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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繁） | Word文檔 | 《萬象》第13卷 第3期 2011年3月 | 補遺、更正
http://www.orthodox.cn/localchurch/beijing/201103qingnianhu_hans.htm 青年湖與尼布楚 李 萌 探訪青年湖的緣起是九月初高中同窗的一次聚會。那天在飯桌上，幾位老同學聊起他們小時候學農，說青年湖公園里有片果園，學農時到那里去澆水、拔草，偶爾有人順帶偷蘋果；還說那個果園本來是片墓地，叫“俄羅斯墓”，好像埋過一個什麽軍官；還說果園旁邊有個教堂，果園四周有堵圍墻。我從沒聽說過青年湖，但對與在京俄羅斯人相關的東西感興趣，所以決定走一趟。 老同學熱心，從乘車路線、公園電話、墓地方位，到網上相關博克，都一一指點介紹。事先打電話去詢問，接電話的女孩子說：“怕是三、四十年代的事兒了吧，反正現在沒有。”我想我的同學還不至於那麽老，她十有八九是弄錯了。從鼓樓下地鐵，沿京城里清靜得少見的中軸路北行至安德里北街，再向東折，走進青年湖公園的西北門。買門票時順便打聽，“俄羅斯墓”在什麽地方。賣票的是個中年人，說：“嗯，好像聽說過，不過我也說不上來，您就沿著山坡上的小道往東走，也就是一百來米，要是有，應該就能看到。”坡上有樹有亭，一百來米的曲徑走完，已經到了坡南側。左手是個工地，右前方遠遠看到一片遊樂場，右手是一條修了水泥河道的蜿蜒小河，河岸上有人垂釣。找了幾位路過的老人打聽，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見過，但不記得在哪兒，只有一個老太太指著河西岸上一排南北向土黃色的兩層樓房說：“就這兒，早沒了。”走近那排房子，看到門口掛著兩塊招牌：“青年湖高爾夫練習場”、“JBROTHERS高爾夫教練基地”。走進前廳，問櫃台後面年輕的女服務員，是否聽說過這附近曾有一片墓地，她一臉茫然；再問這球場是什麽時候開的，她說大概有十年了吧；又問能不能進去看看，她說沒問題，往左走再往右拐就到了。 眼前的球場應該就是常規的高爾夫球練習場地大小，分上下兩層，每層可供十幾個人同時開球，三面攔著高高的鐵網。再出到球場外面，見球場北側鐵網邊的坡下就是那條由南而北折向西的小河，南側只有一條長了荒草早已不能通行的小路，橫拉著幾條交錯的電線，緊挨著小路就是青年湖。後來在遊樂場里，坐在一個老太太旁邊，跟她攀談，聽她說：“早二年我們搬來的時候，那墓地還在，這會兒沒了。”問她墓地有多大，她答：“說不好。”再問墓是什麽時候平掉的，她說：“有二年了。”我明白過來，她那個“早二年”，早了去了。 我還不甘心，冒昧打攪幾個在湖岸上搓麻將的老太太，其中一個快言快語的，指著球場方向說：“就那兒，沒了，早沒了！”沒了，現在我知道確實沒了，但原來那墓地是什麽樣子的？埋了些什麽人？什麽時候建的？什麽時候平的？為什麽平了？老同學事後轉來的一篇博文里說，文革中這片墓地被紅衛兵砸過毀過。那教堂呢？他們小時候見過的圍墻內果園旁的那座教堂怎麽也沒了？看公園門口的介紹，得知這里原為一片積水坑窪，後因區政府、團委发動全區團員青年義務勞動，拓挖成湖而得名。沒有只字提到那片墓地，甚至連積水坑窪是哪一年被拓挖成湖都沒說。出公園北門的時候，又問售票處的人。他們坦言：“我們在這兒工作的時間不長，也不知道。” 把青年湖訪古探幽的結果跟幾位老同學匯報了。一位同學問：“墓地沒了，難道也沒留下什麽官方文獻？”那時我正好要出趟門，走之前想起高中班主任老師在區里當父母官，就托一位老同學先幫忙打聽，又托另一位老同學幫忙查閱地方志。等我回到北京，郵箱里收到同學找到的社科院近代史所劉小萌的文章《清代北京的俄羅斯旗人》，其中提到青年湖公園的那處“俄國墓地”，提到那里的教堂於1987年因城市建設被拆除，墓地此前早已被夷為平地。