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廢除死刑在台灣一直是個社會激辯議題；在我開的「生命倫理學」(Bioethics) 課程裡，也是個夯熱的辯論題...

   「不可殺人。」(出埃及記20:13)

   昨天，大法官在憲政法庭辯論：死刑是否違憲？七月將作宣告是否廢除死刑。

   若果死刑違憲，我國將成為廢除死刑國家，比號稱最民主、仍擁有死刑的美、日、韓還前衛；佔民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反對廢除死刑者，就必須等待另有一部新憲法了。 

   是否廢除死刑在台灣一直是個社會激辯議題；在我開的「生命倫理學」(Bioethics) 課程裡，也是個夯熱的辯論題。依我非正式課堂上調查，幾近90%的學生贊成維持死刑。生命倫理學不只討論倫理學(以經驗為基礎，Experience-based)，也探究生物學的現象(Biology，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

   19世紀初，德國神經解剖學家法朗茲·戈爾(Franz Gall)，嘗試以「顱相學」(Phrenology)來解釋人的心理與行為，認為犯罪者在頭顱上呈特殊異相。雖然戈爾的學說缺乏科學實證，而被認為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但他立下犯罪學的腦科學基礎(Neurocriminology，神經犯罪學)。

   20世紀初，演化論、優生學、乃至希特勒納粹的危害，人們經過反思，加上社會學、環境影響等概念，使得顱相學相形失色。近代腦科學興起，尤其腦造影技術突飛猛進，犯罪行為學便深受神經/腦科學實證所影響；腦科學自然走入法院，甚至扮演法律判決重要依據呢。

   1876年，義大利醫師西撒·龍柏索(Cesare Lombroso)將犯罪者屍體解剖，發現其腦部處處顯出空洞。上(20)世紀末葉，美國洛杉磯的臨床心理師、也是暢銷犯罪小說家約拿單·凱勒曼(Jonathan Kellerman)認為犯罪與腦部功能異常有關，犯者需要治療。

   其後，艾爵里安·瑞恩(Adrian Raine)自英國移民至美國賓州大學，以腦部造影來探討犯罪行為與腦結構和功能關係。

   1994年，他發現謀殺犯的前額葉皮質體積較正常人小，表示理性、思考、執行能力等較缺乏。他還觀察到謀殺犯的大腦邊緣系統萎縮，意指易於憤怒、生氣、癮於冒險、缺乏自制、不擅理性解決問題等情緒。

   之外，這些罪犯的前扣帶迴(與認知、獎賞、決策有關)、杏仁核(控制情緒)、海馬迴(長期仇恨記憶)、角迴(參與語言、空間感、記憶提取、專注力，及同理心等)出現異狀。2010年，他也指出：反社會者在大腦正中央，發展出空洞的「透明隔腔」(Cavum Septum Pellucidum)，而具有暴力傾向。

   總之，這些兇殘連續殺人犯的大腦迥異常人，他們多是腦部有問題的病患。這些病徵一時難以痊癒，若沒有妥善治療，出獄後再回籠機率>70%，也就令人不意外。所以，人權運動者只求廢死，而不談醫治與後患，其實是將整個社會、人權置於高危險處境中。

   沒有人喜歡死刑。死刑的存在是個悲劇。耶穌是曾被誤認、冤枉的死刑犯，卻「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約翰福音11:50)對於那個證據確鑿的謀殺犯，其受害者顫抖呼聲「請還我命來」的卑微要求，一個公義、人權的社會也吝於施捨嗎？－江湖行走，欠債總要還的。

   「神經神學」指證人權的陷阱。

(轉載自《基督教今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