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是河北真定人，青年时代随秦军出征，英勇善战，在平定岭南的战斗中屡立战功。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年），秦平岭南，在此设立了南海、桂林和象三个郡，今广东大部分地方属南海郡。首任南海郡尉是秦军将领任嚣，任嚣将南海郡治设在番禺，建番禺城，后人将其称之为“任嚣城”，距今已有２２００多年历史了，是广州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城。而赵佗当时年仅２０余岁，属秦军年轻的将领，被秦始皇封为新设立的南海郡龙川令。

秦末，中原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秦王朝灭亡，楚汉相争，中原动乱。当时作为“东南一尉” 的任嚣采取了隔岸观火，“自备，待诸侯变” 的政策。任嚣经过深思远虑，推出一套划地自守、割据南越的构想。可惜任嚣还未能将构想付诸行动就病重垂危，于是把龙川令赵佗密召至番禺城共商岭南大计。任嚣死后，赵佗接任南海尉，立即绝新道聚兵自守，派兵封锁了几个秦关，断绝岭南岭北的交通，首先牢牢控制了南海郡，静观中原之变，并阻止了战火向岭南蔓延。

　　赵佗审时度势，充分利用了岭南的险要地理环境和当时的有利时机。秦亡，赵佗更放开手脚，出兵击桂林、象郡，将整个岭南归其统治之下。当时群雄逐鹿中原，无人过问岭南边陲之事，赵佗便进一步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朝建立后，刘邦曾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但吕后掌权后，实行“别异蛮夷” 的政策，遏制南越的发展。南越欲讲和而不得，赵佗于是发兵攻打邻近的汉属长沙国，并自尊为“南越武帝”，与汉朝政府抗衡。吕后死后，文帝再派陆贾出使岭南，与南越再度交好。

　　赵佗立国后，立即开始治理这个王国，他在南越实行绝道闭关自治的办法，避开了中原的战火和动乱，在境内实行了有利于岭南发展的“和集百越” 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他仿效秦制，在岭南建立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分治的封建王国，但又不仿效秦王朝那样滥施暴政，而是有效地保护中原移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引进中原的先进技术，促进岭南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提倡汉越杂处，尊重越人的风俗，任用越人的首领为国中重臣。南越王赵佗的治理颇有成效，使原来比较落后的南越逐渐强大起来。这位广东历史上第一位南天王曾得意洋洋地说：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里，带甲百万有余。” 虽然是夸大海口，但亦反映出南越王国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实力。赵佗成了古代岭南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第一人，其在位六十七年，将南越王国带至鼎盛，接下来的几位王皆不如赵佗，导致南越王国日趋衰弱，最终在汉武帝派五路大军夹攻之下灭亡，番禺城也被汉兵纵火焚毁。

--南越王赵佗：古代中国在位最久、最长寿的皇帝,第一个在越南称皇帝的中国人 ...他有很多头衔，他是秦始皇的大将，他被毛泽东称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巴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

宋代史学家罗泌《路史·后记》卷一记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是生巴人。”
据考古发掘，巴国地区前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巴人先民们就世世代代在重庆地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巴文化。

夏朝时(距今4100年～3600年)称为“巴方”，

商朝时(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1]

