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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4/24 13:38:26瀏覽1042｜回應0｜推薦0 | |
《新約聖經》：絕對神授還是歷史產物？~~~《錯引耶穌》 周穎 《錯引耶穌》二○○五年在美國出版，之後連續九周名列《紐約時報》的暢銷榜，至今已經售出三十八萬冊。作者埃爾曼是基督教史的專家，以研究《新約》和早期教會見稱於美國學術界。他曾在保守的福音派神學院接受古典語文訓練，後來進普林斯頓神學院，師從著名的《新約》學者梅茨格（Bruce M. Metzger）。梅茨格是《新約》英譯本修訂的主持人，並參與編訂希臘語《新約》的匯校本，論著達五十種，其中《〈新約〉正典的起源、發展和意義》《〈新約〉經文鑑別學》已有漢語譯本。埃爾曼本人的著述也有二十多種，最暢銷的就是這本《錯引耶穌》。 《錯引耶穌》的暢銷，有些出人意料。書的副標題為「《聖經》更改內幕」，內容除引言、結語之外，分為七章，依次論述以下各題：（一）《新約》形成的歷史；（二）經文的早期抄寫、傳播、變更；（三）希臘文《新約》印本、抄本的變化；（四）校勘學尋求原始經文的努力；（五）經文的現代鑑別方法——內證和外證，兼及基督的形象在馬可與路加福音中的異同；（六）神學教義的分歧導致經文的篡改；（七）經文產生與傳播的社會背景。它講述的是《新約》的傳播和經文在傳抄中出現的人為錯誤，按專業分類，屬於經文校勘學。這門學問研究《聖經》各個卷帙、章節的年代順序，考訂哪些字句、段落成文最早，檢視不同的抄本、印本，解釋它們之間分歧的由來。以常理而言，如此專門的學問，普通讀者一般不會問津。其次，埃爾曼在書中否定自己曾經篤信不疑的《聖經》經文「絕對神授」的觀點，認為經文是歷史的產物。這在有著深厚基督教情結的美國文化裡，尤其是對於堅信「絕對神授」的基督徒，不容易被接受。也就是說，無論是內容，還是受眾面，這本書都有先天不足的地方。借用《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它是「最不可能成為暢銷書的暢銷書」。 這本書已有漢譯本，名為《製造耶穌》。（本文發表時，該書的大陸中文版尚未出版，2013年三聯書店出版的譯本，書名就是《錯引耶穌》，這裡提到的《製造耶穌》可能是港台譯本——博主注）這個譯名，似乎有些過火。「錯引」，指的是稱述有違本源，「製造」，則完全可以無中生有。埃爾曼並非要證明《新約》或者耶穌是無中生有。他提出的問題是：今日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經文，究竟是否一成不變的神授本源？如果不是，那麼在《新約》的形成與定典、傳播與接受的過程中，是誰改動了經文？又是因何緣故？全書的宗旨，一句話概括，就是以嚴謹確鑿的證據、深入淺出的文字，融合現代經文校勘的成果和作者自己研究的心得，回答上述的問題。 《新約》共有二十七卷，原文全部用希臘文寫成。其中含四卷福音書（馬太、馬可、路加、約翰），一卷使徒行傳（記述基督教的擴展）和數封使徒書信。書信多為保羅寫給他在各地建立的教會，既是為了堅固信徒的信心，亦是為不斷湧現的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案和建議。耶穌遇難大約在公元三○年。三三至七○年這段時間，他的信徒引為依據的主要經文除舊約之外，還有保羅書信和一份早已失傳而現代學者叫做「Q」的文獻。Q是德文Quelle的簡稱，意為「原始出處」，如此稱呼，是因為《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多有相似之處，研究人員推測除《馬可福音》外，另有一共同的來源。公元七○至一二○年，福音書與其他書信相繼問世，匯合已有的保羅書信，形成傳世《新約》的主要內容。 《新約》傳世憑藉什麼手段？一千四百年後才有古騰堡印刷術，文字的流通在當時只能依靠手抄。埃爾曼告訴我們，基督教發端後的頭三個世紀，抄經人大多沒有受過抄寫的訓練，就是能讀會寫的信徒，一有閒暇，就被叫去抄寫經文。