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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03 23:42:37瀏覽7174｜回應3｜推薦11 | |
網路上流傳一個名叫「外省人」的PowerPoint檔，內容是陳文茜所寫的一篇文章；大約是講外省老兵是如何的可憐，年輕輕的就被國民黨抓伕，隻身來到這個島上，舉目無親、失學失業，又如何在社會上漂零，勉強成家或終身孤獨，晚年思鄉又受歧視，是如何如何淒涼等等。
許多本省人都有一種心態，認為外省人都是高高在上的權貴，是站在台灣人頭上作威作福的統治階級。這篇文章的用意，顯是想改變這種成見，籍著敘述老兵的可憐，來告訴大家說「多數的外省人也是被欺壓、被迫害、被時代犧牲…」云云。用心是好的，但很抱歉，這樣的說法，對為化解台灣的省籍情結來說，我以為沒有用。
外省人盤據了社會上層
為什麼沒有用？因為本省人的認知是其來有自的，並不是「普遍的誤解」。
1949年前後，大量的外省人移民台灣。社會學者丁庭宇曾指出，這是一個非常態的移民。移來的人口除了數量大（據說當時台灣人口六百萬，外省人移來了二百萬，是在地人的三分之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移民。也就是說，不是一個社會從上到下各階層常態分佈的移民，而是社會兩個極端階層的移民：屬於下層的士兵，與屬於社會上層的各界精英。
什麼人跟著蔣介石到台灣來？首先當然是國民黨政界高層，然後是公教人員，大量的學術精英，還有怕被共產黨清算的資本家與商人。就人口素質來說，說這些人是大陸上的「精英」並不為過，甚至許多是精英中的精英（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來了三分之一）。這些人來到台灣，首先是要工作、要吃飯；隨著中央政府在台重新建立，這些人就成了「政府高層」，甚至籠罩了政府中層與低層。學界的情況也一樣，幾乎絕大多數的「老師」都是外省人，大學太少，來的教授太多，只好去教中學，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工商界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上層的管理者幾乎都是外省人。雖然他們在台灣沒有親戚、沒有土地，但因為人數多，加上「淪落異鄉」的漂零之感，使他們透過同鄉會、同學會等關係網，互相照顧，彼此拉拔；於是即便是位階較低又孤身一人看似無依無靠者，亦可比同位階的本省人更有人際關係的優勢。所以說「上層社會為外省人所盤據」，「外省人是特權階級」之類的印象，是其來有自，很有事實的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本省人不滿外省人，歧視外省人，乃致仇恨外省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絕大多數人都把本省人對外省人的不滿歸因為「二二八」，我看並不準確。「二二八」只是個單一是事件，他的原因是多重的，就算其中有「外省人欺壓本省人」這個因素，但其時台灣光復才兩年，來的外省人人數不多，依常理，不可能結下六、七十年還爭論不休的「情結」。即便再加上後來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與「屠殺」好了，真正受害的家庭，放在人口比例中，仍屬極少數。全部的本省人都為那受害的少數人抱不平而憤恨了五、六十年，這樣偉大的「道德情操」，實在是說不通的。（為了硬要「說通」，所以他們要極端強化二二八的凶狠殘酷，把所有台灣人都說成是受害者，其實這都偏離的事實。）「二二八」之所以鬧騰不休，與其說它造成了本省人對外省人的仇恨，無寧倒過來說，它是本省人厭惡外省人情緒的一個藉口，一個「由頭」，一個方便利用、號召、辨識的旗幟，而不是它本身有這樣大的作用。真正造成本省人對外省人厭惡與不滿的，是「外省人盤據社會上層」這樣的結構性因素。
有「個人行為」的歧視，沒有「制度性」的歧視
