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 - MON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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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

2010/10/25 09:51:26瀏覽1388｜回應0｜推薦18

    丘吉爾說：“民主不是一個好東西，但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比它更好的東西，所以我們不得不用它。”民主是把錘子，可以蓋房子，也可以拆房子；民主是個杯子，可以盛美酒，也可以盛毒藥；民主是把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殺人。用我們祖宗的話說：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2007年，北京發生了一起危房改造與民主結合的事情，引發很多討論。

    北京市酒仙橋地區有一批建於20世紀50年代的房子，已經成為危房。市政府早就確定要實行危房改造。不料，一件好事遇到了麻煩。大家對開發商的拆遷方案意見不一，於是舉辦了一個全體居民的投票。總共5473戶居民，2451票同意，1228票反對，32票無效，1762票棄權。顯然，同意接受拆遷方案的占多數。

    那麼，是否反對者也就必須接受這個方案呢？

    按照人們對於民主通常意義上的理解，既然是全體投票，依照民主的規則，就應該少數服從多數。那些不願接受拆遷方案的人無條件地接受大多數人的意見。否則，搞這個投票活動幹什麼？這個民主投票的方式似乎找到了對付“釘子戶”合法、有效的手段。但是，人們思來想去總覺得不對勁，如果這個拆遷方案對於一部分居民確實不盡合理，那麼，這種民主投票的方式豈不真的成為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民主？於是，很多專家、學者站出來說話了。

    部分專家、學者旗幟鮮明地反對“酒仙橋民主”。必須承認，他們並非是站在民主對立面的專制主義擁護者，而恰恰是“真民主”的忠實追隨者。因此，他們反對的理由是：開發商在酒仙橋搞的民主是一種假民主。這些專家和學者指出，真正的民主是有條件的，對於公民生命權和財產權這種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利，不適用於民主表決。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用投票來剝奪他人的生命，也不能用投票來剝奪他人的財產。這種解釋聽上去很有道理，但是，生命和財產是每個社會和個人最大最根本的問題，如果在這兩個根本問題上民主不適用，那麼民主究竟適用在哪里？是否可以說，在一個社會的根本問題上，不能采取民主表決的方式？

    事實上，民主社會里始終都在對生命和財產問題實行投票表決。羅馬競技場上觀眾的呼聲就可以決定角鬥士的生死。美國國會的投票決定了幾十萬伊拉克人的生死。廢除或保留死刑的法律，其實也是在用民主的方式決定著他人的生死。即便是用法律判決殺人犯的死刑，從民主制度上說，法律的形成也是民主的結果。雖然我們可以說，刑法的生死決定針對的是確定有罪的人，而酒仙橋反對拆遷方案的居民不屬於這個範疇。有些民主國家通過“安樂死”的法律，算不算用民主方式決定他人的生死？一個用民主程序通過的法律就可以向社會上的某一部分人征稅，是否應該算是在用投票的方式剝奪他人的財產？在我看來，反對的理由都站不住腳。

    更有甚者，同年6月12日《廣州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赫然寫道：“我想，即使不是 ‘多數人’，而只是‘少數人’的房屋是危房，都必須引起政府警惕，並對其實施改造。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顯然不能只講民主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應當追求生命與財產保護的‘多數服從少數’。”這個觀點更讓我驚訝，如果對於至高無上的生命權和財產權必須遵守“多數服從少數”的規則，如果這個少數是極少數，甚至只是一個人，那麼，這種論點不是在為民主張目嗎？

    我認為，用民主投票的方式解決拆遷方案，不是一個可取的辦法，但是，專家們站在擁護民主的立場上，反對這一民主方式的理由，實在讓人無法接受。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專家學者表現出對於民主的混亂意識和自相矛盾。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原因就是他們把民主當成了一種信仰，當成一種絕對正確的真理。為了維護民主信仰的純潔，為了捍衛這個真理的絕對正確，當產生不良結果時，他們就要為絕對真理的民主設很多附加條件，使這個信仰或真理能夠自圓其說。但是，一旦附加了條件，還是絕對真理嗎？

    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經說過：“民主是個不好的制度，但是，還沒有發現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們不得不用它。”我同情不願接受拆遷方案的北京酒仙橋的居民，他們的遭遇再次證明了丘吉爾的論斷，證明了民主對於他們是一個不好的制度，而這個不好的制度正在以絕對真理的架勢壓迫著他們。

    酒仙橋投票事件至少讓我們看到，民主不是萬能的；它還讓我們看到，民主與追求個人自由是有矛盾的。我不知道是否全體居民都同意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如果是，這一事件還讓我們看到，民主其實是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價值的－－民主如果對我有利，就是好的，民主如果對我不利，就是壞的。我想知道，那些本質上擁護民主，行動上又反對“酒仙橋民主”的專家、學者，如果他們自己是酒仙橋居民，會不會為自己的民主理想做出犧牲，接受開發商的拆遷方案？奇怪的是，保護酒仙橋不願接受拆遷方案居民的，是一些堅決擁護民主的人，但是他們擁護的方式卻是反對民主。

    事實上，民主制度並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蘇格拉底說：“雅典的民主是一種愚蠢的制度。”結果雅典人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了他死刑。柏拉圖“理想國”里的哲學王就是在抵禦民主制度。亞里士多德對於民主充滿了警覺和戒備。美國學者羅爾斯說：“公平是比民主更高的社會原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強烈反對民主制度，被稱為“反民主的自由主義者”。法國哲學家皮埃爾‧卡藍默說：“必須打破對民主的迷信，今天的民主都是破碎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丘吉爾對於民主制度的本質是看得比較清楚的。這段話有兩層含義：第一，民主制度並非完美的制度，它有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第二，一種制度總是在某一個社會形態中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來說，民主是在還沒有找到更好的制度之前的一種比較好的制度。由此可以理解，民主制度不是人類社會政治形態唯一正確的制度。