這批人的出錯率遠高於後來專門從事抄寫的文書。所以，早期的抄本之間，文字出入較大。而早期抄本中的錯誤，又有明顯的地域類同，比如羅馬的抄本有許多相似的錯誤，源於當地信徒的相互傳抄，不見於巴勒斯坦的抄本，而巴勒斯坦抄本中的很多差錯也不見於埃及亞歷山大的抄本。 抄本眾多而錯誤百出，公元三世紀的神學家俄利根（Origen）曾經抱怨：「由於一些抄經士的粗枝大葉，另一些的潑天大膽，抄本之間已經是千差萬別。這些人要麼在抄完後不做任何校對的工作，要麼，在核准的過程中，隨意增刪。」「潑天大膽」，主要說的是被正統教會排斥的異端，比如另立山頭的馬西昂。但是篡改經文、以騁己意的並非只有異端。恪守正統的抄經士亦有同樣的舉措，或是為了消除異端論的影響，或是為了讓經文更符合其所崇奉的教義。埃爾曼舉了許多例證，其中三個屬於比較大的改動，直接關係到《聖經》是否「絕對神授」的問題： 一是行淫被拿的婦人。這是基督徒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載於《約翰福音》8:1-11。耶穌正在神殿宣道，一群文士和法利賽人帶來一行淫被拿的女子，叫耶穌判決。照猶太律法（利20:10，申22:22），女子行了淫亂，可以擲石處死。他們要看耶穌怎麼裁斷：依據愛人的教訓寬恕這女人呢，還是遵守摩西的律法讓她給亂石砸死？寬恕，便破壞了律法；依從律法，又違反了耶穌自己的原則。這其實是一個陷阱。經文這樣寫：「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著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埃爾曼講，這個故事是後添的，證據有兩條：一、它不見於《約翰福音》最早和最可靠的抄本，只在後來的抄本裡出現；二、文字風格亦存疑竇，多處使用不同於福音書的詞語和句式。這就是經文校勘學裡所謂內證和外證的結合。外證的依據是抄本的年代、類型和地域分佈，內證的依據是上下文義、行文風格、語言習慣和可能出現的抄寫錯誤。推測這個「橋段」的來源，或許最早是流傳民間的耶穌故事，後來被當做一個邊注，添入了福音書，再後來又被某位抄經人當做正文寫入，傳至今日。 二是《馬可福音》的結尾，講述耶穌受難後的故事。從十六章第一節開始：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瑪利亞和雅各的母親瑪利亞，並撒羅米，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體。她們來到墳墓，卻見門洞大開，原來擋在門口的一塊大石頭已被人挪開，隨後看到一位穿白袍的少年，對她們說：「不要驚恐，你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請看安放他的地方。」又叫她們前去告訴耶穌的門徒和彼得：「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裡你們要見他，正如他從前所告訴你們的。」結果呢，婦人逃出墳墓後，什麼人也不告訴，因為她們害怕。最早的希臘文《馬可福音》到這裡就結束了。而我們今天讀到的英文譯本卻多出十二節：先講耶穌復活，現身於抹大拉的瑪利亞。瑪利亞走告耶穌的門徒，但不見信。然後耶穌改變身形，顯現於兩個門徒。此二人走告其他的門徒，又不見信。於是耶穌在十一個門徒面前現身，責備他們不信，內心麻木，並叫他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研究者判斷，這十二節是後人添入的，因為它們不見於最早和最可靠的希臘文抄本，而且風格與之前的文字不同。根據仍然是外證和內證的結合。 為什麼要添加這十二節文字呢？因為沒有這些文字，耶穌的復活就是一個未經驗明的傳聞。而相信耶穌基督，並且相信基督的復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兩條基本原則。耶穌受難時，他的門徒就像失去了牧人的羊，驚悸四散，沒有一個留在行刑的現場。