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13╱中國時報╱第A4版╱焦點新聞╱陳學聖

《名家專論》開放的台灣

　　每天早上醒來，共同生活在台灣島上的我們，其實都應該試問自己這些問題：

　　我們的民主實踐是更開放？還是更封閉了？如果我們將甫自中國返台的江丙坤訴以外患罪責，台灣的民主實踐就會更好一些嗎？我們的言論自由是更開放？還是更封閉了？如果我們把大陸駐台記者通通趕回北京去，台灣的言論自由就會更加寬廣嗎？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更包容開放？還是更狹隘封閉了？如果我們將日本與中國通通打成邪惡的敵人，把全部住在台灣的人都變成是最愛台灣的人，台灣的意識形態就不再成為一種束縛了嗎？其實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已呼之欲出。

　　台灣當前的問題，在於集體意識形態的本身缺乏開放性的思惟，無法跳脫以往封閉式的思考模式，以致面對複雜難解的兩岸問題時，動輒選擇最廉價的方式回應—對立、謾罵、驅趕，而喪失採取開放性作為的可能性。但更嚴重的封閉性問題，恐怕還超越意識形態枷鎖的本身，而在於台灣民主化至今，仍然缺乏成熟的公共議題的開放改革空間，台灣社會與卡爾？波柏（Karl Popper）所言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之間，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

　　筆者忝為立法委員多年，親身參與或協力推動不少重大公共議題的立法工作，深知無論我們自上而下的努力與設想如何周到，對於自下而上的各種需求與實況總有未逮之處，而民主實踐絕非總是依靠總意志的表決結果，它需要審議、反思、並進行公共判斷，以達到雙方可以接受的共同決定，唯有透過如此途徑，民主才真能獲得鞏固與深化。

　　因此，卸下意識形態偽裝的鎧甲，我們會驚覺，台灣急須建立公共議題的開放討論空間仍相當的青澀，社會成員必須以集體的方式，一起嚴肅地面對共同的社會難題，而且無從迴避：社會治安與個人人權的界線何在？新式身分證的全面換發需不需要按捺指紋；人性尊嚴中是生命權或生命自主意志重要？美國臥床十五年的植物人泰莉可否拔除餵食插管？台灣的安樂死又該否合法化；同志權益該否等同公民權益？同志可否結婚生子？同志的同居財產該否受到法律保障；人權究竟是目的還是工具？代理孕母與複製人的合法化究竟是保障人權還是深化性別歧視；憲法保障移民與外勞基本人權的範圍何在？東南亞新娘該否取消歧視性待遇？

　　社會生活面問題更多：人身安全可以交給國家多少？私人擁有自衛性槍枝對不對？治安會不會變得更好；國家應該課誰的稅？窮人抗稅可不可以？開徵富人稅又有沒有道理；經濟發展與社會風俗何者重要？色情業該不該開放？離島真能設立賭博特區嗎；教育體制要不要繼續鬆綁？低學費政策可不可以取消？台灣的社會階級有沒有因此停止流動了呢？

　　早在一九四五年，倫敦政經學院的卡爾？波柏發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提醒世人唯有進行「點滴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式改革，才是邁向開放社會的唯一道路。而開放不僅是一種態度方法，其本身更是一種價值，也是一種面對外在挑戰，與化解內部爭議時的自信心指標，只有愈具自信心的社會，才會愈有開放的能力。

　　「經過今天，台灣是否更開放了一些？」每晚睡前，我們都該再問一次。 （作者是台灣生命力基金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