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連恩是否參加過亞維儂藝術節，並不重要。但馬修和亞維儂，以不同型式展現了文化全球化的意義和機會。

  馬修來自加拿大育空地方 (Yukon Territory)，在台灣以《狼》和《馴鹿宣言》成名。在這之前，他是一位酒吧鋼琴手，帶著音樂專輯《狼》前往歐洲參加國際唱片大展，被來自台灣的風潮唱片總經理楊錦聰看中。1996年，《狼》在台灣出版，媒體報導、學生bbs站的討論喧騰一時。

  1999年，《馴鹿宣言》趁勝追擊。同年，馬修又在台灣推出《海角一樂園》，這是他在台灣旅行時，對於變幻的風、雨、雲和偶然巧遇的小孩和老人，所創作的一張「台灣本土化」作品。他帶著吉他和音樂夥伴，四處拜訪台灣部落和村莊，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更帶著育空孩子的祝福前往埔里義演，並捐出唱片版稅給埔里基督教醫院。

  馬修的音樂被稱為「自然音樂」；這並不是音樂學的專有名詞，嚴格說，只是為了包裝行銷而創造出來的廣告詞，但它精確提醒購買者，在馬修的專輯中，可以聽到育空純淨豪放的大地天籟。那裡有戴著白色雪帽的青山、清澈無塵藍天、燦爛奪目的陽光、冷洌爽涼的空氣，還山林草叢中出沒的棕熊、灰狼、麋鹿，逆流而上的碩大鮭魚，低垂夜幕偶然閃爍的北極光。當然，不能忽略北美印地安人的歷史，從西伯利亞徒步而來的首批移民，早已在寒天地凍的育空，孕育出強悍的毅力和求生智慧；後來大批湧入的淘金客，為育空原野帶來現代文明，也把育空介紹到世界。

  要從CD中聽到這些景象，需要很多想像力。但是，《狼》或《馴鹿宣言》的暢銷，證明想像並不難，甚至足以令人心動。於是，馬修在距離家鄉十分遙遠的台灣走紅，再從台灣紅回育空；當地政府頒發觀光大使榮譽頭銜，請他為了育空的經濟發展，多吸引一些台灣觀光客前往。

  後工業時代、後物質主義、新經濟時代，不論時代如何被命名，描述的潮流趨勢卻相同。在市場中，「物」的銷售價值不再為實用性所限，而是來自「物」所能創造的想像空間。《狼》和《馴鹿宣言》帶給聽眾的育空「印象」，其實來自聽眾自己的「想像」。以「想像」為「物」創造體驗的價值，已經是新時代的行銷法則。因此，汽車和新好人可以畫上等號；即溶咖啡變成黑夜寒天的溫暖友情，鑽石成為女人的從容自信。

  馬修不是特例，全世界眾多有能力的藝術家，都在經歷類似的過程。但是，有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同時讓很多像馬修這樣的人，集合在同一個場域中演出？亞維儂藝術節就是其中之一。

  亞維儂藝術節集合全世界的藝術元素，在法國南邊的小城輪番上演，造成奇妙的「體驗」。大教堂改成劇院，上演著日本能劇、台灣當代傳奇或非洲鼓舞，與其說節目內容吸引人，不如說異種文化共容同一空間所形成的經驗衝擊，更令人目眩。

  全球化的文化，是出自於傳統根源、經過異種文化接枝之後的創新品種，這樣的型式己經在全球各地上演。可以想像大提琴家馬友友，2001年曾經在京都千年古蹟的東大寺拉大提琴禮佛，演奏的曲目是譚盾結合絲路音樂元素的作品？歷史上，向來是大提琴配教堂、梵唱配佛寺，近東絲路音樂配馬頭琴。當這些配對經過創意解構再重新再排列組合，造就了全球化文化的無限可能性。

  馬修．連恩是明顯的全球化案例，他生長在育空，作品經由台灣行銷世界。亞維儂藝術節也是案例，代表不同文明的藝術形式，能夠在歷史的偶然間同台交輝。但是，民眾喜歡馬修，並不因為他代表「加拿大」，而是因為他帶來的育空想像，甚至將育空的概念和台灣重疊，產生如《海角一樂園》的作品。亞維儂藝術節的藝術總監相中台灣節目，這和支持或肯定中華民國扯不上邊；只因為這些節目足以代表「台灣文化」。對台灣表演藝術團體而言，透過亞維儂的伸展台，進一步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邀帖，才是遠赴亞維儂的真正目的。

  站在亞維儂的舞台上，每個團體透過藝術的形式，展現孕育自己的文化源流，提供觀眾一個既遙遠又清晰的想像。這個舞台上，政治國家沒有多大意義；如果美國「下一波」舞蹈節、英國愛丁堡藝術節注意到雲門舞集或是優人神鼓，是因為他們的藝術和文化表現，而不是國籍。經紀人更無須透過中華民國外交部或文建會和這些團體聯絡，在網路上發E-MAIL，不過是彈指工夫罷了。

  「全球化」時代，是短接兵相接的競爭時代。在國家主義盛行的過去，地方政府、個人、企業、藝術團體，都可以躲在國家羽翼背後；但是全球化吸引具有特色的地方、有活力的個人、有實力的企業和有文化想像的藝術團體，直接躍入無國界的舞台較量。國家退居二線，中央政府必須揚棄官威派頭和行政崇拜，轉化為下放權力的「服務業」，以支持而不是領導的態度，協助國內的團體、個人或地方政府走上全球的最前線。

  全球化因此復興了地方。國家變成籠統的政治符號，甚至淪為護照上的文字遊戲，地方社區才是具有實質意義的主體。文建會過去推動「國際小型藝術活動」，激發了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花蓮石雕藝術季、新竹玻璃藝術節、高雄貨櫃藝術節等創意，不論執行成效如何，中央政府確實創造了機會，推動地方政府結合藝術文化進行「地方行銷」，做為地方與世界接軌的起步。透過活動事件創造的新文化傳統，形成地方的代表符號，挾帶著誘人的想象空間，隨著有形或無形的網絡散布全球，隨時伺機進入任何一部終端機。

  檢討「國際小型地方展演活動」的政策發展，有許多面向可談，例如地域振興、產業文化、地方行銷、文化休閒、藝術節慶等，都言之成理。但是，如果以全球化為參考座標，地方政府舉辦國際小型藝術活動的過程，正是地方政府的全球化競爭力展示。遺憾的是，許多缺乏遠見的地方政府領導人，沒有能力體察國際文化活動的全球化意義，只在意活動表象的熱鬧和實質營收，忽略了透過活動場域和世界接軌的企圖。

  過去台灣各地所舉辦的國際活動中，除了宜蘭、花蓮等地的少數個案，大部分地方政府都還在全球化的大門外徘佪，不得其門而入。而台灣的全球化文化競爭力，也在中央政府放不開國家主義、地方政府普遍營不良的萎縮狀態下，只能依靠部分民間團體或個人的努力勉強維持，情況並不令人樂觀。中央政府如何透過引導性計畫，讓地方政府和民間在實踐中充實全球化的經驗和活力，是當前最迫切的全球化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