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前燈下照映著一疊油墨猶新的書稿，那是隱地寄來的。彷彿是傳遞自遙遠的時空，有一種秋天的氣味，成熟且感傷。靜靜的文字，可能不像退潮後的沙岸，而是等待漲潮的海洋，充滿不安與騷動。我無法想像，隱地年屆七十，究竟是以怎樣的心情，對自己的青春投以專注的回眸？如果那些文字可以化為聲音，我幾乎聽得見三十年前台北街巷的噪音，在高樓陰影流動的歌曲，在夜色擁擠人群中的車聲，以及壓抑在內心底層的欲望吶喊。

對著舊事一次又一次的凝視，到底是致敬還是追悼，到底是記憶還是遺忘，已是難以分辨。我終於也忍不住整理自己的記憶，重新檢視初識隱地的那個年代。在我文學追求的生涯，1968年是一個有著高度暗示的時間點。那年，我還是一位大三的歷史系學生，就已決定出發去寫詩、散文、詩評與書評。同時經營如此不同的文類，注定是產量不豐，質地不佳。不過，這種勇氣卻成為我年少時期最為豪華的憧憬。一旦走出去，道路就在面前無限延伸下去。路的另一端，我看到一個陌生的身影，他就是隱地。只有他能夠寬容接受我生澀的思考，也只有他能夠容許我做不同書寫的嘗試。

肉體與政治的禁錮

大學時期正式完成的第一篇書評，就發表在他當時主編的《青溪》。那是我讀完史坦貝克的《製罐巷》（Canery Row）中譯本之後，在毫無接觸原典的情況下寫出的讀後感。那年下筆的膽氣，竟有如此輕率。我在月中寄稿，下月初便刊登出來。

對於一個還在投石問路的青年，他給我的鼓勵已超過奢侈一詞所能形容。我受到的寬待還不止於此，日後斷續寫成的散文也都在他編的雜誌發表。這些早期的文字，有一部分收入我的第一冊散文集。封鎖年代的囚禁心情，都容納在這些看似唯美實則粗糙的字句。倘然沒有隱地伸以援手，那樣衰弱的文體也許至今都不能留下絲毫記憶。

以封鎖年代來概括我的大學生活，並不使人訝異。那種禁錮的感覺，既是政治的，也是肉體的。六○年代的政治氣候，極其低迷鬱悶。一場無法命名的戰爭，正在南半島發生；一場災難式的文化大革命，則在古老的中國翻天覆地展開；一場憤怒的反美運動，也在日本大學校園焚燒起來；一場二戰後最大的學生抗議活動，在遙遠的法國巴黎熱情盛放；一場無盡無止的反戰運動，在美國境內吸引大批知識分子全心投入。騷動的地球，混亂的世界，都在台灣境外釀造政治風暴。1968年，我和我整個世代的青年，都被牢牢鎖在寧靜無聲的海島。那一個死寂的時期，可以藉《自由中國》與《文星》兩份思想性刊物遭到查禁做為印證。有時不免會這樣推想，若是我的知識啟蒙發生在一個開放的年代，也許不必然會走上文學的道路。以我這種酷嗜說真話的性格來看，極有可能在更早的時期就投入政治運動也未可知。在那樣苦惱的年齡，我終於選擇了文學，並且以詩為最初的出發，這應該是受到政治格局的驅使吧。在欠缺救贖的年代，對我來說，能夠容許自我拯救的，唯文學而已。

文學不僅讓我從政治牢房中逃獄，也讓我從肉體枷鎖中掙脫。在政治保守的社會，身體往往也變成自我的囚籠。在權力高度干涉的六○年代，各種意識形態與道德規範都對個人的身體進行監視與拷問。我沒有勇氣試探性的禁忌，至少在我的神色表情絕對不會洩露欲望的騷動。一道高牆在我內心築起，抵擋著可能的誘惑挑逗。那是怎樣蒼涼的歲月，政治把我關在青春的外面，性把我鎖在肉體的裡面。嘗試尋找肉體的出口之際，也正是我全心經營各種文體的時候。我尊崇著詩與散文，只因神秘地覺悟了文體在那時期適足取代肉體。