另一位同學則獲知：青年湖公園管理處保存著一些有關墓地的文字資料和照片。 圖2：雅克薩要塞 圖1：地圖上的尼布楚和雅克薩 從十幾年前開始收集整理二十世紀在華俄國僑民的文學遺產，我陸續接觸到在京俄羅斯人的一些史料，但從未想過墓地的問題。“俄羅斯墓”、“俄國墓地”這些模糊概念，還不足以使我明了安定門外的那片墓地與東直門內當年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所在地北館之間的關系，倒讓我想起一篇舊文。寫那篇文章時，正在給一個研究俄國史的教授做助手，每天應對的都是十七世紀下半葉的俄國官方文獻，特別是形形色色物品的價格。在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纂的《十七世紀俄中關系（1686-1691）》（1972）一書中，看到一些與《尼布楚條約》相關的未聞資料；文章隨手寫了，但一直沒有发表。曾經是遙遠歐洲內陸小國的俄羅斯經過不屈不撓的擴張，終於與東亞古老的中國接壤。幾個世紀的恩怨，史家早有記載；三百年間官方、民間的交往，都避不開尼布楚這個地名（圖1）；十七世紀八十年代黑龍江北岸雅克薩（俄國人稱阿爾巴津）（圖1、圖2）中俄沖突之後被俘的百余名哥薩克南下北京，形成了延續至二十世紀的京城阿爾巴津人。1689年，在幾番摩擦甚至武裝對峙之後，中俄雙方坐到了談判桌前。那年夏天，清廷使團一行七人到達尼布楚，即今俄國境內阿穆爾河（黑龍江）支流石勒喀河北岸的涅爾琴斯克，與俄國政府特使費得爾•戈洛文等舉行會談，最終於9月7日（俄歷8月28日）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為基礎，簽訂了《尼布楚條約》，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劃定了中俄兩國東段的部分邊界。 記得當年歷史課上聽老師講，《尼布楚條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外國簽署的官方條約，也是第一個平等條約。讓我驚訝以致勾起我寫文章興趣的，並不是條約的條款細節，而是下面的一段插曲。《尼布楚條約》簽署兩天之後，中方談判代表在啟程回京前夕，收到來自俄國特使戈洛文的贈禮。中方首席代表是清廷侍衛內大臣索額圖，代表團成員中還有都統佟國綱，以及郎談、班達爾善、薩布素、溫達和護軍統領馬喇。他們分別收到的禮物清單如下： 索額圖：一只軍用大座鐘，價值70盧布；一只最大號望遠鏡，價值25盧布；一只帶德國鍍金杯蓋的大號高腳杯，重2.5俄磅（1俄磅 = 409.51克）；一張銀鼠皮，價值40盧布。 佟國綱：一只威尼斯產帶水晶玻璃蒙的懷表，價值50盧布；一只帶鍍金杯蓋的銀杯，重2俄磅；一只望遠鏡，價值4盧布。 郎談：一只土耳其懷表，價值50盧布；五整張猞猁皮，價值15盧布。 班達爾善：一只懷表，價值35盧布；五對貂皮，價值40盧布。 薩布素：一面鑲框大鏡子，價值12盧布；五整張猞猁皮，價值15盧布。 溫達：一只懷表，價值30盧布；三對貂皮，價值15盧布。 馬喇：五對貂皮，價值40盧布。 僅以貂皮的中位售價來看，在當時的莫斯科，一張貂皮僅1盧布，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彼得大帝的父親）收購一張貂皮僅付1.71盧布，作為禮物的貂皮也只有1.75盧布一張。中方談判代表收到的貂皮，價值遠在中位價以上，可見質量非常之好。當時粗算了一下，俄國特使的這批贈禮，總價值大約500盧布。因為那時滿腦子的物價，自然就想到這個數字是什麽分量。按照尼布楚當時當地的價格，1普特（合16.38公斤）燕麥售價50戈比（1盧布 = 100戈比）；1普特牛肉售價70戈比，都高於同類產品在俄國本土的價格。