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情懷、審美理想與歷史穿越

旅美臺灣作家王鼎鈞的回憶錄，《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在臺灣出版後，2013年伊始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成為大陸學界的一件大事。

王鼎鈞1925年出生于山東蘭陵的一個書香之家。17歲那年，離開家人，到大後方就讀流亡中學。經歷九死一生，1949年到臺灣，做過報紙副刊主編、廣播電視節目編審等，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1975年到1976年，勵志散文《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出版，風靡臺灣，王鼎鈞成為最受歡迎的暢銷書作家（“人生三書”在台累計發行50萬套，按照人口比例，相當於在大陸發行2800萬套）。可是，他沒有利用這一慣性繼續勵志文章創作，轉入經營藝術散文的“名山工程”。具有寓言性質的抒情散文集《情人眼》，以“有情之眼，看無情人生”，使王鼎鈞成為重量級作家。帶有自傳性質的散文集《碎琉璃》，使王鼎鈞躍升為無可爭議的散文大家。大陸讀者津津樂道的《紅頭繩兒》、《一方陽光》，就出自《碎琉璃》。在文學事業如日中天時，美國西東大學開設漢語課程，王鼎鈞應聘赴美編寫教材。1978年，走進美國大學校園，1992年退休。這期間，出版過包括“作文三書”、“中國人三書”在內的十多種著作。為王鼎鈞奠定大師地位的，是抒寫中國人生死流轉的《左心房漩渦》。這部被譽為“中國神曲”的散文，表現了中華兒女在遭遇人生酸楚中的堅韌，使現代語體化入古典之中，一掃白話文運動以來的文風。這時候，如果王鼎鈞就此封筆，也成為中國文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沒想到，更加恢宏的文學大幕，通過四部回憶錄拉開。

王鼎鈞的四部回憶錄，不僅是王鼎鈞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華民族的一筆精神財富。我這樣說，並不是出於對王鼎鈞回憶錄的偏愛，而是通過與上百部中外文學大家的回憶錄進行比較得出的結論。王鼎鈞的回憶錄，正面表現的是上世紀中段五十年的個人經歷，折射的卻是傳統蛻變、對日抗戰、三年內戰和臺灣歲月的歷史。由於命運的安排，那些個人所曆所思，連通著“正史”的中樞神經，“個別”的切片，蘊涵著民族精神走向的資訊。王鼎鈞以他超拔的宗教情懷，咀嚼個我親歷，思考家國與人類的未來，記下的是青銅般的史實，面對的是世道人心。王鼎鈞在寫作回憶錄之前，表達能力已入化境，用文字記錄頭腦中的構思，毫不折損。更重要的，此時的王鼎鈞，正置寫作盛年，以幾十年修煉出的審美理想，穿越歷史，在傳統與現代、文學與歷史、匡時濟世與終極關懷的交匯點上，用大手筆表現大時代。這樣厚重與美善的作品，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為數不多。

《昨天的雲》寫了作者故鄉的人文地理、家庭、幾位“良工式古不違時”的知識份子、家國的淪陷與自發抗戰。這些經歷，可能與其他世家子弟相差無幾。王鼎鈞經過幾十年思考，認識了現象深處的暗流，看到了千百年社會結構必將無奈改變的複雜力量，悟出了身處社會變局中具體人性對命運的影響。作者用輕鬆的語言揭示沉重的主題，用疏朗的形式表現蘊藉的情感，用洗練的佈局編織繁複的內容。抒情時讓讀者“看”到形象，描寫時讓讀者“感”到氣氛。寫世態人情，猶老吏斷獄，但不失寬厚，言大忠大奸，像情人之間的傾訴，卻妙語連珠。他以超然表達痛楚，以飄逸營造沉鬱，用顯微鏡觀察民俗，用望遠鏡掃瞄紛爭。是詩與思、文與史、戰爭與和平、世俗與宗教的變奏，是華美的文學織錦。

《怒目少年》寫流亡學生的精神世界，通過這扇有限的視窗，讀者能夠感受抗戰的全域。本來，作者能夠到日本人在臨沂開辦的中學讀書，可是，民族氣節深重的父親不願兒子“接受奴化教育”。通過一番精心安排，王鼎鈞穿越封鎖線，到後方就讀流亡中學。如果說《昨天的雲》時期，作者觀察世界還是“窗隙窺月”，《怒目少年》時期已進入“中庭步月”的境界。王鼎鈞穩住情緒，以客觀冷靜之筆，記述了國立二十二中師生的嘉言懿行。這所由山東將領李仙洲創辦于安徽阜陽的流亡中學，在日軍的進逼之下，被迫西遷至陝西漢陰，流亡學校的主持者、執教者和莘莘學子們，在淒苦中壯懷激烈，對抗著命運。《怒目少年》的作者，以移動的土地為看臺，以耶穌般的悲憫，觀察各色人等言行背後的精神世界，思考個人行為的深層原因，並把正反兩面都作為自己成長的警示。和平年代的讀者，手捧這樣一部著作，如果有悟性，會思考個人品質與一生命運的關係。這部回憶錄的具體舞臺是學校，舞臺上的作者，掃描著、思考著共時性的戰局和歷時性的傳統。以情義為底色，能動而忠實地記錄，並通過幾處精微的細節，暗示了國民黨慘敗的趨勢。