我這些感覺，隱地當能理解。他比我還早到達文學的領域，也更為成熟地認識他與我所共處的時代。不過，他可能不知道在為我開啟文學之門時，就已拯救了一個瀕於孤絕的靈魂。從他接受我的第一篇文字開始，一種生命的暗示也已在那時刻發生。書寫讓我產生期待，也為我開放神祕的想像。肉體也許可以受到監禁，但是想像一旦擦亮火花，一條遁逃的甬道便隱然浮現。縱然那條出路稍嫌窄迫，卻已足夠讓我在內心與現實之間從容出入。

藝術的經營與自主

直到我畢業後的服役期間，每有評論與散文完成時，都會優先寄給他裁奪。那時已經進入1970年，一個暗潮洶湧的危疑時期就要展開。翻閱我那幾年的日記，都可窺見一個惶惑的心靈無法撐起自己去面對時代。日記的扉頁，記錄著一排散文的題目，並一一標以日期。至少有七篇稿件寄給隱地，當我還在花蓮與湖口的軍旅。他總是以最快速度，把刊出文學的當期雜誌寄到營地，喜悅也同時跟著抵達。有幸遇到這樣盡職貼心的編輯，於我自是一種稀罕的創造動力。

我回到台大讀歷史研究所時，選擇宋代中國做為我學術探索的目標。台灣在1970年代逐漸進入動盪的危機，加深了我對歷史的好奇，我暗自做了許多立志，有時甚至夢想要寫一部能夠回應時代的歷史詮釋。在塑造自己成為一位史家的同時，我其實還有一個企圖，希望能夠重新燃起詩的欲望，以分行的藝術來敘述那段時期的波瀾。我與林煥彰、施善繼、蕭蕭、辛牧、蘇紹連、喬林合組龍族詩社，就是發生於七○年代的第一年。加入詩社後，我對詩的評論，突然具有一種過人的勇氣，對詩的技藝不僅尊崇，而且更加耽溺。

在此之前，總是視詩為業餘的藝術。經由詩的深刻體認，我意識到自己的文學態度有了轉變。藝術必須是專注經營，那是一個自主的世界。縱然《龍族詩刊》只是依季節出版，當我為它撰稿，就保持著神聖的心情。詩彷彿在治療生命裡看不見的傷口，又好像在提升我站立的高度去瞭望世界。對詩的幽微變化，只有我自己明白。詩的力量，把我推進生命的另一階段。

從來沒有人教導我如何去接觸一首詩，自然也不會有人提醒我如何剖析詩的節奏與結構。懷著敬謹的心，我學習以細讀的方式低誦捧在手上的詩。如果不經過誦讀，就找不到任何途徑進入詩。我決定為這冊瘦瘦的詩刊撰寫系列的余光中詩評。細讀或精讀的滋味，就是在這個時期慢慢建立起來。無法忘懷隱地在我文學生涯開始轉變時，又提供了一個恰當的實踐空間。

他在1972年9月主編《書評書目》，為台灣文學開啟了一個罕見的批評時代。他是一位小說家，也酷嗜大量閱讀小說。他甚至是一位創造歷史的人，從1968年就已致力於「年度小說選」的編選。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會建立年度的文選制度，無疑都是由他一手開創起來。

我開始撰寫詩評時，從來沒有想到他會向我約稿。我最初以為《書評書目》的批評重心是放在小說方面，這份重要的雜誌全然不可能注意到詩的存在。隱地在電話中邀約詩評時，我頗覺興奮，也覺錯愕。