    美國哲學家理查德‧羅蒂說：“民主不是真理，民主與真理無關，民主只是特定的人們選擇的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按照理查德‧羅蒂的觀點，丘吉爾把民主說成是不好的，這種說法本身就錯了。民主無所謂好或不好，就像科學不能用好壞評價一樣。民主既非好東西，也非壞東西，民主和科學一樣，都是一種工具，關鍵在於如何使用它。民主掌握在壞蛋手里，將會造成更大的災難，而且，民主制度並不能保證避免被壞蛋掌握。

    對於北京酒仙橋的拆遷居民來說，關鍵問題不是要不要民主投票，而是如何使用民主這個工具。按照真正的民主，如果這個投票活動是大家都同意的，那麼投票結果就應該被每個人接受。如果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那麼這個投票就不該舉行，舉行了也是無效的。換句話說，如果大家都同意使用民主這個工具，那麼就應該接受這個工具的任何結果；如果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使用民主投票這個工具，那麼這個工具就不能以絕對真理的姿態強迫每個人。

    民主是把錘子，可以蓋房子，也可以拆房子。民主是個杯子，可以盛美酒，也可以盛毒藥。民主是把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殺人。民主是條繩子，可以釣魚，也可以上吊。民主就是一個工具，就看誰在使用它，如何使用它。壞人實行的民主也是民主，並不因為壞人在實行民主，壞人的民主就是假民主。好人實行的民主也不等於就是真民主。

    2007年，還有一件事也鬧得沸沸揚揚。貴州省一個貧困村的村民們為了防止村幹部亂花錢，搞了一個“五合章”，就是把一個圓章分成五瓣，由5個人分別保管。5個人同時審核，同時蓋章，村幹部所花費用才能報銷。發明“五合章”的這個國家級貧困村，上級機關每年給村組織撥5000元作為辦公費，加上少量的社會贈款，村政府再無其他收入。對於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貧困村來說，5000元算一個大數目，於是，被冠以監督、制衡、民主等誇獎，將“五合章”放到了崇高的祭壇。掌握1／5章的某位村民也像某些知識分子一樣耍了一個“文藝腔”，他說，要用好這個神聖的權力。話聽起來都很漂亮，但是，實際上能起什麼作用？能讓這個村子擺脫貧困嗎？能讓這個村子里的所有人感到快樂和幸福嗎？

    相關報道提供了一個細節。在支出的賬目中，有一筆40多元的錢，是招待縣委書記來考察時的飯費。從社會現實來說，縣委書記吃一頓飯只花了40多元，應該離民主比較遠。但按照貴州省的規定，村級政府一律取消招待費，禁止招待下鄉幹部。因此，縣委書記吃飯花掉的這40多元錢，村里是不該支出的，而應該由縣委書記付飯費。但是，“五合章”竟同意予以報銷。這個說明，民主決策會違背一個合理的制度。

    村幹部被監督的這5000元，名義上叫做辦公費，其實就是一些吃喝拉撒的日常費用，分管圖章的5位村民，其知識水平大致足夠應付監督或檢查的需要。試想日後村政府有一筆專項費用，是用來搞農產品技術開發，文化水平較低的村民，其知識結構根本不足以判斷每筆花費是否合理，這種“五合章”豈不流於形式？

“五合章”在什麼時候會有用呢？如果這個村的人均年收入下降到100元，5000元更顯巨大、更加令人眼饞羨慕的時候，這種方法將更加有效，說不定會變成“五十合章”呢。這個村子一共有80多位村民，那麼變成“八十合章”也是可能的，因為，那將體現徹底的民主。在我看來，這種原始的、庸俗的民主，是將民主神聖化、絕對化之後的濫用。

    這件事情，牽涉民主、民主，牽涉到權力的集中、監督、制衡等等宏大話題。換一個角度看，“五合章”的出現以及被贊揚，背後映射的其實是社會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感。人與人之間缺乏互信，公民與政府之間也缺乏互信。大家抱著高度懷疑的精神，設計出了這個辦法。關鍵就是，道德已經不起作用了。

    村子裏某個掌握1／5瓣章的人，就住在村委會辦公地點旁邊。村幹部的一舉一動，他都能看見。當然，前提是他沒什麼正事可幹，時間都用來監督。他坦白說，看到村幹部去買肉、買菜，他都會監視。等村幹部買完了，他會去打聽村幹部買了什麼，買了多少，按什麼價錢買的。他肩負起密探的責任，因為，他對村幹部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使他對自己的行為是否無聊已經失去了判斷，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煩，只為了驗證自己的不信任會不會應驗。只要這種不信任一直存在，我相信他就會一直這麼無聊下去。再退一步說，如果這種不信任得不到改變，是否還需要再找10個村民，監督5個掌握“五合章”的人，是否與村幹部串通一氣？如此惡性循環，哪裏才是盡頭？

    這樣的社會是可怕的。幼稚園式的民主，又將這種可怕披上了神聖的外衣。加劇不信任的單行線，不該成為社會的選擇。最後，我們還是要問一句：這樣的民主，能夠使整個貧困村變得富裕起來嗎？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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