《關山奪路》以三年內戰為背景，表現驚天動地的歷史轉向，是四部回憶錄中最具史詩性的一部。三年內戰，釋放了中國人幾千年的智慧、宣洩了上百年的情緒。揭示內戰的作品，汗牛充棟，可視野只在180°內打轉。王鼎鈞的《關山奪路》，寫了過去未曾掃描的另外180°，且深入人性本身，讓我們從360°視角看到內戰的表裡。面對世人皆知的“歷史事件”，不同的史家有不同的說法，站在“是非”的角度解釋因果，很難得出客觀結論。進入“高臺玩月”境界而家國情懷更濃的王鼎鈞，一方面把戰爭雙方當成爭奪糖果的孫子，以憐愛之心視之，一方面又把此作為揭示社會走向的文化工程，以歷史哲學的魔杖揭開其中秘密，把歷史疑團轉化為歷史遺產。《關山奪路》既有宏觀戰局，也有人性拷問，既有龍爭虎鬥，也有親情友情。作者在九死一生中，憑良心前行，用智慧求生，靠蒼天安排生死，閱讀社會大書的同時，讀文學書，在絕望中培植希望。王鼎鈞通過一宗宗經歷、一個個場面，滴水見太陽，揭示了各個層面的秘密。

《文學江湖》以文學生涯為主線，剖析了臺灣社會的精神年輪。這部書內容太多，不容易概括，我只舉一節為例：王鼎鈞在賣文為生的日子裡，臺灣當局對他不能放心，經常派特務找他“交談”，甚至不時安排飯局，引他開口。王鼎鈞心想：“多年來一支筆在手，總希望哪一篇哪一段哪一句能影響當道，幫他們多積一粒沙那麼小的德，提醒他們，少造一粒沙那麼大的孽……現在有這麼一個明顯有效的管道，我很難抗拒它的誘惑。”於是將計就計，與特務共舞，利用飯局影響當局。他跟特務說，對於臺灣當局來說，民主似乎是一個可怕的名詞，推行民主，國民黨將因此失去政權。執政黨要盡力延長執政的時間，那是理所當然，但是，你可以先用民主制度維護政權，一旦行到水窮處，你就在民主制度中坐看雲起時，民主也可以使你取回政權。王鼎鈞說，專制並不能使你永遠擁有政權，想想歷代王朝“失國”，都與民主無關，結局如何悲慘！得國不易，失國更難，他特別強調說：民主制度最大的用處，就是解決如何“失國”的難題。王鼎鈞讓特務跟蔣經國捎話：有人說國民黨的還政於民是假的，在中山先生心中，它應該是真的。蔣介石一直在這條路上走，他死在路上，誰能斷言是真是假？歷史發展到這一步，全看經國先生怎麼做，如果他建立民主體制，國父的理想終於實現，蔣公的人格渾然完整，經國先生的歷史地位也巍然確立。王鼎鈞的這些話，通過特務傳過去，改變了蔣經國的思路。在身心上經受當局傷害的王鼎鈞，本來可以看著蔣經國沿著特務政治的歧路走下去，可是他沒有站在當下看當下，而是站在未來為當局謀劃前程，超越恩怨，用言談使蔣經國覺醒。

如此豐富的內容、深刻的內涵，已經超出了個人回憶錄的邊界。王鼎鈞寫作回憶錄的過程，是傾情追求真善美的過程，也是“為情義立傳”的過程。

在求真上，王鼎鈞是嚴謹的歷史學家。他生於1925年，1949年離開大陸。這二十多年，國家經歷了兩次曠古未有的戰爭，社會結構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轉型。記錄這種歷史時段的個人經歷，每一個細節幾乎都與驚天動地的事件連通。避開背景，僅有個人經歷，既不可能，也減損了價值。可是，作者當時的見聞，不可能是全息的，何況，有些事件的真相和因果關係，是幾十年之後才顯影的。身在美國紐約的王鼎鈞，從1990年開始，先後給大陸親友通信幾千封，用拉網式方法，打撈故鄉的人事風物、國立二十二中師生下落、國內對遼沈戰役梳理評價的資料。據臺灣爾雅出版社王鼎鈞《度有涯日記》記載，到1996年7月底，作者已經為撰寫回憶錄購買了500多本參考書。有些並不重要的資料，比如1947年由東北書局出版的《東北蔣管區真相》，也要托人複印。可以說，回憶錄中涉及到的人物與事件，每一處都有充足的證據。今後，編修這一階段的國史，不僅要汲取王鼎鈞的思想，還要引述經他梳理概括的史實。