那麼，這些社會上層的外省人，是否有歧視本省人的行為呢？基本上，絕大多數的外省人都是「二二八」發生之後才來到台灣的，他們與本省人之間並沒有結下樑子，更談不上仇恨。屬於情緒上的歧視，確實有，而且不少。但基本上，這可以是一種「看不慣」或是一種「優越感」，主要不是「外省」對「本省」這個因素在作祟，而是「上層」對「下層」的關係；只不過，十分不巧的，這兩種劃分是重疊的，所以就被歸類為「外省人」對「本省人」的岐視。事實上，也有許多的本省人對外省人產生優越感，那是因為他們接觸的外省人是屬於另一個極端，即「老兵」這個層級；諸如「拿槍的士兵以為水龍頭裝到牆上就會流出水」之類的故事，解嚴以後就經常在媒體上流傳，給人一個印象，好像外省人就是老粗，全靠手上那枝槍，以暴力來統治台灣。
言歸正傳，外省人之中，確實有人存有看不起台灣人的情緒；但這種情緒要化為行動，比如說，反對兒女與本省人交朋友、反對通婚、反對聘用本省人等等，就要少的多。並不見得是「外省人」的道德情操多麼高尚，而是因為他們很清楚的認識到，「本省人」畢竟是在地人，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更何況本省人人數多的多，所以絕無必要得罪本省人。（既然是「上層精英」，自然會有如此認知的能力。）那些趾高氣揚、耀武揚威的外省人，多半都是些成色不足的「二桿子」、「半調子」，夠不成主流。
在個人行為上岐視本省人，依一般印象，並不算罕見。最常見的是在人員的聘用與升遷方面，是有一些人會有「人不親土親」的徇私；某些本省人對外省人深惡痛絕，覺得「不公平、被欺負」，往往與他們曾經遇到這樣的經驗有關。但在某些圈子之中，這樣的徇私是微乎其微的。比如說，某些特別照顧學生的大學教授，是完全不分省籍，甚至受到照顧的本省籍青年還要更多些（因為人口比例與社會層級分佈的關係）。以致於解嚴至今的二十多年，許多台籍精英與他們的「恩師」政治立場不同已完全暴露，但「恩師」去世，還是不免要寫感謝當年照顧栽培的紀念文章。這樣的情況，在學術界中真是不勝枚舉。（只因「政治不正確」，而未能廣泛報導。）畢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老師的至樂，是不分省籍的；何況照顧學生本沒有名額的限制，不會有取捨之間的緊張性。
在個人行為上，我們是可發現有一些歧視，那麼，在制度上的歧視，則真的是完全不存在的。自李登輝起至今二、三十年，台灣某些媒體天天攻擊國民黨，但就是舉不出有任何一條法規是歧視性的。講來講去就是「小學時說台語要罰錢」，但可以舉出公文來證明嗎？政府要推行國語是天經地義，在大陸上也是這樣做啊！更何況「外省人」各有自己的方言，並非都是天生講國語者。「講台語要罰錢」，是某些本省籍老師自動延續日本時代推行「國語」（日語）的作法，而非國民黨政府的行政命令。至於限制黃俊雄布袋戲的播出，只能說是「推行國語」中的一個失策，忽視民意，並非歧視。（如果是歧視，那一開始就不會讓它上電視啊！那時電視台不都在政府手裡嗎？）在念書、考試、就業、當兵、出國、居住、交通…等等所有的國家政策上，都沒有任何的不公或歧視。（阿扁貧戶出身，升學、考試、拿獎學金、當律師…，沒有一樣是受到歧視性不公待遇的。）看到一些媒體常說國民黨不如日本政府，不免覺得悲哀又好笑。日本是殖民政權，在台灣的一切建設，其好處是要拿回日本去的，留在台灣的只是少數。而國民黨及兩蔣政權，再怎麼混蛋、無恥與邪惡，他們也知道除了台灣他們無處可去啊！他們有什麼本錢可以歧視台灣人呢？台灣人「出頭天」至今二、三十餘年，可有找到兩蔣把台灣的財富移往國外的證據？（倒是阿扁移出去了不少。）若說孔宋家族貪污，貪的也是大陸的錢，並沒有貪到台灣的頭上。
總而言之，台灣的省籍情結，如實而論，並沒有人為刻意的因素，而是歷史的因緣際會造成的。國民黨移入了一個整體性的「上層結構」，而非只是取代日本人成為「統治階級」。殖民統治與被殖民者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國民黨政權之於台灣，顯然並非如此。殖民階級只要移入少數統治者即可，然而國民黨移入的是「中央政府」規模，是台灣本來所沒有的，而非僅僅是取代那已有的「統治階級」。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其所造成的文化與社會的衝擊、改變，更遠甚於日本據時代。
本省人的委屈抑鬱
時至今日，外省人第一代多已老去，今天社會上的「外省人」，都是台灣生長的第二、三代；這與第八、九代的外省人（也就是本省人）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早年那些結構性的因素也隨之消失，台灣基本上已不存在省籍問題了。然而，當我們再回頭看這段歷史，其所造成的影響與代表的意義，則未能在台灣人（現今生活在台灣的人）之中取得共識。例如，被時代所犧牲的老兵族群與感覺受到壓抑的老一輩本省人，同樣有委屈之感，但對過去這段歷史以及對兩蔣的看法卻迥然不同，這又是為什麼？
