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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就在那裡 - 談我們的國際處境〉
SCFtw　 2004/02/16 23:41 

我們中華民國今天在國際上的處境不好，所有的大國都不承認我們，北京政權在國際場合處處施壓，各種陰謀陽謀不斷，無所不用其極，務求把中華民國的國際身份壓縮到零。這些情況讓大多數同胞憤慨至極，口誅北京，筆伐國際，也不遺餘力，聯合國門前年年上演臺灣義工拉布條的臺灣悲情肥皂劇，我們的總統副總統則務求過境，好讓大多數國人對洋大人恩准的禮遇感同身受，以此上下皆安，可以再過下一年。

這樣下去，年年斗杓東指，如何是個了局？

這個局裡有三樣東西：國際身份、國際地位、國際人格。這是個國際社會的局。

國際身份的首要重點當然在國際承認，人家普遍承認你是一個國家，跟你互換使節，那麼聯合國會員、世衛會員這些身份就都不成問題，而國家安全也從而得到了第一重保障。當然，你有了國際權利，也就該盡國際義務(至少要按攤派金額繳聯合國會費)。

國際地位有時可以說是國際身價，國力強則國際地位高，聲音大，有影響力，人家有麻煩的事都要來找你，問你的意見或者請你幫忙。在這樣的大國，國際權利(rights)已經不重要了，真正作用的是國際權力(power)，而這些大國靠著出額外的錢出額外的力所達到的也已經不止於國際義務，而是他們的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利益。

國際人格就是國格，似乎不怎麼需要多解釋。人有格有品有個性有氣質，再怎麼沒格沒品沒個性沒氣質那還是一種格一種型。人有富而無禮者，有貧而好義者，有恃強凌弱者，也有濟弱扶傾者，國也一樣。反正就這樣。

我們是個小國，還不被任何一個大國承認，照國際習慣和國際規矩，我們在國際上似乎既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但是主要由於我們與美國的密切私誼和我們與那二十多個小國的正式邦交，我們還是國際權利義務體系裡的一份子，沒什麼很不正常的，衹不過是在跟聯合國有關的很多事情上吃很多虧罷了，還有我們在國外旅行有時不夠方便甚至要受氣，這些帳當然要算在口蜜腹劍的中國共產黨身上。

我們的國際地位也沒有什麼很不正常的，我們的經濟實力為我們自己爭得了在國際政治話題以外與世界各國平等自由地交往的地位，人家也都樂意跟我們交往，權利義務互信互惠這些都沒有什麼問題。經貿辦事處或者文化中心的名目當然與大使館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是在缺乏外交承認的情況下我們衹能聳聳肩接受，因為這裡面並沒有什麼不可接受的不平等。

這些不愉快或者痛恨說來說去其實也沒什麼可說的，因為關鍵就在一個有沒有外交承認的問題。有外交承認就全有了，再無遺憾 —– 然而情況是這樣嗎？

很多小國窮國可以藉著在各種國際組織裡為大國搖旗吶喊並附庸投票而得到利益，他們在大國裡還勉強負擔得起大使館的成本和開銷，但是他們很可能寧可擁有我們的一半經濟實力。我們比他們富有得多，我們要求有錢人特別重視的面子，但是在中共絕不會鬆手的壓制下(其實這不是不可能解決)，我們在國際上的尊嚴難道不可能從別的途徑得到嗎？

—–“國際人格”這個問題就在這裡浮現出來。

『我們的國際地位被壓抑』，『我們的國際人格被打壓』，『一切都因為我們不被國際社會承認』，這都是臺灣近年來非常流行的說法，幾乎已經是八成甚至九成民意支持的“共識”了。這裡面充滿憤怒和怨恨，缺乏冷靜和沉思。千錯萬錯都是外國人的錯，都是北京政權的錯，這個地球上在臺灣島以外沒有公理，我們是大國利益的犧牲品，所以我們的國際地位被壓抑，所以我們的國際人格被打壓，所以我們當然有天大的悲情，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在對我們臺灣人犯罪，都對不起我們。 —– 這樣的器識是不是太小了？！而且於事何補？！

人格是一個人自己的事，國格表現在一個國家對種種國際事務的參與上。在國際事務上盡自己的義務，如果國際社會不讓你出力，那麼就拿出錢來無私無我地對外援助，錢總是受歡迎的，錢出得多了，像個“大國”的樣子，別的國家看得到，會看得起你，會在國際上替你爭取權利。凡事自尊自重，克己復禮，見義勇為，不求回報，朋友自然會增加。你表現得像個烏龜，人家自然拿你當烏龜。你處處計較，施恩望報，國際人格絕不會高。這樣的國際參與原則應該是不因黨因人而異的長期國策，但是格局小氣度窄的執政黨和執政者絕不會這樣想，他們的想法是：我們是小國，我們為甚麼要送人家那麼多錢？人家都打壓我，我為甚麼要對人家那麼好？人家連過境都不讓我過境，我為甚麼要僱用他們的工人？我為甚麼要給他們的總統好臉色看？於是打壓的繼續打壓，旁觀的繼續旁觀，而我們的國際關係就會永遠那樣，小浮小沉，小進小退，難期穩步改善，尤其不容易得到頭面大國的改容相向。

國格高了，國際地位就高了，社會上人際關係的基本情況在國際社會上也適用。再者，人性有黑暗面有光明面，國者人之積，“國性”也如此，我們要去“誘發”別國的“國性”中的光明面。我們要是天天在國際社會上吵吵鬧鬧，要求這樣那樣的權利，別國縱然認為我們有理，但是迫於北京的壓力而愛莫能助，日子久了會受不了我們的嘮叨，看我們老像個長不大的小孩，難纏得很，甚至對我們生出惡感。我們要是像個有擔當的大人，像個upright man，堅毅挺拔，吞下苦楚，不亢不卑，盡力服務國際社會，然而在檯面上不多吭聲，這樣就很能得人好感，那麼我們在面臨北京政權突發的強橫行為的時候至少會得到足夠的國際聲援而不至於吃大虧。

我們的國際地位高了，我們的國際身份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因為夠高的國際身價可以轉化成“準國家”的國際地位，那麼我們與北京政權的談判就可以被國際社會視為“準國際談判”，那麼我們被併吞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李扁執政十六年，完全不懂這些道理，天天在國際社會裡效小兒之哀號，時時躁動，結果我們反而被國際共識的力量愈捆愈緊。李登輝丟掉了我們對大陸談判最有利的時機，陳水扁則使北京的決策層愈加感受到“統一”時程的急迫性。亡了羊才去補牢雖然愚蠢，然而還是要去補。為今之計，衹有期望我們的國防機構能在這個新的總統任期內研製出可以打到上海的陸基巡弋飛彈(空射則能打到北京)，這樣我們就可以穩住局面。當然，最好我們的經濟局面能再來一次持續至少兩個總統任期的飛躍，同時我們也戮力於提高國際人格和國際地位，這樣，即使嚇阻性武力的研製時程落後，我們在談判桌上也不至於先天弱勢。

總之，所謂的“開拓國際空間”絕不能以爭取一個兩個小小的邦交國為唯一要務，還要以同樣的程度重視我們 —– 包括官府和民間 —– 對國際事務無私無我的付出。

不是沒有路。路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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