西周初期，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

春秋时期
楚巴与邓之战
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巴国希望通过楚国与邓国（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交好，楚国派大夫道朔带巴国使者韩服出使邓国，在邓国南境遭到鄾国（在今湖北襄阳市东稍偏北）人的袭击，结果财物被掠，道朔等人被杀。楚王闻讯大怒，派大将斗廉率领楚、巴联军攻打鄾国。由于鄾国与邓国互为姻亲，邓国即派了养甥和聃甥率军援助鄾国，爆发了著名的“楚巴与邓之战”，经过三次进退后，楚巴联军前后夹击，打败了邓国，灭了鄾国。
那处之战
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88年）巴与楚在出兵伐申国（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巴国转而出兵伐楚，巴军一举攻取了两国边境地区的楚国那处城(今湖北荆门沙洋)，当时驻守那处城的大夫阎敖弃城游水而逃。随后巴国又进军至楚国都城之下(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楚文王大怒，杀了弃城逃跑的阎敖，结果其族人不服，纷纷作乱。当年冬季，巴国乘楚国内乱，再次出兵攻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军抵御巴军，结果仓促出战大败于长江渡口(今湖北省枝江县北)，只得领着败军回国。
然而根据楚国的传统法令，败军一律不得入城，因此郢都大阍鬻拳拒绝开城门，不让打了败仗的楚文王入郢都。楚文王不得已，只好转兵回攻位于淮河上游的嬴姓黄国，在踖陵(今河南信阳潢川)击败了黄国军队，这样就可以回国进城了。不料楚军行至湫地(今湖北襄樊老河口)，楚文王就因嚼食“昌歜”过量，累积中毒暴病而亡，鬻拳闻知消息后也自杀殉葬。
巴国和楚国从此关系开始恶化，这次战争在《左传》和《华阳国志》均有记载。

巴、楚、秦灭庸之战
公元前632年，晋秦联军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巴国向秦国致贡，后又和楚修好。
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巴与楚、秦国联手灭掉了位于鄂西（湖北省竹山县）的庸国。巴人从楚师灭庸国并分得庸国之鱼邑(重庆奉节县、巫山县一带)后，便被楚国逼入重庆长江三峡，进入重庆和川东地区。
楚惠王十二年（公元前477年）巴人再次伐楚，包围了楚国的鄾邑（湖北省襄阳市），[2]  同年三月，楚国派出了三位能干的将领公孙宁、吴由于、薳固在鄾地击败了巴国军队。

战国初期迫于楚的势力，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重庆立国。[1]

战国时期
到战国《华阳国志·巴志》说：“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
巴国内乱（公元前377年以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巴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
据传许割三域之中包括有鱼邑(重庆奉节、重庆巫溪)、巫邑(今重庆巫山)，正是宝源山盐泉所在之地，这是巴国经济命脉之所在，故蔓子宁愿舍弃自己的头颅，也要力保这些地方不致丢失于楚，足见其忠于巴国热爱巴国之心。但借兵这件事无疑暴露了巴国的虚弱，刺激了楚国的贪欲，于是楚国向西进兵，首先攻占夷水——清江流域，夺取了巴国“盐水”，从而占据巴国第一道盐泉。
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国、巴国联军伐楚取兹方（湖北省松滋市）。蜀国东，为巴国之地，何能超越巴国伐楚国，实则，巴国不甘心盐泉的丢失，联络蜀国，经乌江、郁水、清江向楚发动袭击，以夺回盐水的控制权。但楚国很快发动反击，在兹方击败巴蜀联军，楚国吸取了清江不设防而成为伐楚通道的教训，于是在清江筑捍关以保卫楚国在清江的既得利益——盐水泉盐。巴国第二道盐泉盐水泉盐产地丢失，巴国在经济上遭受沉重打击，国力更加不振，楚师便大举西进。[4]
楚宣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巴国南部江山——黔中之地（重庆涪陵区、重庆黔江区）被楚国攻占。楚师进攻方向很明确，就是冲着巴国第二大盐泉来的，因此，攻占巴国黔中之地，也就意味着完全占有伏牛山盐泉。《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楚威王三十至四十年（公元前339年—329年）把兵锋指向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很快攻占今重庆巫溪县、巫山、重庆奉节县一带，置为巫郡。至此，巴国三大盐泉已尽失于楚，巴国也失去主要的经济来源。楚军从枳邑出发西进，攻下江州东面唯一关吕——阳关，接着楚军很快全线西进，攻陷巴国国都江州（重庆渝中区）及其北的陪都垫江（重庆合川区），并进入云南和四川西南部。故《史记·秦本纪》曰:“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

