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老同學推薦，因為戰爭亦當守一定程度的戰爭規矩，試問現在能夠為了你死我活去放核彈，甚或燒殺擄掠嗎？甚且如果平日能夠誠正實幹，尊信守義的話，這樣敵人怎敢輕易來犯，因為即使連在戰爭中都敢守戰爭規矩的話，這樣平日怎敢馬虎輕忽，一定會扎實訓練，這種軍隊誰人敢自討無趣，輕啟戰端！甚且國君平日仁義為本，必能內政厚生，外交和平，這樣戰爭之機會亦不可能太多。

如果國君平日常常訛詐欺騙，這樣國家上行下效，怎不會哀鴻遍野，民生凋敝，這樣必容易招致外人欺侮，讓戰爭不請自來！小弟當然也知道戰爭欺敵，有其必要，但那是應該在所謂之最後一擊，要非常非常的慎重，因為決定性之死戰極少，戰爭很少一次定生死，如果能讓敵人與同仁知道不欺騙的重要，大家一定就不敢輕忽，會札札實實的訓練，充分的準備，這樣即使依戰爭規矩行事，也甚少敗仗之可能！

宋襄公雖然戰敗，並因此大腿中箭，隔年重傷而亡，但那只能說是當時醫術或有問題，宋襄公並未因此戰而死，宋國亦並未覆亡，甚且宋國仍再傳了十五位君主，維繫了約三百六十年左右，試想，宋國這種仁義之師的偉大傳承，會與宋襄公的偉大作為無關嗎？毛澤東嘲笑宋襄公沒有關係，但中國大陸貪污腐化，這樣的國家有辦法類如宋國，在春秋五霸圍繞之下，生存那麼久嗎！甚且中國大陸人民之尊嚴與福祉能夠與宋國相比嗎！

再者，欺敵致勝，敵方必定無法心服，一定會再啟戰端，甚或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試想為何當初勢力強大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軍未對宋軍斬盡殺絕，甚或再次興兵，滅掉宋國，這必是仁義之君宋襄公讓敵人都能夠尊敬的原因。宋襄公心地善良，眼光遠大，雖然犧牲了自己，卻讓百姓與國家繼續存活，繼續被各國尊敬，所以小弟對春秋與宋國雖然知道不多，但絕對可以聯想，當時之宋國百姓一定非常幸福，受各國尊敬，絕非毛治下的大陸人民可比！

話再說回來，策略與欺騙，小弟還是認為這是兩回事，例如，埋伏火攻等等三國時之作戰策略，甚至武器研發，等等強兵之道，讓敵人不敢來犯，這些都是正確的，但不要下作，不要違反戰爭規矩，這就是宋襄公所堅持的，這就是正確的！任何時代都應該有一些大家默認或公認的規矩，我們應該盡可能遵守。例如宋襄公攻鄭，一樣是趁鄭國國君去拜會楚王的時機，這不就是作戰策略嗎？例如宋襄公不也一樣會興兵作戰而伐齊攻鄭，但卻都出師有名。總之，為人處事，均當盡量持守正道，不要卑鄙下作，即使是戰爭，都當如此！

宋襄公為何「迂腐」 

宋襄公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扮演著笑柄的角色，他在你死我活的戰爭中表現出不合時宜的迂腐，歷來被傳為笑談。尤其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說了一句「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之後，宋襄公的笑談更是廣為流傳。然而，我們在這裡要說的是，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待宋襄公，當然覺得他迂腐得不可理喻，可是我們不能以今日的標準去要求古人，其實在宋襄公當時所處的那個時代，這種迂腐實際上是一種貴族氣質的體現。 