在俄國本土，按中位售價計，1桶（合12.3公升）啤酒8.5戈比，1桶伏特加酒54戈比；1 俄石（合209.91公升）大麥46.2戈比；1俄磅大米6戈比；1普特牛肉20戈比；1普特豬肉76.2戈比。同樣按照中位數計，一個俄國手工業者，如鐵匠、石匠、木匠、裁縫等，日工資只有3-6戈比，修道院里的下級神職人員年薪不到4盧布，就連一個省長的年薪也不過94盧布[見理查德• 黑利：《俄國經濟與物質文化（1600-1725）》（1999）]。換句話說，把中方七位代表收到的贈禮折合成盧布，按手工業者掙錢養家計，在當時的俄國可供一百多普通百姓生活一整年。雖然沒有文字憑據，但可以推斷，俄國政府從談判桌上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盡管中國人很可能在談判桌上吃了些虧，但有了《尼布楚條約》，中俄邊境維持了二百多年的和平，阿爾巴津人的故事也得以在北京延續。落腳北京之後，他們被編入鑲黃旗的俄羅斯佐領，雖然世代與中國人通婚，但始終保持著東正教信仰，並在駐地東直門內一帶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從十八世紀初彼得大帝時代，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俄國共向中國派駐了二十屆東正教傳教團，駐地也在東直門內，即北館。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傳教團一直維系著俄國十月革命後逃離故土、蟄居中國古都的為數不多的白俄僑民以及阿爾巴津人後裔。盡管他們住在東直門城門之內，而且依照西方傳統，本不忌諱把墓地建在居所附近，比如早年哈爾濱俄國人的公墓——老墓地、新墓地——都在城里，但一來阿爾巴津人二百年間已經逐步滿化、漢化，包括采用了漢姓，二來長期駐京的俄羅斯傳教團不可能不尊重中國人的風俗習慣，因此把東正教徒的公墓建在離東直門不算遠的安定門外，一塊相當荒涼又緊傍積水坑窪的地方，也就順理成章了。 圖4： 被義和團殺害的222個中國籍東正教徒 圖3：北館傳教團駐地1900年 被義和團搗毀之前（1850年） 遺憾的是，這片公墓始建於何年，沒有文字記載，但我們確知，到十九世紀末，它已經有了相當規模；1897年，這里還修建了一處祈禱室，它的存在也廣為人知。根據我後來看到的文字資料，1900年義和團起義時，除了洋人被殺，洋教堂被燒，安定門外的這片東正教墓地也未能幸免：那里的墓碑被砸，墳冢被掘，屍骨被拋出棺外。此外，義和團襲擊的目標還包括“吃教會飯”的中國籍東正教徒和一些阿爾巴津人後裔。1900年6月10日至11日，義和團襲擊北館，燒毀傳教團的教堂、圖書館、檔案室和聖器收藏室（圖3）；包括阿爾巴津人後裔在內的222名中國東正教徒被殺。他們的遺骨後來入殮六口石棺，於1902年春，葬在戰亂後在原址修覆的北館聖母安息教堂，他們也因殉教而被教會追認為烈士（圖4）。安定門外的那片公墓則以庚子賠款重修，同時建起了一座小教堂，稱“聖謝拉菲姆堂”，墓地四周還修起了圍墻（圖5）。由於在華外國傳教團的活動於1954年被中國政府全面禁止，北館的地皮及財產隨之全數移交給蘇聯駐華大使館，1957年初，222名死於義和團之手的東正教徒遺骨被遷至安定門外的東正教公墓二度入葬。 圖6：北館聖母安息教堂 這次遷墓之後不久，北館原址的聖母安息教堂（圖6）被拆除，教堂的殘垣被用來修建了蘇聯大使館的車庫。進入二十一世紀，俄羅斯政府為弘揚東正教傳統，並滿足中國東正教徒的信仰需求，要求中國政府同意在京修建東正教堂，但由於東正教不在中國允許傳播的五大宗教之列，俄方最終只獲準在使館屬地內修建教堂。這樣，使用多年的車庫搬到了使館的網球場，新教堂的建設於2008年在原址動工。