巴国联苴抗蜀国
到蜀王杜芦（开明十二世）时，巴国被庸国的侵略弄得很头疼，于是把移居目标定在了西邻的蜀国，巴蜀两国的交战很频繁，蜀国由于开明十一世起国力渐衰，十二世蜀王杜芦准备集中力量打败巴国以振奋蜀国人心，于是有了巴蜀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苴国在这次战役中依然是靠向巴国一边，不过为了不与蜀国撕破脸皮，只派了一队为巴国引路的士兵。蜀王杜芦早得到巴苴合流的消息，于是秘密差由蜀军差老弱兵做诱饵，引巴军主力深入，然后顷巢围剿，战役以蜀大获全胜，斩敌大将告终。
秦国张仪的石牛计
秦惠王垂涎蜀国富饶，欲派兵攻打，但秦将对蜀地道路不甚了解，张仪出谋制作五头石牛，将黄金镶在牛尾下，由其子张若护送给苴国，苴侯高兴的承诺愿助秦国借道伐蜀，张若又到苴蜀边界向人们大肆宣传说”秦惠王愿与苴国结秦晋之好，送给苴国了五头石牛。这可不是一般的石牛，这是秦国才有的石料做的，而且石牛还有灵性，晚上会偷偷的吃草，吃饱了也会拉屎，但它们拉的屎是黄金“。
蜀王杜芦是一位在年轻气盛的君王，但有时候气盛太过了也未免是好事，击退巴国来犯军队的他，决定伐苴另立新苴侯，他忘了上几辈为什么要建苴国，他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没有思考，或许没想去思考，也没想听廷上百官对他的进谏，他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另外要夺来秦惠王送给苴侯的五头能拉黄金屎的石牛。
苴国连累了巴与蜀
张若在苴国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终于等到蜀王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即五组劳工）引路攻打苴国，这条路就是后来的蜀道。苴侯急忙请张若回秦国求秦王出兵援救。蜀王杜芦也派使者与秦结盟。但狡诈的秦惠王嬴驷还是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攻打蜀国。苴侯为表诚意大开城门，秦兵蜂拥而入走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剑阁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
蜀、苴二国同年灭亡。苴侯或许不记得春秋时期“假道伐虢“的故事了。
就这样，刚吃了蜀国败仗而元气未复的巴国被秦军势力包围，秦惠王嬴驷采纳司马错“先灭蜀，继灭楚，而得天下”的建议，同年时隔两月后灭亡巴国。之后屯兵江州城（今重庆直辖市），一步步向东蚕食楚国。由此我们也大概可看出中原六国为何全被灭国的原因了。
正如所言，多年后中原六国也是这样相互残杀共同衰弱，秦国独做大。

明良殿
这座巍峨宽敞的殿堂建于明嘉靖11年（公元1532年）。殿内供奉有刘备、关羽、张飞的彩色塑像。明良殿内最初是公孙述的塑像，是当时的老百姓为了纪念公孙述而建。因为公孙述称帝期间，各地战乱频繁，而白帝城一带却比较安宁，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公孙述，特地在白帝城兴建“白帝庙”，塑像供祀。至明朝，公孙述的塑像被搬开，为刘备像所代替,庙内还有关羽、张飞、诸葛亮的塑像。
在文革期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四人的塑像均被破坏，将他们的头部砍掉。而四个小太监却保存完好，因为他们认为小太监也是属于被剥削阶级。故文革后明良殿经过重修，人们看到的明良殿内除了四个小太监有脖子以外，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四人均没有脖子了。

《早发白帝城》  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竹枝词九首》（其一）刘禹锡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

