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被問到：「你在什麼地方？」大部分我們的回答或是腦中所能記憶的影像，都是「我們身處於建築之中」的狀態：「我在全人的小徑」、「我在設計學院前的廣場」、「我在柏德樓下」等「地方」被「建築」所取代，「地方感」在此狹窄的情境中，代表我們被建築包圍的狀態。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幸福建築」（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2007）所說的：「我們重視建築，原因是我們認為自己在不同的地方，就會成為不同的人－－並且因此認定建築物必須以鮮明的方式呈現出我們理想中的自我。」我們在什麼建築之內，顯示出我們的生活與價值觀的取向。同樣的，選擇旅遊的地方，顯示出我們所關心的、能取悅我們的景觀，除了嚮往與孺慕之外，往往是顯示出自我匱乏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追求知識或選擇進入一個場域，是尋求「理想我」。

在安藤或是其他當代的建築師身上，我們可以見到越來越多的反省，對於建築的意義、都市與環境的設計、人的觀照，也就是朝向「建築的精神性」思考。新的建築材料（例如：鋼結構、玻璃、鈦金屬等）、建築工法、設計思維，革新了建築的形式樣貌，但是空有材料與技術的營造，沒有「精神」的營造物只是「房子」，不是「建築」。這種「共通的特質」是對「理想我」的追求，表現在，就是對台灣生活環境長期焦慮的一個出口。

「台灣人是苦悶的」，這樣的論調不是被各種議題塑造出來的，而是就發生在我們的身上。當許多研究、輿論都檢討我們的生活環境，但是真正有能力作決定的領導者，卻沒有「勇氣」去解決切身的問題。雖然大部分的歷史是政治史，但是我們要體會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最直接的卻是「建築」與「都市景觀」，我們出國旅遊的照片可以說明這一點。但是外國人來台灣旅遊，到底拍哪些東西呢？「中正紀念堂」、「故宮」、「太魯閣」？或許「夜市」、「檳榔攤」才是他們好奇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