讓我們先來看看宋襄公的生平事蹟，這有助於我們理解什麼是當時的貴族氣質。 

宋襄公是春秋時宋國的國君，他的一生有這麼幾件大事：一是早年平定齊國的內亂，二是圖謀稱霸，第三點則是最著名的稱霸失敗，與楚國開戰的故事。我們先看第一件大事。 

宋襄公即位八年之後，春秋時期的著名霸主齊桓公去世。齊桓公有六個兒子，都是庶出，地位平等，齊桓公生前怕六個兒子奪嫡自相殘殺，早就做了準備，和管仲一起將公子昭託付給了宋襄公。話說齊桓公可是宋襄公的偶像，宋襄公做夢都想像齊桓公那樣，稱霸天下，匡扶周室。此時偶像有求於己，怎能拒絕？於是宋襄公愉快地接受了齊桓公的囑託。齊桓公死後，果不其然發生了易牙之亂，易牙、豎刁、開方三人廢掉了公子昭，另立公子無虧為國君，公子昭逃往宋國。於是宋襄公聯合衛、曹、邾等幾個小國，組成聯軍討伐齊國，為公子昭討說法。 

齊國此時稱霸天下多年，齊桓公剛剛去世，國力依然強大得很，不是宋國和幾個小國所能抗衡的。如果按照今人的觀點來看，此時宋襄公為了幫助公子昭討伐齊國，無異於雞蛋碰石頭，算是宋襄公做的又一件蠢事。可是宋襄公自有他自己的邏輯：宋襄公早年受過齊桓公重托，不可失信於人，而公子昭本來也就是齊國堂堂正正的繼承人，名正言順。有這兩條，宋襄公怎能袖手不理？守信重義，講究地位身份，這正是貴族氣質的充分體現。春秋時期，三代--尤其是周禮之中--遺留的貴族風氣還很濃厚，宋襄公這麼做，其實並沒有人笑話他迂腐，反而暗暗挑大拇指，認為宋襄公敢於捨身匡扶正道。齊國的貴族們也是如此，他們一方面感覺理虧，一方面也不清楚聯軍的實力，於是他們殺掉了公子無虧和豎刁，趕走了易牙，迎回了公子昭。宋襄公平定齊國內亂的事算是做成了。 

平定齊國內亂之後，宋襄公認為自己具備了處理國際爭端的能力，下一步就是要會盟諸侯，稱霸天下，匡扶周室。於是他先是按照自己的原則插手了幾個小國的內政，隨後向齊、楚兩個大國和若干小國發出會盟的邀請。 

齊國實力強大，但剛剛受過宋襄公的恩惠，不好意思馬上翻臉，只好答應會盟。而楚國則根本沒把宋襄公放在眼裡，楚成王接到會盟邀請，輕蔑地譏笑宋襄公不自量力，然而楚成王聽從大臣的勸告，打算借會盟之機自己稱霸，於是也答應會盟。 

正式會盟之前，宋襄公先找齊、楚兩國國君單獨會盟，其間宋襄公處處以盟主自居，還自作主張，拿出一份盟約，要求齊、楚兩位國君簽字。齊楚兩國國君都很不高興，但是齊國礙于面子，楚國又另有打算，最後倒是都簽了字。 

到了會盟那一天，齊國國君乾脆沒來，只有楚國和其他幾個小國來了。宋襄公一心以為自己是當然的盟主，哪知道楚國忽然提出，要想出一個辦法，大家商定盟主。於是宋襄公要求各國以爵位論高低，決定盟主是誰，可是楚國根本不管那一套，埋伏的精兵殺出，竟將宋襄公捉走了。後來在齊國的調解之下，才將宋襄公放回。 

會盟的事情已經充分體現出宋襄公的迂腐，但是這種迂腐並不是毫無來由的，也是來源於宋襄公的貴族氣質。首先稱霸本身不是目的，匡扶周室才是宋襄公的根本目的。作為一名老式貴族，尊卑之分是最為重要的，輔佐天子安定天下，才是宋襄公的理想。而這也就充分解釋了為什麼宋襄公會提出按爵位高低決定誰是盟主，這一今人看來可笑至極的提議也是宋襄公的貴族觀念決定的。 