2009年10月13日，聖母安息教堂香火重燃，但由於它地處使館之內，中國籍東正教徒仍無法前往禮拜。 而在安定門外，在計劃興建的青年湖公園，拓湖工程於1958年拉開帷幕，東正教公墓的部分墳冢沒入水下。1966年下半年，青年湖公園在文革大潮中改名“紅色青年公園”。根據青年湖公園管理處檔案室保存的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外事處1966年9月20日呈送給外交部的《關於東正教公墓被砸毀情況和處理意見的請示》（以下簡稱《請示》），這處“東正教公墓（俗稱俄國墳地），四周有圍墻，占地約九畝，共埋墳三百一十八座，絕大部分系舊白俄的墳，解放後埋了不少蘇聯人和白俄的墳，有一中國婦女白傅氏看守。該公墓屬北京市殯葬服務公司管理。”在同一份文件里，還記述了義和團暴動六十六年之後在這塊墓地上演的驚人相似的一幕：“八月下旬，紅衛兵破四舊時，有安定門中學、安德路中學、外館中學、地壇中學等四校紅衛兵進入東正教公墓，將墓碑砸毀，內中一東正教小教堂也被破壞……只有蘇使館商參處等幾人的墳碑被推倒未砸壞（但照片已弄掉），其他墓碑均被砸毀，小教堂地板下一棺材被砸開，屍體被拖出。” 圖5：安定門外東正教公墓圍墻 西北側，遠景為安定門城樓 那麽，青年湖畔那三百一十八座墳墓的墓主都是誰呢？1966年11月7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就公墓被毀問題呈送給外交部的《關於北京蘇聯東正教公墓的補充情況》（以下簡稱《補充情況》）稱，“由於該公墓無檔案，只能向東正教會老神甫李遜一和看墳人白富氏[原文如此]了解”墓地的沿革及墓主情況。據曾在香港東正教會任職的俄羅斯牧師狄奧尼西•坡茲德尼亞耶夫所撰《在華東正教（1900-1997）》一書記載，李遜一教名尼古拉，早年在傳教團所屬小學當過傳道師及老師，三十年代中期任北平東正教會執事，1936年升為長老，後任大司祭。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外事處的《補充情況》里只列出當時墓碑仍然保留的六個蘇僑的名字，包括蘇聯駐華大使館商務處一工作人員，兩個死於北京的蘇籍小孩，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李立三的岳母，清華大學一俄籍教師的母親，以及一名身份不詳的蘇僑。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外事處9月20日的《請示》里還提到，有一個從哈爾濱轉道深圳赴法的蘇僑1966年9月13日途經北京，到青年湖東正教公墓為1957年葬在此地的父親掃墓，但未找到。另外，11月20日的《補充情況》稱，“據李遜一說，公墓內小教堂地下埋有兩俄籍東正教主教，一名英某，1931年埋；一名西某，1933年埋”。至於其他墓主，文件中只有一些含糊的說法，如，用庚子賠款擴建墓地時，“同時還把60多個八國聯軍中的帝俄侵略兵埋在這里”；墓地“主要埋東正教會神甫及白俄教徒，也有極少數中國及其他國家教徒，解放後仍埋白俄或蘇聯人，為數不多”。對李遜一講的主教和軍人，這里需要做一些說明。 《補充情況》里提到的兩主教，英某指都主教英諾肯季，西某指大主教西蒙，他們二人曾分別擔任俄羅斯東正教駐華第十八、十九兩屆傳教團的主教。他們去世之後，都葬在北館傳教團屬地內的教堂地下室里，英諾肯季主教的棺木四周是1900年死於義和團之手的中國東正教徒；而病故於上海的西蒙主教的棺木運抵北京後，就葬在了英諾肯季主教身邊。《在華東正教（1900-1997）》一書介紹說，1957年1月，他們與222名中國東正教徒的遺骨一起，被移葬到了安定門外的東正教公墓。按照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外事處《請示》中的說法，公墓內教堂地板下一棺材被砸開，屍體被拖出；另外， 稍後的《補充情況》稱，擬不保留英、西二主教的棺材。