那時我是碩士班二年級的研究生，正積極蒐集論文資料。能夠在詩刊以外發表詩評，是我的心願。《書評書目》第四期刊登我所寫兩萬餘字的〈燃燈人：論燈船時期的葉珊〉。隱地把這篇文字放在當期第一篇，自然寓有提攜的意味。一位年僅二十四歲的讀詩青年，突然被推到舞台燈光下，內心不免倉皇，卻也有無以言宣的喜悅。這篇文字後來牽引我與楊牧認識訂交，建立往後三十餘年的友誼。我的第一冊詩評集《鏡子和影子》，也正是楊牧為我命名並編輯出版。各種因緣連繫，在文學追求中交織出一個時代的溫暖與夢想。隱地當然也不曾發現，其中有一條線是他為我拉出的。 

1972年的台灣，目睹一場前所未有的新詩論戰。龍族詩社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而我是論戰的投入者。這場論戰發生的原因極其複雜，很難說得清楚。不過從大環境看，國際孤立的危機是刺激詩人反省的重要因素之一。從小格局看，洛夫編選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選》，也是導火線之一。我那時正處在氣盛階段，在許多刊物同時發表不少火力十足的文字。又是隱地相當寬容地讓我在他的雜誌撰寫一些稍嫌失禮的文字。他的寬容，於我已屬縱容。多年後，當我被迫在海外漂泊時，常常會想念他曾經對我有過的照顧與溺愛。我並不認為自己的論戰文字會有任何衝擊，但是經過那樣的洗禮，畢竟學習到如何講理說理。更重要的，我學習了如何說出真話。隱地給我的空間，正是一種文學紀律的培養。遠在異國遊蕩之際，我不能不對七○年代初期有著強烈眷戀。兄長般的他，未曾給我任何訓斥。他的厚愛，是我生命中一段非常高貴的經驗。

生命深處的悸動與戰慄

研究所畢業後，我是輔仁與東吳開授中國近代史的兼任講師，同時也正準備到美國留學。陷於徬徨猶豫的時刻，隱地邀我去協助他編輯《書評書目》。與他共事一年，我有機會親炙他的兄長情誼。在他身邊我見證了他的專業與敬業。他教導我邀稿、讀稿、編稿，並且也留出數頁版面讓我編輯。那是我離開台灣之前難忘的工作記憶。我的第二冊詩評集《詩與現實》有不少文字是在編輯室工作之餘完成的，旺盛的創造力都在這段期間爆發出來。

在海外懷想中的台北，常常會出現溫暖的畫面。隱地引薦我去認識許多作家，包括朱西甯、張系國、林海音、琦君、呂秀蓮、白先勇。命運的銜接是一種神祕的安排，我從未預見，那年所做的事，所見的人，竟是我日後從事台灣文學史教學時，無法避開不談的重要議題。許多偶然的、意外的、即興的記憶，有些是注定要埋葬遺忘，有些是為了沉澱累積。能夠走到這麼長遠的路，不就是因為經歷了當時的迂迴彎曲與交錯。現在我終於忍不住回首遠望，七○年代的重要路口，絕對可以發現隱地的身影。

相較於他寬宏的兄長情感，我畢竟顯得自私。很少有一個時刻，我曾好好思索他的流亡、寂寞、苦悶、挫折。在燈下閱讀他寄來的書稿，我情不自禁揭開埋藏已久的記憶。在他情緒激盪起伏的文字裡，我訝然認識一個受到時代壓抑的魂靈，一個我不曾看見過的隱地，不禁想起他寫過的兩行詩：

生命像一場驟雨

青春更像一張落葉

那張落葉是蝕破的葉，曾經為他接納過陽光與暴雨。他生命深處的悸動與顫慄，我或許不能體會；不過，他年少時期的橫眉與揚眉，我確曾目睹。回想時，他是一株大樹，為我抵禦，為我庇蔭。他在我生命中創造的文學記憶，都讓我牢牢記得。（自由時報副刊    2006. 12.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