。在肉體上，我與青春年少的故鄉全然隔絕；在精神上，我與啟蒙以來的國家意識徹底決裂。游盪的身軀能夠找到僅有的救贖，唯歷史而已。一九八七的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我清楚意識到自己開始要打人生的下半場。整個前半生，我被迫與中國情結糾纏葛藤，虛擲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到了後半生，我決定主動追求一度是陌生的台灣意識。當我專注建構全新的史觀時，便立刻發現已經走上與陳映真的思考全然相反的方向。
在歷史事件的議題上，兩個截然不同的史觀發生嚴重衝突。我對事件的研究，可以說是從台灣左翼史的探索延伸出來的。以台共領袖謝雪紅的生命為主軸，當可發現台灣左翼運動自始就在日共與中共之間游移擺盪。這種歷史經驗，逐漸形塑了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主體。所謂日共路線或中共路線，從來都未涉及國家認同問題，而是如何通過路線策略的選擇，在技術上完成台灣社會解放。畢竟對於當時的左翼運動者來說，他們最大的關切是階級問題，而非民族問題。謝雪紅如此，蘇新亦復如此，階級問題獲得解決，台灣民族內部的問題自然也迎刃而解。我在研究二二八事件史時，也發現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要求，就在於求得社會的解放。介入事件中的左翼領導者，從來都未提出民族主義的問題，反而是社會民主的議題優先盤據他們的思考。
正是歷史的解釋，使我與陳映真正式決裂。他對台灣左翼運動與二二八事件的理解，性急地預設了中華民族主義的立場。這不僅不符合史實，而且也違背了做為社會主義者的基本態度。當他的思考方式絕決地向民族主義傾斜時，他的左翼信仰與歷史知識終於證明只是淪為一種裝飾。但是，與他激烈對話的最初階段，我往往會落入他的馬克思語彙的陷阱。那種修辭學上的左翼立場，使我不能不把他視為台灣罕有的社會主義者。為歷史事件辯論時，我備極辛勞釐清台灣馬克思主義傳播的脈絡。耗費許多精力去辨識左翼運動的歷史源流，我只不過是為了回答他在史料上的刻意混淆。因此，我在一九八七年與他發生的那場論戰，現在回顧起來，證明是徒勞無功。我錯誤地把一位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視為一個忠誠的社會主義者。
不過，把那次論戰視為徒勞無功，也並不盡然。在戰火稍歇之後，我終於覺悟歷史記憶的重建已不容延宕。至少是受到陳映真民族主義立場的刺激，我有必要更謹慎思考如何構造當時正在撰寫的《謝雪紅評傳》。歷史問題的探求，我很明白，依賴的不是政治立場，而是回到基礎史料開啟再閱讀與再解釋。我以四年的時間寫出那冊四十萬字的評傳，有一部分其實是在回應陳映真對我的挑戰。有時不免會自問，如果沒有與陳映真點燃強烈的對話，我可能在研究台灣史的速度會放緩許多。心理上彷彿有強敵壓境，我不懈地構築工事，在知識與理論方面鍛鍊自己的思考。
就思想光譜而言，我應該是屬於左翼的自由主義者。如果使用坊間的庸俗語言來形容，我的立場無疑是中間偏左。這當然是處於極為困難的位置。從左派的角度看，我也許被劃入右派；從右派的觀點看，我則可能被歸類左派。但是，意識形態的編派於我毫無意義。我較傾向相信，知識分子的重要精神絕非以標籤的方式就可輕易定義，關鍵就在他有沒有勇於實踐。知識的實踐，不可能僅僅使用修辭或辯論就可獲得。倘然不敢介入現實社會，不敢批判偏頗的權力，不敢表達真實的思考，則所有的口號與主張都將淪為空洞。
我與陳映真的另一個分歧點，便是看待台灣民主運動的態度。如果台灣史研究是我的知識實踐，那麼在一九九二年回台擔任民進黨發言人應該是我的政治實踐。在返台的前一年，謝雪紅傳記的書寫工程宣告完成，為我的台灣研究奠下初階的基礎。這本書也為我銜接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後殖民論述的思考，徹底洗刷了我前半生的脾性與惰性。畏怯地與政治運動保持淡漠的疏離，恐怕我這世代知識分子的共通病灶。許多人都習於暗地抱怨，在公開場合卻委屈地承受不同形式的權力支配。我決定縱身投入政治工作，其實有多重行動的暗示。當時，我最主要的對敵首推國民黨。然而，我接任政黨工作，也是為了向國內統派表示明確的立場。不僅如此，我也希望站在同樣的位置，對中共發出批判的聲音。