按照東正教的傳統，墓穴離教堂越近，死者的靈魂越容易升入天堂，所以葬在教堂內的，最有可能是兩位主教。據此可以推斷，被紅衛兵拖出的屍骨可能就是兩位主教中的一位；而到了11月，兩位主教的屍骨均不存，只剩下了棺材，所以《補充情況》只建議將兩人的棺木“就地深埋”。 有關死亡軍人，《在華東正教（1900-1997）》一書詳細介紹說，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大沽口和天津時，俄軍損失108人，先葬於臨時墓地，後遷葬天津俄租界內的兄弟墓地。另外，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軍折兵數萬，分葬於中國東北的十八處軍人公墓。這兩處均未提及北京的戰事或俄軍在京的死亡人數，因此也沒有涉及北京的東正教公墓。到目前為止，青年湖公園管理處保存的文件是我所知唯一一處提供埋葬在那里的俄軍人數的資料，而且明確說是八國聯軍中的俄軍。雖然缺乏第一手文獻，而且青年湖公園管理處的檔案依據的只是大司祭李遜一和守墓人白傅氏的描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里埋葬過任何八國聯軍的侵略兵，他們一定是東正教徒，而且應當包括我同學小時候聽說過的軍官。 青年湖東正教公墓里埋過的東正教會神甫，根據我從在華俄僑文學研究中接觸過的資料，還有死於1942年12月的修士大司祭納法納伊爾（坡爾什涅夫）。1939-1943年間在北平東正教傳教團供職的俄僑詩人別列列申（法名蓋爾曼）在回憶大司祭的文章中，也提到過安定門外的墓地。如此說來，納法納伊爾的墓也早已毀於1966年。 《補充情況》里沒有提到，而根據其他資料來源可以確認葬於青年湖東正教公墓的，首先是1957年遷葬到此的222個死於義和團之手的中國東正教徒。雖然《補充情況》里說公墓內埋了“極少數中國及其他國家教徒”，但這個陳述與實際數字相去甚遠，原因之一很可能是那222人的遺骨最初僅被裝在六口石棺里，移到安定門外公墓時即使沒有被合葬，大概也只占了很小的地盤，所以給不知詳情的人印象數字不大。 《補充情況》里遺漏掉的另一批值得記述的死者，是俄國的幾個皇親國戚。十月革命之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及許多皇室成員遭逮捕，被遣送到烏拉爾山東麓。1918年7月18日，一批皇室成員及隨從在離葉卡捷琳堡160公里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市被布爾什維克槍決，其中八人的遺骸歷經大約兩年的周折，轉道哈爾濱，於1920年4月16日運抵北京，葬於安定門外的東正教公墓。他們當中有：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1883-1894年在位）的弟媳、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的皇後亞歷山德拉的姐姐、莫斯科馬爾法-瑪麗亞修道院的創始人、德國血統的伊麗莎白•費奧爾多芙娜；莫斯科馬爾法-瑪麗亞修道院的創始人之一、修女瓦爾瓦拉•雅可夫列娃；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的孫子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三個曾孫約安•康斯坦丁諾維奇，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伊戈爾•康斯坦丁諾維奇；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955-1881年在位）的孫子弗拉基米爾•帕夫洛維奇•帕列伊公爵； 以及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的管家、自願陪同他流放到烏拉爾的費奧多爾•謝苗諾維奇•列梅茲男爵。