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曾經親身經歷納粹在德國的興起，田立克分析法西斯之興起很有意思，當時的德國興起了一種恐懼感，更確切的說，是一種不確定的焦慮到處瀰漫。人們的焦慮出現在政經、文化和宗教各方面，個人失去了信賴的基石，因此對安全感的渴望與日滋生，當焦慮到了某一個臨界點，人們寧願放棄自由，因為自由瀰漫著恐懼不安。因此美國戰地記者馬修（Herbert Matthews, 1899-1977）曾說：

「法西斯主義就像是一座監獄，它讓個人有一定程度的安全、庇護和食物。」

當人們急切地想要從焦慮中放出來時，往往會牢牢的抓住政治的權威。 

循著田立克的推論，我們可以進一步的理解臺灣這幾十年來上演的政治影話戲。「二二八事件」已經過了好幾個世代，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很少跟「二二八事件」扯得上關係的，卻每年都把「二二八事件」大張旗鼓的宣揚著，彷彿害怕大家從「二二八事件」平復過來似的。或許「二二八事件」只是一個圖騰而已，藉由這個圖騰，提醒臺灣的人民中共可能隨時犯台，如「二二八事件」一般，大舉屠殺以遂行統治之目的。政治人物利用各種圖騰來喚起民眾憂慮，進而穩固其權力結構。最放不下「二二八事件」的人，或許就是那些害怕民眾不夠焦慮，從而無法擄獲權力的政治人物吧！ 

臺灣的人們隱藏著極大的憂慮，那是一種對於未知的恐懼，對於臺灣前途未定的憂慮。這種恐懼也非新鮮事，對於死亡的恐懼可以說是它最古典的形式。

恐懼的抒解主要有兩種管道，第一種就是前述所提的依附於政治權威，臺灣每一次有選舉，隱約可以看到這種非理性的力量，完全沒有道理可講，每一個陣營都有支持者，每一個陣營都有瘋言瘋語出現。有趣的是，臺灣的每一次選舉，都讓民眾釋放掉一些焦慮。臺灣的選舉忒多，提供了極有效的抒解管道。以前常有國外的朋友很擔心臺海的危機，外國的媒體大肆報導，害外國的朋友很擔心身在台灣的友人，反而是住在台灣的人司空見慣，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恐懼抒解的第二種管道是著名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所提出的“將焦慮化為創造性的用途上”。湯恩比身處於冷戰時代，對於核子戰的威脅，有極度深入的觀察。湯氏認為，可能在他有生之年沒有機會看到核子大戰爆發，但是整個世界會進入「冷」戰中，以其他的形式戰爭來取代核子大戰，但是整個世界的對於核子大戰的焦慮還是存在的。湯恩比甚至指出，世界的前途在於能夠將整個世界所蘊含的焦慮化為建設性的用途上。

化焦慮為建設性的用途呢？湯恩比舉了一個有非常有趣的例子。漁夫在北海捕獲甲魚，發現魚槽內越來越不新鮮，倘若魚死了，就無法賣得好價錢，有一位聰明的漁夫就發現了一個好點子，在魚槽內放入乙魚，當甲魚發現乙魚時，感覺到生存環境受到極大的威脅，反而更加活躍繁盛下來。

甲魚對於焦慮的建設性反應，值得借鏡學習。不管中共是否頒佈「反分裂法」，臺灣目前最需要的是思索如何化焦慮為創造性的動力，而非像以往一樣，只淪為某些政治人物鞏固權力的工具。當政治人物沒有步數的時候，只有循著前述的第一個管道，讓臺灣陷入更非理性的漩渦中，往往這也是最廉價有效的方式。

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rlt, 1882-1945）認為：

「唯一需要恐懼，只有恐懼本身。」

因為恐懼本身本身會遭誤用，歷史的經驗一再的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