猶記得在一九八三年與陳映真會面於洛杉磯時，他顯然鄙夷我捲入海外政治的行動。臨走前，他拋下一句話：「有種的話，就回到台灣來吧。」我在一九九○年遠赴上海搜集謝雪紅的資料時，立刻受到中共當局的監視。對於一位手無寸鐵的台灣書生，竟然必須動員那麼多人手跟蹤，無非是他們收集了有關我的不少情報。其中的一位提供資料者，竟然是陳映真。我不訝異他視我為假想敵，更不訝異他在給上海的密信中稱我為「海外台獨大將」。我只是比任何一個時期看得更為清楚，歷史條件為我創造的環境是如此艱難而困頓。我更明白的是，陳映真對我的舉止進退瞭若指掌。我以具體行動回到台灣毅然與民主運動結盟，既是對當時歷史環境的公開答覆，也是為自己的精神枷鎖正式解套脫困。帶著一種「我來，我看，我征服」的快意，我無悔地縱浪在九○年代初期詭譎的政治漩渦。
做為一個左翼的自由主義者，我見證了那段時期的民主運動確實呈現亢奮的、上昇的狀態。正是在同一個時間，我屢屢看到陳映真寫了一些不算少的散論文字，對這個不斷崛起的運動表示輕蔑。無論把台灣選舉形容為「資產階級政治」，或是把民進黨的主張概括為「美式民主亞流」，都再也無法阻擋我的發言。我的心願只有一個，就是親身目睹一個威權體制的瓦解。就像一塊頑石那樣，我對自己的期待具有無比信心。歷史事實證明，當時我的賭注誠然押對了。陳映真的心情我相當可以理解，所以我也知道兩人之間的對話顯得特別遙遠。畢竟民主運動已經靠向勝出的這邊，而陳映真則在打一場不斷輸掉的戰役。
我在一九九五年選擇離開民進黨，只因已預見民主運動得勝的日子就在不久。我不是那種權力的追逐者，也不是與人相互取暖的那種人。終於決定離群索居，是因為我深深體會，倘然要繼續往前挺進，就必須回到知識實踐。開始站在教室講授台灣文學史時，我正要結束纏綿將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涯。歷史的謎底就要揭開之際，我無需在權力現場停留。對照之下，我反而更加可以感受陳映真內心的焦慮。他在一九九六年組織了一些文章，編輯出版一冊《戰雲下的台灣》，公開為中國的武力侵略做合理化的解說。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所不認識的陳映真，先是驚訝，繼而憤怒。在這本書，他以許南村筆名撰寫一篇長文，題目是〈如果十五天‧七階段的戰爭終結中華民國的紀年〉。文字中的軍事用語與恫嚇修辭，已全然偏離他憂悒的、哀傷的小說風格，更是偏離他長年被尊稱「人道主義者」的封號。
在這篇文字，我看不到社會主義者的科學分析，也看不到小說家的人文修養，當然更看不到他對台灣社會的溫暖關懷。全文飽滿的情緒，都只在散播高漲的民族主義，而且代表北京中共政權的立場對台灣施行恐嚇。他主張以最迅速方式，在最短期間，趁國際干涉還未遂行之前，中國軍事行動就已有效消滅台灣。掩卷之餘，我聽到自己內心的喟嘆，這就是我年少時期午夜時分所捧讀的陳映真嗎？這就是那位寫出畸零外省老兵與滄桑台灣少女相濡以沫的故事作者嗎？他的經典小說〈鄉村的教師〉、〈我的弟弟康雄〉所描述的場景，一幕幕在我思考中閃爍，竟也無法與這冊充斥武裝暴力的文字作者對應起來。
民族主義成為他思想的指導原則時，我必須頹然承認，社會主義早已被他棄擲如糟粕。這也是為什麼他在二○○○年批判我還在撰寫中的《台灣新文學史》時，我特別覺得冷靜從容。表面是在談文學問題，陳映真的文字其實還是被民族主義的幽靈牽引著。兩人各寫三篇文字的相互往來，於我而言，還是停留在各自表述的階段。其中他誤用馬克思主義的表達方式，可能需要更為細膩的文字釐清整頓。不過，就像我在〈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一文的答覆就已指出，他所宣揚的並沒有擺脫二十年前的民族主義立場。以中華民族主義來解釋台灣文學史，是一種去歷史化、去脈絡化的思考，或者說，是一種發明歷史與創造歷史的手法。知識實踐如果淪為個人的冥想，對話似乎就變得非常滯澀難行。那場論戰是一次「未了的工程」。我唯一能夠回答他的，便是以一冊完整的文學史來履行我的理論與思考。