門徒是基督教初期組織的核心力量，連他們都喪失信心，普通信眾的惶惑動搖可想而知。十字架對於基督徒，在此時就意味著上帝站在羅馬人和迫害基督徒的猶太教那邊。而耶穌復活的福音傳來，在信仰的存亡之際扭轉了乾坤，為漫漫黑夜中的信眾帶來了光明。復活是基督教信仰裡的標誌性事件，它向世界宣告，十字架代表的不是悲劇，而是勝利，上帝將會幹預歷史，神的國注定要降臨。抄經的人面對《馬可福音》，一定覺得它的敘事過於平淡蒼白，沒有說服力。於是就參照「馬太」和「路加」，給它加了一個尾巴。 第三個例證是《約翰福音》添入句，西方《聖經》學者通稱Johannine Comma，指《約翰福音》第五章第七和第八節，內容如下：「天上作見證的有三，就是聖父、聖言、聖靈，這三樣歸於一；地上做見證的也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段話的前半截在十六世紀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編訂的第一個希臘文《新約》的印本中，由於所依據的抄本並無此話，被棄而不用。伊拉斯謨沒有料到，這一處置觸犯了眾多神學家和出版商，「篡改經文」的指責紛湧而起。反應為何如此強烈？埃爾曼說，因為這句話是《聖經》上唯一明確提出「三位一體」的地方。沒有它，神學家們就只能將散見於各篇的段落拼到一起，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推斷出基督既是神，也是聖靈和聖父。也就是說只有一位神，這個神表現為三種位格（three persons），卻只有一種本質（substance）。迫於各方面的壓力，伊拉斯謨最終應允添入刪去的章句，但要滿足一個前提條件：找到一個希臘文的抄本，證明確有其言，拉丁文的不算數。結果竟有人偽造了一份抄本，交呈伊拉斯謨。伊拉斯謨恪守承諾，在一五二二年的第三版添入了Johannine Comma。 伊拉斯謨的本子雖然號稱「公認經文」，據埃爾曼講，也有名實不符之處。最早的希臘文印刷本的編輯是一五○二年由西班牙紅衣主教西曼內斯（Ximenes）主持的。他組織了一批學者，將舊約的希伯來本、武加大譯本（Vulgate）、希臘文七十士本以及《新約》合為一體，分六捲出版。《新約》為第五卷，一五一四年已經付印，但等其他分卷印齊，就到了一五一七年，再等教皇批准，又等了三年，最後遲至一五二二年才問世。這期間，瑞士巴塞爾有一位名叫約翰·弗羅本的出版商，大力慫恿伊拉斯謨趕在西班牙主教之前，編訂和刊行一個權威的版本。伊拉斯謨於是前往巴塞爾尋訪可以利用的抄本。他找到的並不多，約在一打左右。編訂福音書、使徒行傳和書信，主要的依據是其中兩個十二世紀的抄本，抄寫時間離最初的福音和使徒書信已經一千一百年。啟示篇的底本則借取於友人，多處損害嚴重，無法辨讀，末尾一頁還缺失。伊拉斯謨的編訂工作始於一五一五年十月，含希臘文和拉丁文，五個月後完成，於一五一六年刊印，近一千頁，成為《新約》希臘文的第一個印刷本。伊拉斯謨對哲羅姆的拉丁文做了十分仔細的校訂。但是他對希臘文的校訂卻近乎草率。在出現嚴重損壞或缺頁的地方，他採取的辦法是依據拉丁文武加大譯本，將相應的文字譯回希臘文。因而在他編訂的希臘文《新約》印本中，有一些句子和段落在保留至今的希臘文抄本中找不到。伊拉斯謨後來說，這個本子是「趕出來的，而不是編出來的」（praecipitatum verius quam editum）。然而，正是這個「趕出來的」的本子，很長一段時間裡被奉為權威，成為英文欽定本（King James Bible，1611）和路德譯本的藍本。三百多年內，印行《聖經》的人並沒有去尋找更古或者更可靠的抄本，間或有人對伊拉斯謨的版本稍事修改，多數隻是簡單地重印。這個情形直到十九世紀才有所改觀。英國學者魏斯科（Brook F. Westcott）和霍特（Fenton J. A. Hort）根據梵蒂岡抄本（Codex Vaticanus）和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校訂經文，歷經了二十八年辛勤不懈的努力，在一八八一年出版了有史以來最傑出的《校勘本希臘文新約》（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當然，此前已經有好幾代人的艱辛執著，這部作品是集其大成。