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陶寺遗址4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献—人类学’证据链，指向陶寺都城遗址为尧舜之都，它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尧舜时代并不是传说而是信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尧都平阳”的说法在古文献里多有记载，但“平阳”在哪里，众说纷纭。

  实际上，早在2015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就表示：“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遗址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近年来，关于“尧都”的讨论越来越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尧是妇孺皆知的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圣王”，如果尧的都城从传说走到现实，确实是让人感到震撼和激动的。

  早在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时就曾感叹道：“临汾县，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帝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

  也许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未来会有更加明晰的答案。

  这里住着地位最崇高的“王”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临汾也有诸多“尧都”的文化印记。

  在几十年的考古过程中，结合磁力仪和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选、选种）、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学等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判定陶寺文化的主体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间，与古籍中尧舜的时代大致吻合。

  陶寺遗址发现了中国史前都城要素最齐全的城址。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遗址中的古城仅城墙以里的面积就达到了280万平方米，相当于晚了几千年的北京故宫面积的4倍，比后世享誉世界的平遥古城的面积还要大，而同期在河南发现的10余处龙山时代的城址则要小得多，而且多数只有一重城墙甚至没有城墙。

  陶寺古城的外城城墙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城墙的地下夯土地基深达10米，考古人员还在一座城门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高等级门阙，有着与故宫午门一样的东西城阙围合而成的“凹”形城门。在外城之中，人们还发现了被城墙所环绕的宫城，陶寺古城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宫城—外郭城双城制都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原院长戴向明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种种证据显示，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凡响，是那个年代的“顶配”，一定住着地位最为崇高的“王”，这个王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帝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表示，夏代之前是龙山时代，这是被考古证实的真实存在。在龙山时代的山西地域，有着很多与尧舜禹相关的传说，以尧或者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可以确定的。“但那个时代与文献记载的很多神话性的内容是两个概念。因为对远古的传说和记载会被添枝加叶，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才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样子，传说反映了那个时代，但那个时代的事情不是传说本身。”

  高江涛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另一件可以确定的事是，陶寺是龙山时代的一个都城，“至于给这座都城贴上什么样的具体标签，是尧的都城还是尧舜禹的都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可以讨论不同意见的”。

  与史书记载吻合的“观象授时”

  何努参与陶寺考古发掘20年，曾长期担任陶寺考古队领队。在陶寺中期城址东南，有一处神秘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经过何努主持发掘，又经多家单位的十几位天文学家的论证后，认为这就是陶寺古观象台基址，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4000多年前的“观象授时”机构呈现在世人面前。

  曾参与研究的时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武家璧说，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时代天文学十分发达，而天文历法被认为是政权的象征。如尧禅位于舜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举行禅让典礼时，尧要把天文仪器亲自授给舜。因此作为“帝尧邦国”的标志性建筑，陶寺观象台遗迹的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

  当时黄河流域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了，与之对应的是对准确的农时有着很高的要求。《尚书·尧典》中用了很多篇幅来记载帝尧是如何“敬授民时”的，相传帝尧依靠他了不起的天文历法才能，实现了华夏大地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陶寺古观象台与塔儿山遥遥相望，依据夯土基址复原，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由13个柱子围成半圆形夯土柱列，阳光在不同的节令从对应的柱缝中穿过，柱缝有20厘米宽，相当于目测太阳的直径。观测者站在固定的观测点上，当太阳完整地出现在对应的柱缝中，表明这一天是准确的节令时点。陶寺人制定出了将一年分为20个节气的复杂历法，其中包含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及粟、黍、稻、豆等当时主要农作物的农时。

  这一发现与《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帝尧恢复天文观测，制定历法，使百姓安定、万邦和谐的功绩，“（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以及《史记·历书》记述的尧帝恢复历法的过程：“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都有着惊人的吻合。无独有偶，在陶寺的王族墓地还发现了“圭表”，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

  在证据链中寻找“尧舜之都”

  何努认为，将陶寺与尧联系起来，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在考古上来说，单个证据确实很弱，单一证据确实有瑕疵，不能以此下定论。我们要把那些地下不会说话的破碎的、有瑕疵的材料发掘出来、解释出来，同时结合文献与当地的人类学材料，包括当地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家谱等，把它们串成一个证据链，形成一个指向性，最终得出结论。”何努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

  在何努看来，在文字方面，扁壶朱书上的文字即是“文尧”，且“尧”字在陶寺还有出土，具有明显的指向性；陶寺的天文历法、观象台与《尧典》的记载形成了系统性的印证；陶寺还出土了圭表，与文献里记载的尧派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去四方测量的记载相印证，也体现了当时尧构建天下观的政治动机，陶寺即为“地中”。同时，陶寺遗址还发掘出了显现王权威力的玉钺，给诸侯分等级的玉圭等礼器。