《前苦寒行二首》杜甫
汉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猬。楚江巫峡冰入怀，虎豹哀号又堪记。
秦城老翁荆扬客，惯习炎蒸岁絺绤。玄冥祝融气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释。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冻埋蛟龙南浦缩，寒刮肌肤北风利。
楚人四时皆麻衣，楚天万里无晶辉。三足之乌足恐断，羲和送将安所归。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杜甫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　　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
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鸿洞昏王室。　　梨园子弟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
金粟堆前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　　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本届辽文化年会由中共法库县委、法库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法库县委宣传部、法库县文广新局、沈阳市辽文化研究会和辽文化博物馆共同承办，主题为“弘扬中华文化遍寻契丹后裔”，参加人员包括河北崇礼、内蒙古巴林左旗、云南施甸县、内蒙古通辽市相关辽文化研究人员，沈阳市辽文化研究会组成人员以及域内外有关专家、学者。
　　据介绍，辽代时期，法库地区是辽代后族萧氏重要聚居地，法库境内有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墓群为代表的辽墓20余处；辽代古城址20余座、辽金时期遗址245处；出土了大量具有北方民族风格和地域特点的珍贵文物，最重要的有1952年发掘的用条石砌成的八角形壁画、1974年发掘的辽早期贵族墓葬，还有辽天祚帝时期的北府宰相萧义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碑刻、壁画、绢画、石棺、账房等，对研究辽金和北方历史，特别是契丹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为弘扬辽文化，法库以建设“文化名城”，实现“文化兴城”为目标，深入挖掘、整理、固化和传播辽文化，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白鹤大道、白鹤大桥、白鹤幼儿园、东湖中学城、白鹤大剧院、辽代风情小镇等一批建筑，充分融入辽文化元素，体现辽代建筑风格，延续历史文脉，重现了“辽代古城”的新姿。by 【编辑:叶攀】

--in taiwan whenever I reading our ancestors dynstaies, always would skip 辽 金朝 西夏... but after the more I understood our ancestors stories the broad mind I becamse, 辽 金朝 西夏... are all part of our ancestors history and would like to know them more.

so far only 中华民国 dynasty i still won't to know because the taiwan dirty LDW type gave all chinese endless humilations.

四地在沈阳法库发倡议：向世界寻找大辽契丹后裔

　中新社沈阳9月16日电 (记者 沈殿成)第五届辽文化年会暨大辽契丹后裔流向研讨会16日在沈阳法库召开，研讨会上发出倡议书《弘扬中华文化，向世界寻找大辽契丹后裔》。

　　历史上的辽国是1000多年前中国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王朝，据有北方广袤的土地，影响远播。《弘扬中华文化，向世界寻找大辽契丹后裔》倡议书由辽宁省沈阳市辽文化研究会、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云南省施甸县文史研究学会和河北省崇礼县辽文化研究会共同发出。

　　法库作为辽代萧氏后族的重要聚居地，现今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墓群及其他辽代遗迹；巴林左旗作为辽代“五京”之首的辽上京，目前境内有上京城遗址、辽祖州、祖陵遗址等丰富的辽文化资源；施甸系契丹后裔所在地之一；崇礼境内拥有珍贵的辽代文物、古城、墓葬和遗址。倡议书称，四地共同寻找大辽契丹后裔，编写“大辽契丹后裔名录”；设立“大辽契丹后裔英才榜”；成立“大辽契丹后裔研究大联盟”、建设辽文化信息交流平台，进行辽文化传播和交流；定期出版刊物，及时整理辽文化研究成果；共同寻找与大辽契丹后裔有关的民俗风情、民谣、音乐、舞蹈、各种生产技艺、娱乐活动、传说故事，发展辽文化产业。

　　此次四地共同发出寻找大辽契丹后裔倡议，旨在挖掘、整理、固化、传播辽文化、契丹文化，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繁荣与发展。

东胡林人遗址发掘出土的遗存有遗迹和遗物。遗迹有墓葬、火塘、灰坑等。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葬式分仰身直肢和与仰身屈肢两种。例如2005年发掘的M2，墓坑呈圆角长方形，长1．2米、宽0．45米、深0．25米。墓中人骨头向东北，仰身屈肢；在身体附近发现随葬的磨光小石斧，胸腹部散落有多枚穿孔螺壳，应为死者生前佩戴的项链饰物。火塘已发现十馀座，平面多呈不规则的圆形，直径一般为0．5—1米、深0．2—0．3米。火塘内一般堆积有大小不等的石块、动物骨骼及灰烬。例如2001年发现的火塘，平面呈不规则圆形，最大直径0．8米、深0．3米。火塘上部覆盖有石块、兽骨和灰烬。火塘内堆积有大量兽骨、砾石及石块，有的兽骨和石块有明显的火烧痕迹；中心部位则保存着大量黑色灰烬。从出土情况看，此火塘上部的石块堆放较乱：而底部四周的石块似经过排列，比较整齐，大致堆积成大半个圆圈，应是有意为之，中间为黄土地面。初步推测这应是季节性活动使用的火塘，废弃后上部的石块倒塌或用石块灭火，使整个上部堆积显得较杂乱。出土的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蚌器，以及数量较多的石块和崩片、动物骨骼、植物果壳、螺蚌壳等。石器包括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与细石器等，以打制石器居多，其次是细石器，磨制石器的数量很少。所用石料多取自河滩砾石，质地有凝灰岩、砂岩、页岩、花岗岩、脉石英、燧石等。