其中的差異，就是對歷史的認知與詮釋不同。老兵雖然被國民黨「綁架」而來，但他們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來到台灣，他們的生活其實會更慘。尤其在開放探親之後，更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但在老本省人的心目中，卻一直覺得如果國民黨不來，他們的日子會好的多。直到今天，一些台獨媒體還是不斷地宣傳此一論調。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國民黨不來台灣，台灣會更好嗎？
如果國民黨不來台灣，那麼，台灣的情況只有下列幾種可能：
第一、共產黨佔了台灣。共產黨佔了台灣，那麼，連不流血的土地改革都不可能了，更不要說連年不斷的政治運動。台灣會比今天好？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第二、如果美國搶在共產黨之前佔領了台灣，台灣如某些人所願的成了美國的託管地，那麼，台灣會比今天好嗎？首先，毛澤東可能就難以忍下這口氣；現今的歷史研究已經說明，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之後，毛因為確知蔣不會與美國人扭到一起（因蔣不願聽美國建議放棄金門），因而放鬆了對台的軍事壓力，並稱贊蔣不失為一民族主義者。如果台灣落入外國之手，那麼，就算毛能忍住不打仗，台海也必定出現高強度的軍事對峙，於是，台灣最好的狀況就是成了另一個關島。請問，今天會有人認為關島好過台灣嗎？
第三、如果讓日本繼續佔領台灣。雖然因為日本戰敗而使這可能性已不存在，但我們還是可以設想一下。就算日本不再對台殖民，而給台灣國民待遇，那前述的情況（中共不能忍受）依然相同，台灣的價值仍然只在軍事方面。就算一切天時地利人和都對台灣好的不得了，台灣最多最多就是今天的琉球。那麼，今天台灣引以為傲的一切，如高科技等等，琉球有嗎？今天有台灣人願意與琉球互換嗎？
第四、如果台灣獨立了，並且受到美、日的卵翼與扶持，讓共產黨打不過來；這也許就是許多獨派心中最好的狀況。若果如此，請問誰來擔任台灣的領導？台灣當時的「精英」，都是地主階級，如何指望他們完成土地改革？（日本人在台五十年，並不進行土地改革；因為他們只要台灣的出產。至於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反而方便日本人的控制。）就算他們都道德高尚不牟私利，放棄田產發展經濟，但治國人才從那裡來？日據五十年，並不為台灣培養人才啊！台灣的底子甚且不如南韓（人口、面積、天然資源、歷史積淀…），而中共又較北韓強大數十百倍，台灣的發展如何能超前韓國？（台灣經濟落後於韓國，是民進黨執政之後的事。）二次大戰後的新興國家多的是，接受美援的國家也多的是，那一個可以比台灣好？台灣若獨立，憑什麼會是例外？
以上任何一種狀況，就算把它的優點極大化，也不能如同國民黨般，為台灣帶來大量的、全方位的高端人才。不是國民政府遷台，胡適、錢穆、吳大猷、錢思亮、傅斯年、梅貽琦、蔣夢麟、臺靜農、葉公超、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名單可以列的好長好長，這些文化學術界的「大咖」都不會來台灣，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嚴家淦、胡光麃、趙耀東……這些經濟幹材也不會來台灣，張忠謀、郭台銘等人也不會出現在台灣；不論把台灣交給美、日、或是獨立，都不可能有大量的第一流的學者專家名流來台灣，並且終身供獻於台灣。這些人來了，就「佔位子」來說，當然產生「排擠效應」；但對台灣整體發展而言，毫無疑問的是一項無可取代的超級大利多。
台灣是「幸」還是「不幸」？
在中國文學裡，有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之說；今天我們亦可套用此句：「中國不幸台灣幸」。這中國的「不幸」，發生在大陸上的不談，在台灣，固然包括第一代外省人的離鄉背井、流離失所；但也包括了老一代本省人委屈與抑鬱。若說國民黨治下的「白色恐怖」，那反而是不分本省與外省；坦白說，台灣不論由誰當家，只要身處美國全球反共的第一線，就必然免不了軍事對峙下的人權緊縮與「抓匪諜」的社會氛圍。連隔著一個太平洋的美國都有麥卡錫主義，台灣憑什麼就可以是一派祥和的歌舞昇平？