埃爾曼用一整章（第四章）的篇幅，對這種追求本源的不息探求做了詳細的介紹。其中德國學者廷申多夫（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於十九世紀中葉在西奈山的聖凱瑟琳修道院發現西奈抄本的一節，敘述活潑、生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最古老和最可靠的希臘文《新約》抄本中沒有的故事，包括婦人行淫被拿，《馬可福音》最後十二節，《約翰福音》章句，在英文欽定本中均有。埃爾曼對此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按語：這些故事「僅僅是因為歷史的偶然契機，才滲入到英國人的意識之流。它們所依據的，只是伊拉斯謨碰巧能找到的幾個抄本和一個假造出來維護成說的抄本」。言下之意，《聖經》不是先定的、預成的、神授的，而是因人因地而變，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各種縱橫交錯的勢力相互較量、此消彼長的結果。所謂完全神授、一成不變、絕對可靠的經文不過是教會和教徒一廂情願的設想。這個觀念固然不是新創，上述三個例證也並非埃爾曼的獨家發現，而是經文校勘學歷代累積的研究成果。但是埃爾曼很會講故事，能把枯燥無味的專業知識娓娓道來，既有嚴謹可靠的推理，又有生動有趣的逸事，分寸拿捏得很好，讓門裡門外的人看得津津有味，其對基督教文化引起的震盪和衝擊有多麼劇烈，《錯引耶穌》的暢銷即是說明。 然而埃爾曼本人的辨偽和校勘工夫也見於此書，比如第五章。在這一章裡，埃爾曼通過審慎的勘誤和細緻的甄別，指出《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呈現的耶穌形象並不一致：前者的耶穌更像「人」，會發怒，也會驚恐；後者的耶穌更像「神」，任何困境和苦難都巋然不動，一以貫之地保持鎮定和仁慈。 先說埃爾曼怎麼辨偽。《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節講耶穌醫治麻風病，梗概如下：有一個長大麻風的，來求耶穌，向他跪下說：「你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耶穌動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埃爾曼發現，「慈心」在此頗有疑義，因為現存希臘文最古老的抄本中，這個詞不是splangnistheis（feeling compassion），而是orgistheis （becoming angry），並另有三個拉丁文抄本為旁證。到底是先有「慈心」，被抄經士改作「憤怒」，還是先有「憤怒」，被改成「慈心」？從邏輯上推，埃爾曼認為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動了慈心」更合人之常情，「憤怒」則較難理解。經文鑑別學有一基本原則，幫助判別抄本之間的源流關係：比較難易，較難的讀法（difficilior lectio potior）很可能是源頭，因為較順的讀法很可能是抄經士避難就易，將晦澀處理為平易的結果。為求旁證，埃爾曼又參考《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兩者晚於《馬可福音》，且均以之為參照材料。麻風病人的故事在「馬太」和「路加」中皆有講述，甚至幾乎是逐字逐句照搬。那麼，在這兩個福音中，用的是「慈心」還是「憤怒」呢？很奇怪，兩位福音作家不約而同地省略掉了這個詞。如果是慈心，有何「避諱」的必要呢？並且，《馬可福音》裡好幾處提到耶穌的憤怒，另兩個福音雖然挪用了故事，卻刪去了與憤怒相關的字眼。綜合各種證據，埃爾曼斷定，原始的文字應該是「憤怒」而不是「慈心」。 選擇「憤怒」為原始文字的，並不止埃爾曼一人。