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也好，非華人也好，只要關心中國，都知道2009年對中國非同尋常。

2009年對於中國的特殊意義，人們馬上可以列出至少四個重要的日子，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 

它們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按中國人的傳統，60年一甲子，一個生命週期，也許比50年更重要；

和這60年密切相關的，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90周年。“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整個20世紀的政治、社會、文化等任何一個方面的變化，影響都極其深刻——它被稱為現代中國的起點；

第三個紀念日則是一個悲情日子，即1989年的那場政治悲劇；(I.E. 官倒的腐敗引發的民怨，不得不動用人民解放軍鎮壓人民的示威活動!!)

第四個紀念日，則不為大多數中國漢人所熟知，但在國際上和藏區卻有著廣泛影響，這便是1959年所謂的“西藏叛亂”。  那一年，達賴喇嘛逃離西藏。

以上四個紀念日，讓2009年的中國包含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很有可能演發為負面事態，但也有可能引出正面的事態。  今天，我更願意從正面的可能性去分析這些趨勢。 

在這2009新年的開篇之作中，我樂意用一個設問來立題：中國共產黨能有“第三春”嗎？

什麼叫“第三春”？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特別是通俗文學中，第幾“春”是指某人第幾次結婚。  在通俗文學中，“第二春”、“第三春”尤其是指年紀較大的男人，第二次或第三次與比他年輕很多的女子結婚，因此獲得了新的生命活力。  不過，我這裏說“中國共產黨是否有第三春”，挺正面的，並無調侃官員情場廝混之意。

我真心希望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第三春”。  我也希望經過很多人的努力，使“第三春”成為現實，或至少成為有力的發展趨勢。

為什麼叫“第三春”？

我們不妨看看剛過去不久的20世紀；在該世紀的上半葉，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興起，這被我稱為“第一春”。  到了上世紀中葉，很多國家的共產黨取得了政權。

不過，在奪取了政權成為惟一的執政黨之後，絕大部分國家的共產黨只享有了“第一春”，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它們紛紛衰竭垮臺。  然而，就在全世界大部分共產黨政權消亡於“第一春”的末期，中國共產黨卻罕見地享有了“第二春”。  

中共“第二春”的意義在現代世界史上非常特別，這就是為什麼剛剛過去的2008年尾，不但是全中國上下，絕大多數的國際學術團體和媒體，都在紀念、談論中國改革開放的30周年。

從較長的歷史時段來看，為什麼大部分執政的共產黨沒有“第二春”，而中共卻獲得歷史機遇的青睞呢？

道理很明白，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成功地與共產主義的宿敵、曾在全世界被其他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運動視為首惡的“剝削制度”結了婚。  我們如果讀過《共產黨宣言》、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都會知道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叫“共產”，其根本的和最高的特徵，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這是它與別的激進運動相區分的基本特點，也可以被稱為它的“身份證”的標誌。

歷代共產主義的經典，都以消滅資本主義為目的。  全世界執政的共產黨，絕大部分未能享有“第二春”，就是因為它們把“消滅資本主義”當作不可更改的原教旨，於是都很難生存下來。  而中共在這一點上，與全世界執政的共產黨唱反調，大膽選擇了“適者生存”的辦法——它與資本主義結婚了，由此有了“第二春”。

如果翻看任何一種語言的研究共產黨體制的書籍，在198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間，基本上找不出來有誰能預見到、或者相信一個執政的共產黨，能夠把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下去、走得通。  而回顧過去的30年，中共儘管有過搖擺，但這條道路是基本上走通了。  因為中共和其他執政的共產黨不同，它是以開放的心態來跟一個本來要被它徹底消滅的物件結婚的。這個體制雜交的結果，在民生上挽救了中國，並讓中共執政獲得了新基礎。  不妨設想，如果中共30年來繼續按毛的路子走下去，今天的中國，會比北朝鮮還糟。

必須強調，1980年代之前，全球各種學派的中國觀察者都很難相信，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能與資本主義結合得這樣堅定，並取得巨大的經濟成果，儘管代價也巨大。  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表現確實讓全世界的觀察家跌破眼鏡，使其否定性的預言多次破產——今天的中共，已然是全世界最堅決維護資本主義的政黨，甚至偏愛到連資本主義最嚴酷的部分也要保護。

過去的幾十年，海內外很多人在鼓吹和呼籲中共實行政治改革、推動民主化。  同時我們也看到，無論國際上還是國內，也有很多人寫了汗牛充棟的文字，試圖證明中共的本質不會讓它與民主制結合，不相信它能做民主化改革——似乎該黨的DNA中，有命定的反民主血統。