據《在華東正教（1900-1997）》一書，伊麗莎白•費奧爾多芙娜和瓦爾瓦拉的遺骸後來被送往聖城耶路撒冷安葬，而其他六人的屍身，則在北京又經歷了幾番風雨。首先，因棺木損壞，1928年，東正教駐華第十八屆傳教團的英諾肯季主教決定予以重葬。參與此事的有一位沙俄前駐華外交使團的醫生和北京協和醫院的一位病理學家。根據前者的回憶，他們親眼看到，在被打開的棺木里，塗了樹香脂的屍體沒有腐爛，頭部的傷痕還清晰可辨。六位死者重葬後，並沒能在安定門外的東正教公墓長眠。1938年，由於日本侵占中國華北，為安全起見，他們的棺木被移葬到北館傳教團屬地內。四十年代末，隨著中國政治權力的變換，傳教士們一度擔心這批屍骨的安全，還曾把它們埋入教堂地下，封以水泥。而1957年，隨著傳教團財產向蘇聯大使館的移交，這批棺木又被迫遷回安定門外的公墓埋葬，直到1966年被紅衛兵搗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流亡到中國的大批俄僑中有不少人，特別是十月革命後蘇聯國內戰爭期間的白衛軍官兵，參加了山東軍閥張宗昌的部隊。那批皇親國戚首次入土安定門外的東正教公墓後，據說只受到過一次垂顧，掃墓者就是張宗昌手下的一批俄國軍人。 圖7： 青年湖公園內東正教公墓及教堂被清理之後的圖景 為紀念青年湖公園建園五十周年整理的公園《大事記》里，記錄了東正教公墓消亡的每一步： 1966年8月下旬[《大事記》記載為9月20日，此處根據1966年9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員會文件改為8月]，紅衛兵破“四舊”時，將位於園中心區（現大島）的東正教公墓砸毀，市人委決定將墓地交青年湖公園使用，並由青年湖公園負責清理。 1968年年內，東正教公墓清理完畢。清理中拆除了小教堂（聖謝拉菲姆堂）的俄羅斯式屋頂。 1976年1月28日，東正教公墓圍墻拆除完畢。 1977年，沿東正教公墓北側新開河道工程完工。 1987年3月25日，市民委和市宗教處同意東城區園林處使用東正教公墓進行綠化並建設其他設施，同意拆除公墓內的小教堂。（圖7） 青年湖公園內的東正教墓地就這樣被逐步清理了，但這就是那三百一十八座墳墓的最後歸宿了嗎？1966-1968年的清理過程沒有任何記錄，我們只能回到1966年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外事處的《請示》和《補充說明》里尋找線索。根據9月20日呈送外交部的《請示》，墓地被毀後，北京市人委采取了以下措施：“為防止蘇使館人員前往該公墓，已由殯葬公司讓看墳人白傅氏搬走，將該公墓封閉，不準外國人入內，同時為便於公園建設，決定由殯葬公司將該公墓交紅色青年公園使用，其中與蘇使館有關的三座墳和解放後埋葬的蘇僑墳墓三座（包括李立三同志的岳母的墳）予以保留，其他墳墓均已砸毀，不再保留，即由紅色青年公園負責清理，清理時如发現有解放後埋葬的蘇僑墳墓，還可酌情予以保留。今後這里不再允許埋墳。如有死亡的蘇僑或白俄，可讓埋到東郊七棵樹外僑公墓；保留的幾座墳墓如有人要求遷往外僑公墓，可予同意。”如果說在這份文件里還保留著些許人道的因素，那麽一個半月之後《補充情況》里的“處理意見”，則語氣大變：“我們認為在公園中心絕不允許再保留這個公墓，也不應保留個別蘇修墳墓，該公墓應全部清除，辟為公園，所以對除了六個擬保留的墳墓外，其余墳墓的墓碑可全部清除，墓地可平整。”