他的獨到之處，在於對「憤怒」的解釋。選擇「憤怒」的學者，通常也感到「憤怒」不好理解，於是努力找各種理由為耶穌開脫，比如耶穌所惡者，非麻風病人，而是遍染疫疾、病入膏肓的世界。埃爾曼則以為，所謂的不好理解，其實是陷入了一種群體偏見，什麼偏見？就是把耶穌看做「溫柔和善、低眉善目的好牧人」。這一和藹的牧羊人形象，通過教堂的彩色玻璃、宗教藝術家的壁畫與雕刻，早已滲入西方人的群體意識，成為根深蒂固的成見。須得從此窠臼裡跳出來，方能云開霧散，心清目明。埃爾曼叫我們仔細去讀《馬可福音》，那裡邊的耶穌是作為先知在曠野亮相的，接著就有四十天同野獸同住一處，接受撒旦的試探；回到加利利，召喚四漁夫，叫他們舍網棄家跟隨；到了迦百農，進會堂教訓人，趕出污鬼。靜觀這種種舉動，埃爾曼問，耶穌到底是一個毫無脾氣、眉宇低垂的馴良之輩，還是有堅強意志和十足韌勁的領袖人物？如果是後者，那麼「憤怒」一下有什麼稀奇？ 沿著這個思路往下走，埃爾曼接著有新發現：馬可筆下的耶穌不僅有意志堅強、作風果斷、眾望所歸的領袖品質，而且更像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他不僅會發怒，而且有疑惑和驚恐。但這些品質在《路加福音》中被削弱了，強調更多的是他的鎮靜和仁慈。教堂彩色玻璃上「和藹的牧人」形象更多源自路加描繪的耶穌。埃爾曼仔細比較了兩個福音描寫耶穌遇難的一幕。《馬可福音》裡，耶穌被捉拿前，在客西馬尼園禱告，開始感到驚恐，極為難過，原話是「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被捉拿後，門徒棄他而去，他被鞭打、戲弄、嘲笑、背叛和離棄。釘上十字架，說了什麼呢？只一句：「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這即使不是責備，也表達了臨死前的絕望和困惑。再來看《路加福音》。路加筆下的耶穌不是默默無語，而是一直說個不停。去往刑場的路上，眾多百姓跟隨，婦女們為他號啕痛苦。耶穌轉身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表明在這一刻，他仍然有超強的控制力。被釘上十字架，他說的話是：「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充分地展示了他的仁慈和包容。跟耶穌同釘在十字架的有兩個犯人，其中一個知罪悔改，耶穌跟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我們看他用的是「樂園」，真是向死而生，無所畏懼，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將去往何方，等待他的將是什麼命運。最後快要斷氣時，他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靈魂交在你手裡。」跟《馬可福音》相比，路加的耶穌顯然具有更堅定的信念，對於自己將要面臨的命運，更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所以，在整個過程中，他既從容淡定，又仁慈寬厚，既沒有恐慌和絕望，也沒有失去信心。相比馬可那位更像人的耶穌，這是一位更像神的基督。 也就是說，從《馬可福音》到《路加福音》，神化的傾向在逐步增強。比較而言，馬可呈現的耶穌更接近真實的歷史人物，但也只是接近而已，並非本源。因為福音書的出現乃是在耶穌死後三十五至六十五年間，其中馬可成書最早，馬太其次，路加最後。埃爾曼根據研究證明，福音書的作者並非追隨耶穌、只會講亞蘭文的門徒，而是文化素養很高、會講希臘語的第二或第三代基督徒。耶穌遇難後，信徒為了勸說他人歸信，開始講述他的生平和事功，口口相傳，不免產生變化和差異。故事在不斷地傳播，也在不斷地增添素材，改頭換面。變化之所以不易察覺，是因為信徒讀經，往往縱向讀，即從頭讀到尾，埃爾曼提醒人們，假如換個方法，橫向去讀，將「馬可」、「馬太」、「路加」對照來讀，便可見出大的差異來。 橫向讀經，是史學家的通行做法。這個路數跟神學和文學不一樣。