宋襄公被楚國放回去之後，咽不下這口氣，對付不了楚國，就先對付支持楚國的鄭國。一次趁鄭國國君去拜會楚王，宋襄公出兵伐鄭。楚國當然不能袖手旁觀，於是出兵攻宋。宋襄公率軍回國，宋楚兩國會戰于泓水。 

接下來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了：開戰前夜，公孫固勸宋襄公，說楚國的目的不過是要救鄭國，現在目的也達到了，沒理由非和咱打仗不可。咱們實力不如楚國，乾脆講和算了。宋襄公卻說，楚國雖然兵強馬壯，但卻缺乏仁義，他們的殘暴之眾，怎能和我們的仁義之師相比？說罷下令繡一面大旗，上書「仁義」二字，第二天要打著這面大旗迎戰楚國，要用仁義去抵擋楚國的刀槍。第二天雙方正式開戰，楚軍要渡河過來與宋軍交戰。此時公孫固再次獻計，說楚軍渡河時手忙腳亂，我們此時乘機殺過去，一定大獲全勝。宋襄公卻說，這樣做太陰險了，算什麼仁義之師？不聽勸告。楚軍渡河之後，又亂哄哄地列陣列了半天。公孫固說，他們列陣時沒有準備，正是我們進攻的好時機！宋襄公卻又以仁義之師不做這種事為名，拒絕了這個建議。結果，楚軍列陣完畢，衝殺過來，宋軍實力不濟，又沒把握戰機，一敗塗地。宋襄公大腿上還中了一箭，傷勢不輕，那面「仁義」的大旗也不知被丟到了哪裡。然而宋襄公並不後悔，戰後還說，仁義之師一定要以德服人，絕不乘人之危，君子不俘虜年老的敵人，也要善待俘虜。 

其實，宋襄公所說的仁義，在當時還是屬於主流價值觀。在軍事上的表現，就是戰爭要講究一定的形式，就像現在的法庭要遵守一定的程式一樣。如果違反了這種形式，也就違反了傳統的倫理道德，這是不能被接受的。宋襄公不攻擊渡河和列陣的楚軍，就是考慮到了這一點。因為他夢寐以求的是稱霸，他的霸主地位要得到周天子和各諸侯的認同，就不能違反這種禮儀規矩。其實，宋襄公的敵人楚軍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這種戰爭禮儀規矩在當時的普及。當著敵人的面渡河、列陣時自呈虛弱，如果遭受攻擊，將會是滅頂之災，難道楚軍不明白這一點嗎？肯定是明白的。為什麼明白還偏偏這麼做呢？只能說明楚軍心中相信，宋襄公絕不會在這個時候打過來。這當然不僅僅是出於對宋襄公個人視仁義重於生命的這種性格的判斷，恐怕更多的還是對當時整個社會對待戰爭的禮儀規矩的判斷。也就是說，做乘人之危的事，在當時的社會確實是難以想像的，公孫固給宋襄公出的主意，現在看來十分合理，可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就的的確確是餿主意。而這種禮儀規矩，說穿了仍然是貴族遺風。上古時候，參加戰爭不僅是一種義務，更是一種權利，因為只有「自己人」才有權利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氏族或者國家。所以對於貴族來說，參戰是一種榮譽。既然是榮譽的事，就不能搞得太下作，太卑劣，所以種種陰謀詭計自然是不屑為之，反而處處體現戰士的榮譽和尊嚴，這才有了種種的禮儀規矩。宋襄公正是按照這種規矩去看待泓水之戰，才會有最後戰敗的結果。 

總而言之，宋襄公的確是一個迂腐的人，但他的這種迂腐並不是那麼的可笑，反而顯得有些可敬。在一個道德淪喪的年代裡，宋襄公和孔子一樣，都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像不斷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又像拿著長矛挑戰風車的堂吉訶德，知其不可而為之，為了道德、榮譽和尊嚴，願意放棄世俗的成功，甚至自己的生命。這些即使不值得我們效仿，至少也值得我們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