打制石器的器类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大多加工比较简单，有的稍加打制即成；少数制作较精细，采用两面加工方法，刃部较锋利。细石器的种类有石核、石片、石叶等，多用燧石制成，加工较为精细。磨制石器的数量较少，仅见小型斧、锛类器。一般只是局部磨光，器身仍保留着打击疤痕；仅个别小型器物通体磨光，制作较精细。如唐制小石器，通体磨制，但器表仍留有明显的磨蚀痕迹，长5．96厘米。遗物中有多件琢磨而成的石磨盘、磨棒。磨盘一般平面近椭圆形。磨棒分为两种，一种剖面呈近圆角方形，另一种剖面呈圆形，后者比前者制作更为细致。除上述石制品外，还出土有石臼和用于研磨赤铁矿颜料的石研磨器，以及部分赤铁矿石。陶器皆为残片，共计六十馀件。多数为器物的腹部残片，也有口沿和器底。均夹砂陶，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其中夹粗砂者占多数，器表多不光滑。陶片表面一般为红褐色或灰褐色，因烧制火候不高，大多颜色斑驳，质地也比较松软。陶片大多为素面，少数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纹。从断面观察，有的陶器采用了泥条法筑成；有的陶片则呈片状脱落，该器是否采用泥片贴筑法制成还需进一步研究。从发现的器底观察，一般为平底器，未见圜底器。陶器的器形主要有平底直腹盆(或称盂形器)，有的可能属罐、碗等类器。陶器残片可以复原为平底直腹盆，灰褐色陶，唇部加厚并饰有压印纹饰，口径40厘米、高18厘米。骨器的种类主要有锥、笄、鱼镖、骨梗石刃刀等，皆用动物肢骨制成，加工较精细，磨制光滑。为残断的骨梗石刃刀，残长11．4厘米，骨梗上部刻有花纹，发现时尚有一枚石刃片嵌在槽中。发现的蚌器主要是用蚌壳或螺壳制作的装饰品，一般在一端或两端穿孔，可供系挂，可能用作项链或坠饰。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数量较多，为研究“东胡林人”的生活环境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经初步鉴定，以鹿类骨骼居多，另有猪、獾等动物的骨骼及牙齿；软体动物如螺、蚌、蜗牛等的壳也发现很多，且种类丰富，最大的蚌壳直径可达二十多厘米以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对东胡林人遗址采集的木炭、人骨、兽骨、陶片等多种标本进行了年代测定，目前取得的测年数据已有二十馀个。经过初步分析，所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与地层堆积所反映出的时代先后基本吻合。根据对几十个测年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东胡林人”生活的年代大致在距今11000—9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5000年前至9000年前后，在考古学上是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时期。对这个时期的人类及其文化与环境背景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考古、历史、生物、地理、气候、环境等领域)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

正是在这个过渡时期，石器磨制技术得到应用并逐步推广。发明了陶器。产生了原始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在一些地区，人类的经济方式由完全以采集、狩猎为生转变为开始经营农业并饲养家畜，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全球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气候开始显著变暖，冰期气候渐渐逝去，冰川大规模后退，海平面持续上升，全球环境由寒冷干燥的末次冰期进入了相对温暖湿润的冰后期。人类社会的大变化与全球环境的大变化几乎同时出现，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明确提出，关于更新世——全新世转变时期环境剧变与食物生产、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再适应等问题的探讨，已成为考古学、人类学、环境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有的学者还对这个转变时期人类适应的模式做出了理论性的分析。国际第四纪联合会专门下设了“更新世——全新世过渡之考古专业委员会”，以加强并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包含有这个时期遗存的重要古代遗址则受到学术界的格外重视。