就在論戰煙硝正濃之際，我耳聞陳映真心臟甫動過手術的消息，內心不免怵然。兩人長年的對抗，已經成為我個人生命不可欠缺的特質。視他為一生的論敵，幾乎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實。年紀僅大我十歲的陳映真，應該還有餘裕的時間監督我、激勵我。他所架設的《人間網》，長期置放對我批判的文字。他經營的人間出版社，也有不少叢書以我為假想敵在市面流通。對一個以書寫與思考為職志的人如我者，他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給我殊榮與抬舉。更為精確的說，這是一種罕有的「知音」。我未必服膺胡蘭成所說：「平生知己有兩個，亦即情人與敵人。」不過，在我知識累積精進的道路，總是隱隱感覺有一位競逐的對手相互頡頡追趕。至少我確信，還有一位認真讀者嚴肅閱讀我的文字。縱然他站在我的對立面，但在這個荒廢且荒涼的思想世界，似乎兩人之間已建立一種特殊的無法定義的情誼。是朋友或敵人，都必須付出同等分量的感情。如果沒有他的鞭策驅趕，我有多少歷史勞作可能至今都還未完成。回顧自己不止不懈的學術追求時，陳映真於我竟是一個恩怨情仇糾纏在一起的複雜記憶。
今秋十月，從報紙獲知陳映真在北京病危的消息，猝然覺得有一種無邊的寂寞四面埋伏而來。我可想像，此刻他正被逼到時間的最前線捍衛自己的生命，可能對人間庸俗的江湖記憶已放諸天地。報紙說，他這十年來其實並不快樂。那種心情，我可深深體會。台灣的民主化與資本主義化，已經帶給他無比幻滅。然而他的社會主義祖國在改革開放後，也加速朝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他的夢，無疑是雙重落空。當他還在盛年時期，曾經為自己信仰的社會主義坐過牢，也為自己追求的民族主義挫折過。他的信仰與追求，即使到了暮年時期卻未嘗有絲毫動搖。在我這個世代，再也看不到如此稀罕的高貴氣質。正是在這點上，我於論戰之餘還是對他保持高度的敬意。
當他為自己的生命奮戰博鬥時，我正坐在研究所的教室，與學生一起閱讀他六○年代所寫的小說。我今年在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教學進度，剛好到達陳映真專題。幾乎每年秋冬之交，我都帶著學生閱讀並再閱讀他的作品。有不少研究生對我講授陳映真時的心情不免感到好奇，他們大概會預期我的解釋與分析會帶有一種敵意吧。於我而言，意識形態無論如何對立，在論戰中無論使用過多少動氣的文字，全然不影響我對他小說藝術成就的承認。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都只是一時的演出，唯文學生命能夠超越、能夠永恆。
在他的關鍵時刻，我說這麼多話可能不太恰當。不過，我無法隱藏內心的失落。此刻，我不會溫情地說出「相逢一笑恩仇泯」，當然也不會像魯迅絕情地對著敵人說：「一個也不寬恕」。陳映真在我靈魂深處劃下的斤斧鑿痕，都將伴我走完餘生。當敵人不再是敵人，猶情人不再是情人，我不免幽然感到悲愴淒涼。我和他都是屬於夢的追逐者，但是不同的夢卻同樣遭到摧毀。今春以來，目睹一個我所尊崇的政黨，既毀掉我的民主憧憬，也毀掉我的本土理想。我的幻滅，應該也可與陳映真的失落展開神祕對話吧。我比他幸運的是，還能夠持續執筆表達抗議與批判。我在四十歲之前，打完了人生上半場，付出全部的青春與國民黨戰鬥。四十歲之後，我開始打人生下半場，把所有的理想都押注在民進黨。結果發現比數是零比零。現在我到達六十歲，必須做好準備打人生的延長賽。天假我十年，我當孤獨搏鬥下去。
我和陳映真一路碰撞摩擦，點燃炙燙無比的記憶。許多失禮的語言，失手的文字，如今已都沉澱澄澈，讓我看得尤其明白。各自懷抱的夢是何等分歧，如果不是為了自私，則論戰造成的傷害都無需表示抱歉。何況，兩人都擁有一個押錯的夢。我不敢期待陳映真會拾起擲下的劍再做一次決鬥，我能做的僅是祝福他能夠克服生命中最為困難的時刻。我無法忘懷中年以後兩人錯肩而過時擦出的火花。在記憶中最為鮮明的位置，那一盞魅惑的烈焰，火紅如詩，至今猶在燃燒。
《聯合文學》2007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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