在2009年的開春，我反倒認為，在這一點上不要把中國的執政黨看絕了。  因為它至少在“第二春”這件事上，做到了全球其他執政的共產黨都堅決抵制或是不敢做的事（越南等是步中共後塵的），去熱情擁抱資本主義，用自己的政權維護發展資本主義。  而這一點也曾被廣泛認為是與共產黨的本質不相符、不可能發生的反常事態。

既然它能有那樣大的勇氣，通過與其血型完全不同的體制結合而獲得“第二春”，那我們為什麼不能抱著樂見其成的心態，來鼓勵中國共產黨邁向“第三春”呢？ 

中共7,000萬黨員裏，我相信有相當多的人頭腦是比較明白的。  他們懂得全世界的大趨勢——隨著物質、文化、精神生活的進步，黎民百姓越來越希望對自己的事務有發言權、參與權，而不願做一枚永遠被動的棋子。  這個漸進的過程，就是政治上不斷開放、普通民眾有更多機會參與制定和落實政策——不管你用什麼字眼去描述它。

中國共產黨人中有相當一部分，自己在黨內事務中也希望是這樣；普通的中共黨員在黨內也希望有更多的發言權和參與權。  將心比心，中國國民也是一樣。  大家都不願意永遠被上面的領導層說成“素質太低，不配當家作主”。

(I.E. 印度都能選舉自己國家的領導人已經半世紀了，中國沒有不行的理由，只是主動規劃實施或是陷於被動後的不得不然?  只有何時實施? 如何實施的議題? )

因此，在2009年首這個開局之際，我認為，中國執政黨只要從其“第二春”吸取正面經驗，增大信心，以開放的胸懷和視野，那它就能看到它的“第三春”就是要啟動共產黨與基本民主機制的聯姻。

這個結合的過程，與之前的“第二春”一樣，也要摸著石頭過河。  但是，“摸著石頭”的目標是要過河，而非停滯。  中國官方媒體對“摸著石頭過河”的解讀，好像是毫無目標和方向——這完全是誤導，“摸著石頭”只是過河的具體方法不確定，但過河的目標是非常清楚的——只有過河才有活路。  這一點在中國國內，少有人講清楚。

中國共產黨若想擁有“第三春”，既要抱著“摸石頭過河”的試驗心態，又要強化過河的決心，通過嘗試許多在其他社會實驗過的方法，擴大民眾介入政治和政策的過程。  中共總是擔心普通民眾廣泛介入公共政治後，會給共產黨執政帶來威脅。  其實，在別的社會，尤其在20世紀的下半葉，也試驗過一些很好的辦法——這些方法證明，結局未必都是悲觀的。

我相信，中共如果在各級黨員幹部的提升中引進合適的機制，就能大大增強中共的執政基礎或社會擁護——要挑選那些會選舉、會對民意正當引導的人來做中共的幹部。  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中共黨內的提幹勝出者，必須是能贏得基層民眾選票的人。  或者，讓既能贏得黨員選票又能贏得民間選票的幹部得以提升。(I.E. 這是潘朵拉的盒子，開了就關不起來了，就像中國各種"山寨"的產品，終能走出康莊大道!!)  

這種變化與中共的“第二春”有類似之處：毛澤東時代，會搞運動的、會務虛的、會意識形態工作的，最容易提升。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會做經濟的、會搞生產的幹部，更不要提拔會做買賣的，都是被批判和整肅的對象。  鄧小平主政後，在中共執政史上首次讓黨內那些懂經濟、會搞生產、會做生意的人，有了升遷的機會。正是有了這一點，中共才有了“第二春”的操作者。

因此，中共的“第三春”也應從幹部選拔的換血機制出發。  只要讓那些會選舉、能贏得民眾選票的黨員有提幹的更多機會，我相信，中共的執政黨地位必然在民主化改革過程中，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  這樣，也可使黨內那些最胡來、只會拍馬屁、只會魚肉百姓的幹部們——他們才是執政黨的掘墓人——，通過民眾選票的機制予以清洗。  假如中共引進了這個機制，那它在未來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是有機會讓全世界悲觀的觀察家們再次跌破眼鏡的。  這對中國良性的進步，意義極其重大。  因為這是通過和平的、穩健的、且上下良性互動的方式，來使得中國在政治上進入現代世界文明的主流。

在不同尋常的2009年首，我期盼著中國執政黨再反一次常態，爭取“第三春”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