  学者们研究发现，陶寺遗址可以分为4300年前至4100年前的早期，4100年前至4000年前的中期，以及4000年前至3900年前的晚期三大阶段。每个阶段变更时整个遗址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显然是发生过政权的更迭。学者们研究发现，陶寺早期向着中期的过渡比较平稳，明显不同于晚期动荡的剧烈。

  戴向明分析说，尧舜之间很可能确实发生过传说中“禅让”的平稳过渡，这也正好说明尧舜的传说属性——尧舜不是指个人，而是两个地域相邻、前后相继的大型社会集团的代表。

  何努强调说，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越来越多，但陶寺不只是“尧都”，也是“舜都”。“陶寺早期是尧的都城，中期是舜的都城。‘尧’是一个王族，‘舜’也是一个王族，每个王族都有好几代王，他们都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代表，在历史中经过传说和文献加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尧’和‘舜’，这需要辩证地看待。”他说。

  关于尧舜“禅让”，何努表示，在考古中可以发现痕迹，比如都城形制变了，早中期的王族变了，但是他们还属于陶寺文化，都是陶寺邦国，没有改朝换代，从总体上讲，它是一种和平的过渡，这就是“禅让”。“古本《竹书纪年》里说得很清楚，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现在有很多很多证据来证明，这确实是历史的事实，‘禅让’也不是那么和平，肯定发生了政治斗争，只不过没有流血而已。”

  何努说，舜入主陶寺，文献上叫“之中国”（到“中国”去），陶寺即“中国”，在此之前，舜的根据地在山西洪洞县一带。舜到陶寺执政之后，接替了尧的权力，并把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到了今天的山西浮山县一带，文献中有记载山西浮山县为丹朱食邑。“这些遗址相互关联，在考古上都能得到印证”。

  在陶寺中期的几座帝王大墓里，人们发现诸多与尧舜传说密切相关的特殊文物：鼍鼓、特磬。传说中的鼍龙是扬子鳄，它是上古时代龙图腾的原型之一。在陶寺的王级大墓里，人们发现了传说中的颛顼发明的鼍鼓——蒙着扬子鳄皮的陶器。特磬这种打击乐器据说是当年舜帝为了编排乐舞《九韶》所特意发明的。这样一件明显带有“舜标签”的文物，也出现在了陶寺的王级大墓之中。

  学者们还发现，陶寺文化蕴含着一种强而不战、盛而不扩，富有多元融合性的文化内核。比如陶寺人并没有选择对外大肆扩张、穷兵黩武，反而是重视建城与礼制，强调秩序与生产，王墓中发现的“豮豕之牙”象征着“修兵止战”的执政理念，这些恰好与后世所称颂的尧舜时期执政理念契合。

  “尧都”不是最重要的

  正如李济所感慨，除了考古学上的意义，人们对“尧都”的追寻还有某种精神上的执念。

  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是中原文化区的一部分，是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黄淮平原、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处于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带两大板块的交界处，北方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地农作物与长江流域以稻米为主的丰水农作物的接合部。戴向明表示，在广义的龙山时代，陶寺所代表的社会集团一直是大中原文化区最发达、社会复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孕育出了大中原文化区最早的国家组织，是中原华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说中的尧舜集团密切相关。

  “在中国史前多元区域文明此起彼伏的演进过程中，陶寺是龙山时代中原文明的杰出代表，是当时中华文明的高峰。陶寺遗址不仅与古籍记载的尧都平阳地理位置相同，其年代、科技、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水平也与古籍记载相符，是黄河流域目前可确认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的实证。陶寺遗址的发现使‘尧都平阳’成为信史，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戴向明说。

  然而，也有不少学者有着不同的声音，以陶寺观象台为例，就有专家认为，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缝隙并不足以成为向上复原的根据。关于陶寺朱书扁壶上面的文字，专家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以此来判定“尧都”很是勉强……目前，陶寺的发掘面积有限，考古发现还不能具体到陶寺宫城、文物与历史人物一一对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赵辉曾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也许未来有一天，陶寺将有更惊人的发现。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看来，确定陶寺能不能与“尧都”画等号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世界公认的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在距今4200多年前已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陶寺文化中的陶器、玉器、石器、铜器，与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北的石峁文化以及其他区域的文明虽然在不同的时空方位，却绝非仅在自己本地传统中延续，而是呈现出融合式发展特征。不同区域文明在广阔的空间里多元发展、相互碰撞，兼收并蓄形成中华早期文明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