台灣的這點「不幸」，若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中觀察，其實是「萬幸」。乙未割台，台灣固然受到日本人的壓榨，但日本人也帶來的較為現代化的基礎工、商業與社會管理。這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日據時代，台灣人心向祖國，大陸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台灣文人均可以組社團桴鼓相應；但發生在「祖國」的一切內戰與動亂，則波及不到台灣，這不能不說是又一次幸運。二次大戰，歐亞大陸赤地千里，能幸免者幾希？但因麥克阿瑟不顧戰略優勢而執意要實踐「我將再來」的諾言，捨台灣而直取菲律賓，所以戰火亦未直接燒到台灣；台灣受到的損失，不但與中國大陸完全不能相比，甚至比日本都要輕微。（日本好歹受到盟軍的狂轟猛炸，也嘗了二顆原子彈。）台灣可說又躲過一次浩劫。國共內戰，中共建國與國民黨來台，這回台灣受到的影響與衝擊是有了，還發生了「二二八」，但比起大陸「千萬人頭落地」的烽火連天與連年政治運動，那就絕對是「小巫見大巫」。更何況前述的大陸籍高端人才的大量來台，對台灣是「短空長多」，使學術、教育、文化、科技…等水平迅速提升，「民至於今受其賜」；這難道還不能說是台灣的「萬幸」？
「悲情史觀」將伊於胡底？
老一代本省人因委屈抑鬱而產生的「悲情史觀」，我們可以理解。但當他們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現今的台灣人還要延用「悲情」觀點，如果不是愚昧、幼稚，那就只能說是居心叵測了。
古巴是美國東南方的一個島，面積是台灣三倍，約為美國的九十分之一（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二百六十六分之一），人口約為美國的三十分之一（台灣是大陸的六十分之一），與美國也是隔著一條一百多公里的海峽，人種也是以歐洲移民為主。請問有沒有人認為，古巴應該領先美國，或至少與美國分庭抗禮呢？先天的地理環境因素，其實就決定了許多事情。台灣能有今天，無寧是非常幸運的；一百多年來，中國大陸的衰敗與連年戰亂，給了台灣獨特的機會。台灣能在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中因禍得福、趨吉避凶，坦白說，真不是我們有什麼過人之處，而是我們的運氣使然。我們應該有的是「幸運史觀」「惜福史觀」，而不是「悲情史觀」。悲情史觀可以反映出老一代本省人的抑鬱，但卻不能解釋台灣一百多年來的命運。反之，「幸運史觀」才使我們更清楚的看清自己的位置。即便到了現在，中國大陸逐漸成為正常的國家，但台灣也沒有因為地理的因素而被邊陲化；那是因為大陸選擇了「和平崛起」的戰略，不想在經濟發展之外另生事端，因此對台灣極盡攏絡之能事。換言之，幸運之神又再次眷顧了台灣，台灣好的「運氣」仍然沒有走完；我們如不能如實地了解而因勢利導加以珍惜，反而偏要逆勢操作，恣意妄為，…，則不但是「人在福中不知福」，恐怕還要應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話。
正確的歷史觀，可以充分的說明事實，釐清層次，廓清迷霧，使我們可以從紛繁的事件之中超越，看清大局，激發信心，受冤抑的情感也可以釋懷。反之，錯誤的歷史觀，眉目不清，治絲益棼，使人迷於種種矛盾的訊息之中，結果只能偏聽偏信，自陷偏執。
過去數十年來，台灣本土派為了凝聚人心，向國民黨奪權，「悲情史觀」縱然部分地扭曲了歷史，但卻可以充分發揮鼓動情緒、激發力量的效用；可以說，有他的工具性作用。如今，台灣政治、社會格局已翻然丕變，如果還要沿用「悲情史觀」，則不但找不到鬥爭、打倒的對象，也看不到正確的發展方向，徒然使自已深陷自我暗示的悲情之中，怨毒積惡，自誤誤人。
十分不幸的，台灣的政治、媒體、乃至教育，仍然「悲情史觀」當道，繼續迷惑我們善良的大眾，荼毒我們的下一代。有良心、有見識、有責任感的台灣人，還能不猛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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