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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5/28 06:47:43瀏覽529｜回應0｜推薦10 | |
| ──重讀羅曼羅蘭（一） 文／楊照 二十世紀，印度以外的世界所認識的印度人，最有名的一個是甘地，一個是泰戈爾。 英國人很早就認識甘地，尤其是英國跟殖民政策有關的人，因為甘地不放過他們──甘地的策略就是不斷激怒英國人，所以英國人當然了解甘地。然而英國以外的歐洲人認識甘地，倒是有一個特別的機緣。一九二四年，一本重要的甘地傳記在歐洲出版。英國以外的歐洲，至此才真正認識到甘地的意義──甘地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到底在主張、宣揚什麼，他在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對抗遠比印度強大的英國。這本書會轟動，影響、決定了歐洲如何認識甘地，因為這本書的作者是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不只是一九一四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而且他在寫作上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寫了一系列偉人傳記。還沒有寫『約翰克里斯朵夫』前，羅曼羅蘭寫了三本很重要的傳記，奠立了他在法國，進而在全歐洲的名聲。一本是《貝多芬傳》(Beethoven)。今天我們所認識的貝多芬形象─一個耳聾、痛苦但是把歡樂帶給世人的音樂家，就是羅曼羅蘭賦予他的。另外他還寫了《米開朗基羅傳》(Michelangelo)以及《托爾斯泰傳》(Tolstoy)。透過這三本書，法國讀者，還有許多其他國家的讀者，相信他對於如何挖掘、呈現“偉大”人物，有獨到之處，且有高度說服力。一九二四年羅曼羅蘭竟然用同樣的筆法去寫一個當代的印度人，當然格外引人注目。大家都好奇為什麼羅曼羅蘭會覺得應該要為這個印度人寫傳。 一九二四年羅曼羅蘭寫《甘地傳》(Gandhi)時，還沒有碰過甘地。他對甘地的認識和理解，大部份來自報導和其他人寫的書。兩人遲至一九三一年才見面。甘地因為跟英國政府持續糾纏，於是前往訪問英國國會。訪問後，特別跑到瑞士，羅曼羅蘭的別墅，去拜會羅曼羅蘭，兩人相處了大約五天的時間。那時甘地的名氣很大很大了，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歐洲媒體注意。結果倒霉了瑞士那個安靜的別墅渡假區。因為這兩人要會面，新聞記者擁到，從蘇黎士到小城沿途的旅館，都被訂滿了。大家都覺得不能錯過甘地和羅曼羅蘭，這兩位二十世紀和平史上重要人物的初次會面。 這場會面很有意思。兩人對彼此當然有一定的認識。羅曼羅蘭研究過甘地，而甘地對羅曼羅蘭的作品以及他在歐洲的地位，也有一定的了解。可是有趣的是，兩人見面是星期天，第二天就是星期一，而星期一甘地必須奉行印度教的沉默日戒律。換句話說，那一整天，甘地都不能講話。兩個人見面的第二天甘地就不講話了，該怎麼辦呢？只好羅曼羅蘭一個人講話。羅曼羅蘭選了一個主題為甘地做報導。報導什麼呢？他選的題目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他告訴甘地，他所觀察到一九OO年以來歐洲發生的變化。甘地靜靜地聽了一天，好不容易過了沉默日，星期二甘地可以講話了，羅曼羅蘭急著問甘地有怎樣的感想。甘地說：「我現在瞭解了你這個人。你從歷史上學到很多，不過我比較看重的是經驗。」甘地還說，「我可以深刻地理解你對一九OO年以來的歐洲，充滿了憂慮。而且這個歐洲帶給你極大的痛苦。」這「憂慮」和「痛苦」，正是我們理解羅曼羅蘭其人其作的兩個關鍵詞。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羅曼羅蘭在一九一四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當然大家會把他跟之前得獎的泰戈爾聯想在一起。羅曼羅蘭認識泰戈爾遠早於他認識甘地。他對於印度的認識，甚至他開始聽到甘地的名字，都是因為他跟泰戈爾之間的關係。所以在甘地訪問羅曼羅蘭的時候，當然就有好事者發問，請羅曼羅蘭比較甘地跟泰戈爾。羅曼羅蘭回答說：甘地是全然屬於人群的人，而泰戈爾是希望屬於人群，但在人群中卻極度不安的人。 羅曼羅蘭進一步說明，甘地到了任何地方，都是沉默而安靜的，他整個人融入群眾之中，所以不覺得他跟群眾的聲音之間要有任何競爭。他被群眾的聲音所淹沒，非常自在。泰戈爾在群眾之中很恐慌，因為他害怕群眾將他的聲音給淹沒了。他覺得在群眾的吶喊聲中，就會沒了他自己的聲音。 對羅曼羅蘭來說，一九OO年以來的歐洲，最大的變化，一定是一九一四年，羅曼羅蘭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那一年，爆發了我們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稱為歐戰，那一場龐大的戰爭。這一場戰爭意義深遠。英國史家霍布斯班將這場戰爭當作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分界點，因為這場戰爭隔開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在歐洲，戰前的普遍氣氛是樂觀的。就算有不如意，有挫折，然而十九世紀歐洲人基本上相信，世界會越變越好，而且世界會不斷地變好下去。像是活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他們都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在我有生之年，這個世界不斷地在變好。可是，那種進步的、樂觀的預期，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被徹底地摧毀。這對歐洲人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十九世紀中，席捲全歐洲的兩支主流想法，一支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達爾文主義主張“適者生存”──整個世界都在競爭當中，最能夠適應這個世界的人，才能夠活下去，而其他人會被淘汰。但是要注意，「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將「適者生存」顛倒過來，變成“生存者皆為適者”。達爾文原來的說法是，如果你有一個什麼樣的生物特徵，剛好可以適應環境，你的後代就會不斷地繁衍，會比別人繁衍地更多。倒過來看的話，現在的這個環境，如果有誰過得特別好，這就證明他是最適合在這個環境中競爭的人。所以這跟那個樂觀進步的思想，就可以很明確地勾搭上──歐洲人在全世界中看起來過得最好、變化最快而且進步最多，於是他們認為，這就證明了歐洲人是最適合現代社會的一個物種。今天的成果證明了歐洲人是優秀的物種，所以歐洲人會一直贏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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