神學，是把《新約》作為有關神的話語，即有關上帝和基督的神性的研究和學問；文學，主要是考察《聖經》與文學的關係，比如它對於文學作品和作家的影響；史學跟這兩個都不一樣，它是把《新約》當做一個憑證，從中尋找和發現基督教的歷史。美國耶魯大學戴爾·馬丁（Dale Martin）教授講授《新約》，就援引此法（課程列於新浪名校空開課，願意對此有更多瞭解的讀者，可以上網一觀）。伯克利加州大學歷史系的蘇珊娜·埃爾姆（Susanne Elm）教授講授基督教史，也教學生仔細比較對觀福音的復活敘事，觀察福音作者怎麼傳達這個福音，傳達過程中出現了哪些疑惑，又如何消疑解惑。從最早的比較粗枝大葉的《馬可福音》，到增添許多細節以回應疑惑的《馬太福音》，再到篇幅兩倍於「馬可」、三倍於「馬太」的《路加福音》，我們可以看到，關於復活的敘事如何一步步演變，處於歷史情境中的人們面臨哪些問題，又怎樣去尋找解決困惑的辦法。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一試，也許對《聖經》從此有了另一種眼光。 埃爾曼曾是虔心誠意的福音派基督徒，就學於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這所學院由美國基督教復興運動中的重要參與者、著名的福音派布道家德懷特·L.慕迪建立，觀念趨於保守，把《聖經》視為絕無謬誤（inerrancy）的神的默示，徹始徹終，句句真言。埃爾曼後來思想發生轉變，反叛學校的保守風氣和閉塞觀念，成為一名不可知論者。隨著接觸的古本越多，發現版本的出入越大，他逐漸意識到《聖經》是歷史的，也就是人的產物。正如他在《後記》中所言，《聖經》作者「同我們一樣，亦為凡人，有好惡，有一己之見和視野的侷限，有偏見和成見，也有看待事物的特殊視角，而這一切都將影響到他們的世界觀」。 埃爾曼因為曾經篤信《聖經》絕對的神授本源，一旦意識到它的不可信，遂成為堅決反對它的離經叛道者。撇開宗教不談，從另一個角度看，《聖經》傳播過程中的刪改和變更，未必只有消極和負面的意義。它表明經文不是凝滯鬱結的一潭死水，而是處於生生不息的變化之中。「物無不變，變無不通。」「變」總是蓄積能量、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徑。基督教在西方社會長壽久存，或許與此不無關係。埃爾曼絕口不談「變」的積極面，也許正是積重深厚的「本源」情結遮蔽了他的視野。儘管如此，非不廢是，瑕不掩瑜，《錯引耶穌》推理嚴謹，行文生動，確屬深入淺出、莊諧並蓄的雅俗共賞之作。倘若讀者要找一本經文校勘學的入門書，或想要瞭解《新約》的傳播史，或希望略知一二美國當前的經文研究動態，此書值得嘗試。 ( Bart D. Ehrman, 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Harper Collins, 2007, p.266 ) 轉載於《讀書》2011年6月號 博主補記： 《錯引耶穌：〈基督教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 作者：巴特· 埃爾曼（Bart D.Ehrman），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宗教研究所教授，早期基督宗教以及耶穌生平的權威學者，寫作本書曾使他登上NBC新聞並成為《時代》雜誌封面人物。 巴特· 埃爾曼（Bart D.Ehrman） 譯者：黃恩鄰，比利時魯汶大學宗教研究所。 目錄 前言 我與《新約》經文鑑別學 第一章 基督宗教《聖經》的開始 第二章 早期基督宗教作品的抄寫者 第三章 《新約》的經文：版本、抄本與差異 第四章 探索原始經文：方法與發現 第五章 關係重大的原文 第六章 出於神學動機的經文更動 第七章 經文所處的社會環境 結論 修改《聖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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