對於擬保留的墳墓，北京市人委提出以下兩種處理方案：第一，由殯葬公司將墓遷往東郊外僑公墓，不主動通知蘇方；第二，在公墓門外貼一通告，以市政建設需要為由，限期一個月內遷墳，如蘇方不理，過期即由殯葬公司按無主墳代遷至東郊外僑公墓，費用均由殯葬公司負擔。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擬定遷走的六座墳墓中，當時只有李立三的家人仍然去掃墓，其他墓主的親屬均已離開北京，所以文件中特別強調，“李立三愛人過去與蘇使館關系密切，也可不主動通知其遷墳”。 剛看到這一段時，我想，如果李立三岳母的墓真遷到七棵樹外僑公墓去了，1966年不通知家人，文革結束之後一定應當通知了，於是想到找李立三的女兒、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李英男教授去核實一下。那天，李英男教授不在家，看望她母親——曾在北外任教多年的李莎教授——去了。接電話的是李英男教授的兒子。我先說明打電話的意圖，提到青年湖東正教公墓，她兒子聽上去似乎毫不知情，讓我直接往他姥姥家打電話。電話打到李莎教授家時，不巧李英男教授剛出去，接電話的正是老太太。我當時沒多考慮，只想，問她老人家豈不是更直接，就提起青年湖，東正教公墓，她母親的墓地。沒想到老太太立刻說：“這件事你還是去問我女兒吧！”後來終於跟李英男教授通上了電話，我又從頭說起，說青年湖，東正教公墓，她姥姥的墓地。還沒說到七棵樹，李英男教授就接過了話茬：“我記得，那個公墓我記得很清楚，1987年我還陪從蘇聯來的表哥去找過，什麽都沒找到。”我一下懵了：1987年她怎麽還去青年湖找？我問：“李老師，不是遷到七棵樹去了嗎？”她反問：“什麽七棵樹？”我說：“當時說要把您姥姥的墓遷到七棵樹外僑公墓去，難道您不知道？”這次是她懵了：“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 我語塞了。四十四年了，即使當年真的把李莎教授母親的墓遷到了七棵樹，這麽多年沒人去掃過墓，那墓地該是個怎樣的情形？李莎教授一家只知道文革初青年湖公園里的東正教公墓被毀，以為她母親的墓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這麽多年哀思無處寄托，心中的傷痛何止是語言所能表達！我這時才明白為什麽李莎教授不願跟我談墓地的事，但到後來才知道，她留在蘇聯的父親、姐姐、哥哥的墓都已不存，她丈夫李立三的骨灰文革後也沒了下落。李英男教授說：“都是歷史了，我媽媽也都想開了，她自己就說，這是我的命，我最親近的人，連一個人的墓也沒有留下。”李英男教授還說，她打算去七棵樹外僑公墓問問，看她姥姥的墓是不是在那里。我多麽希望哪怕是在七棵樹的一片荒草之下，還安眠著一個四十四年沒被驚動過的靈魂。使我對此燃起一線希望的是李英男教授的一句話：“那年我跟我表哥去青年湖的時候，看到我姥姥墓地周圍還有一些別人墓碑的碎片，就我姥姥的墓那塊地方，特別幹凈，什麽都沒留下。”但願那塊墓碑不是被深埋得不留痕跡，但願它真的被遷走了，而且還在。 根據最近追尋到的保存在北京市民政局殯葬管理處的檔案資料，北京市民政局革命領導小組在1973年8月7日寫給市革委會外事組的《關於外人墳墓情況的報告》中，描述了1966年秋“北郊青年湖俄國墳”及七棵樹外僑公墓的情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中，紅衛兵以不許帝修痕跡存在為由，將絕大部分墓碑推倒砸毀。當時外交部曾发了通報，並派人和我局一起對外僑公墓進行了清理，本著‘八國聯軍墳墓應平毀，外國友人墳墓應有條件的保留’的精神，找回國際友人及使館人員親屬的墓碑71塊。此後，我們又將俄國墳內解放後埋葬的五個蘇聯人墳墓遷往外僑公墓，俄國墳舊址交由青年湖公園使用，現已成果園，不再有公墓的痕跡。”據此，雖然這份文件里說的五座蘇僑墳墓比青年湖公園管理處檔案里說的六座少了一座，但李莎教授母親的墓極有可能是遷到七棵樹外僑公墓去了。