目前．在中国已发现的属于这个时期的古代遗址为数不多，华北地区已经发现并经发掘的属于此过渡阶段的遗址仅有河北徐水南庄头、阳原于家沟，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怀柔转年，山西吉县柿子滩等几处，其年代大致在距今13000—9000年间。
据有关资料报道，柿子滩遗址发现了打制石器、细石器、谷物加工工具及烧火遗迹，但尚未发现早期陶器、墓葬等文化遗存。南庄头遗址发现了打制石器、谷物加工工具及早期陶片，但未见火塘、墓葬等遗存。于家沟及转年遗址发现了打制石器、细石器、谷物加工工具及早期陶器，但也未发现火塘、墓葬等遗存。而在东胡林人遗址，既发现有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谷物加工工具、陶器等文化遗物，又发现有火塘、墓葬等遗存，不仅对全面了解新石器时代早期“东胡林人”的生活方式、埋葬习俗及生产方式等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探讨农业的起源、陶器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在此遗址中出土了比较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包括浮选采集标本)，为复原距今一万年前后“东胡林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生存环境，探讨农业、家畜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地关系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北京地区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田园洞人”化石的发现为研究北京乃至华北地区古人类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证据。但是，自山顶洞人和田园洞人(距今一万年和三万年)以后直至新石器时代中期，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古人类是如何演变的，尚缺乏更多实物资料。特别是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古人类正处于晚期智人向现代人演变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古人类体质状况、食物结构及其谱系等都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

　　新近流出文物追索把握性较大

　　1997年，中国还加入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不同的是，《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属于纯公法性条约，只有国家或代表国家的机构才能以该公约提起诉讼；《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则扩大到私法主体，相关自然人(法人)也可根据该公约提起诉讼。

　　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告诉记者，这些公约对于非法流失文物的归还起到了一定作用。根据公约，如果文物流入国没有主动归还，原属国可以启动追索程序。

　　针对没有加入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家，如果发现有中国文物非法流入该国，是否也可以追索？谢辰生认为，也可以通过流入国一些相关法律启动追索。

　　“最近几十年流出去的文物，如果证据充分，追回来的把握性还是很大的。但是久远的就很难再追回了。”谢辰生认为，文物追回的难度在于首先要发现文物的踪迹，然后才可以有目标地追索。然而，大量的文物流失之后，就不见踪影了，更谈不上追索。

　　“以前，文物流失主要原因是外国掠夺。现在文物流失主要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往外走私，问题很严重。”谢辰生说。

　　埃及图坦卡蒙文物展览或将进入中国

　　据悉，2014年，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双方开展了密切的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交流合作。

　　石岳文介绍，中国政府在文物保护、修复领域举办的很多培训班、研讨会，都会邀请埃及专家参与。前不久，石岳文赴埃及正在兴建的大埃及博物馆，与馆长交流时，又提出邀请埃及派两位文物修复专家，参加10月在中国举办的文物修复研修班。

埃及还准备在9月派一位专家参加中国文物部门的研讨会。根据两国政府签署的备忘录，中国文物发掘小组将到埃及卢克索古城遗址开展考古发掘，“估计年内展开”，石岳文说。

　　石岳文告诉记者，埃及文物部长还透露，埃及当前正在开展一个图坦卡蒙文物巡展，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进行展览。“需要等待进一步沟通。十几年前在上海和北京办过埃及文物展，反响很强烈，希望这种盛况能够再次出现。”石岳文说。

●2014年12月

　　瑞士归还一尊汉代彩塑陶俑。

　　●2015年3月

　　澳大利亚归还一尊清代观音像。

　　●2015年4、5月

　　法国归还4件东周时期的猛禽金首和28件大堡子山遗址秦代金饰片。

　　●2015年12月

　　美国归还16件(组)玉器、5件(组)青铜器、1件陶器共22件流失文物和1件古生物化石。

　　●2017年1月

　　加拿大归还19世纪中国云南佛寺古建筑木雕、2.2亿年前中国鱼龙化石和2.5亿年前中国三叠纪鱼骨化石。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