可惜，1971年公墓脫離民政部門，交給市法院做了副食基地，還種了莊稼，不少墳墓被遮蓋，掃墓的人無路可行。1975年，北京市民政局革命領導小組又給市革命委員會提交了一份《關於清理在京外國人墳墓情況的報告》，其中提到七棵樹外僑公墓尚埋有22個國家的死者78人，90%以上的墓已在文革初期被毀，五個蘇僑的墓碑堆放一處，但已找不到墳位。九十年代，根據實地墓穴整理的七棵樹外僑公墓的墓主名單上只剩下42人，任何蘇僑的名字都不在其中。殯葬管理處保存下來一張沒有日期、沒有署名的手寫字條：“東北區二排三號。由原殯葬公司轉來，具體情況不清楚，具說[原文如此]是李立三的家屬。”一段冷漠的文字，只錄下一個墓穴號碼。不過既然這里提到李立三的名字，而其他蘇僑的名字並不容易被記住，所以李莎教授母親的墓遷到了七棵樹，應該不再是空穴來風。文革之後，七棵樹外僑公墓重歸民政部門管理，墓區經過重新劃分，連那個“東北區”，連那個“二排三號”，也都不覆存在了。 圖8：北京大鐘寺收藏的俄羅斯銅鐘 我繼續尋找與青年湖東正教公墓相關的蛛絲馬跡。《在華東正教（1900-1997）》一書的《後記》里說，北館聖母安息教堂和青年湖東正教公墓小教堂里的兩口鐘，都保存在北京的一座古鐘博物館里。到百度上一查，北京的古鐘博物館只有大鐘寺一座，那里保存著各式鐘鈴四百多件。托老同學跑去找了一趟，发現那里的俄羅斯古鐘只有一個。一般俄羅斯銅鐘上的銘文只說該鐘由何人在何時何地鑄造，沒有與鐘的使用地點相關的信息，這口鐘也不例外。博物館里的展品說明更其簡單：“俄羅斯銅鐘 通高：52cm 口徑：46cm”。（圖8）據工作人員查證，館里有關這口鐘的文字記錄只有“舊藏”二字，也就是說，它是大鐘寺古鐘博物館1985年建館之前收集到的，但不知它的來歷。古都北京，難道你就沒有留下青年湖東正教公墓的一點痕跡嗎？ 痕跡應該是曾經留下的。一位在北京工作過的俄國朋友告訴我，八十年代末，蘇聯大使館曾派人去青年湖東正教公墓舊址尋訪，找到幾塊棺材板，經公園管理處同意，帶回了使館。後來怎樣了？朋友說，他也不知道，後來他離任回國了。實際上，很多追尋往事的線索就是這樣中斷的。 圖9：北京青年湖公園平面圖 “大眾點評網”上對北京青年湖公園有至少十頁的點評，不可謂不熱烈。大致看了一遍，感覺參與點評的幾乎都是年輕一代，說的也大多是他們小時候對公園的印象：那里的露天遊泳池、滑梯、碰碰車、小火車；當年在湖邊捉蟲、撲蜻蜓、看野鴨，在湖上劃船；周圍居民，特別是老年人，在湖岸上散步、健身；偶爾有人說起新近的高爾夫球場；只有一人含糊提到“墳地”，語氣中流露出幾分不祥。如果連公園工作人員都難說出個子卯，連坐落在昔日那片墓地之上的高爾夫球場職員都沒聽說過絲毫，連公園里散步的老人都有很多不再記得，遑論墓地平掉之後才進入面貌一新的青年湖公園享受快樂童年時光的那些孩子。“早二年”的那片公墓就這樣從青年湖公園的平面圖上抹去了（圖9）；源自尼布楚的那段歷史就這樣在青年湖畔無聲無息地畫上了句號。我起初通過手機短信把第一次探訪青年湖的失敗通報幾位老同學的時候，有一位在回覆中，慨嘆商品社會的浮躁吞噬了歷史的遺跡。其實，安定門外東正教公墓百年間所見證的，何嘗不是從遙遠的尼布楚到文革中的“紅色青年公園”那一段中俄關系史上道不盡的滄桑。 鳴謝：北京青年湖公園管理處、北京市民政局殯葬管理處；（以下排名不分先後）毛桂芬、方康、應予、馮魯民、李為、侯鴻川、秦曉艷、呂辛、張建華、王春梅、修殿友、彭興業、陳靜、庾華、亞•伊•澤連科夫、符•雅•坡爾加科夫。 2010年10月-11月 關於北京安定門外青年湖東正教墓地的一些歷史補遺（2011年4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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