王鼎鈞在求善上，超過了求真。有些歷史真相，今天是沒有辦法知曉的，王鼎鈞只能遺憾地躲過。而在記錄善言善舉、體現善心善意上，王鼎鈞傾注了全部情感。在《怒目少年》的代序《與生命對話》裡，作者提出一個問題：人為什麼會寫作？他回答說有以下效用：

謀利益（經商）賺了錢

出惡氣（快意）報了怨

結世緣（交友）得了名

廣信念（傳心）載了道

盡善美（入聖）登了峰

參化育（法天）成了神

王鼎鈞認為，“排列起來似乎有等級，越往後境界越高，到‘盡善美、參化育’幾乎高不可攀。儘管如此，它們仍然存而不廢，做天下後世追求的目標。”我認為，這其實是王鼎鈞對自己的期許。打開王鼎鈞的回憶錄及其所有作品，隨時都能看到作家始終如一在履行揚善的使命。他筆下一個個可做楷模的人物形象，營造出罪惡增殖途中人生的聖殿。當然，揚善並沒隱惡，《關山奪路》中《我所看到的日僑日俘》，就記錄了令一個民族無地自容的惡行。這種毫不留情的文字，對所有讀者都是警示，表現的是惡，導向的是善。

對美的追求，伴隨王鼎鈞的整個文學生涯。讀王鼎鈞的作品，撲面而來的語言美、渾然天成的結構美、立體靈動的形象美，觸目皆是。限於貴報的版面，我不能成段引述王鼎鈞作品，只想通過您提醒讀者：王鼎鈞在著手寫作回憶錄之前，至少出版了八本專門探討寫作功夫的著作。其中，《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文學種籽》，既是初學寫作者的教科書，也是許多文學大家沒有思考過的戰略戰術。還有他在紐約對《古文觀止》的講解（講稿稍後即在兩岸出版），讓我們知道王鼎鈞在構思和落筆時，怎樣置身中國傳統、借鑒西方現代主義的十八般武器。《關山奪路》出版之後，有人在紐約組織了新書發佈會，王鼎鈞的演講有這麼一段話：“五十年代臺灣的反共文學，文革結束後大陸的傷痕文學，都太執著個人的生活經驗，都不很精采。可敬可愛的同行們，請聽我一句話：讀者不是我們訴苦伸冤的物件，讀者不能為了我們做七俠五義，讀者不來替我們承受壓力。拿讀者當垃圾桶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出氣筒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啦啦隊的時代過去了，拿讀者當弱勢群體任意擺佈的時代也過去了！讀者不能只聽見喊叫，他要聽見唱歌。讀者不能只看見血淚，他要看到血淚化成的明珠，至少他要看到用血染成的杜鵑花。心胸大的人看見明珠，可以把程式反過來倒推回去，發現你的血淚，心胸小的人你就讓他賞心悅目自得其樂。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寫，現在才寫出來，所以我自己說：為了雕這塊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以這樣的態度、有這樣的精力、心力、體力寫“為情義立傳、為天地立心”的回憶錄，其內涵可想而知。

王鼎鈞的四卷本回憶錄，是五四以來文史哲有機結合的最高峰。我這樣說，也許一般讀者不能夠認同。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一個旅行家告訴他的朋友，喜馬拉雅山全世界最高，那位朋友不信，說這座山沒有我家門口的高！旅行家爭論不過他，就把他領上喜馬拉雅山。那人說，儘管這座山比我見到的山高多了，可它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山，比喜馬拉雅山還高的山多著呢！旅行家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與這位朋友把全世界的山丈量一遍。我是以閱讀安身立命的人，讀吉林大學研期間，除了規定學業，全部業餘時間都用來閱讀。獲得碩士學位之後，找了個清淨的地方埋頭讀了八年書。來到高校教書和做研究十年，有一半時間用來讀書。我是有選擇地讀了上百部中外大家的回憶錄之後，經過比較，才對王鼎鈞的回憶錄做出這樣評價的。

王鼎鈞回憶錄在大陸出版，是一個蘊涵三重意義的事件：第一，體現出我們的文化自信。王鼎鈞的回憶錄，涉及到對國共兩黨的評價，他沒有站在黨派立場上說話而是對歷史負責，從長遠來講能夠滋養民族精神，卻不能為眼下的宣傳加分。這樣的著作能在大陸出版，意味著我黨有了包容不同聲音的底氣，也體現了文化自信。第二，為大陸讀者見識臺灣文學“崛起的山梁”提供了便利。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引入許多臺灣文學作品，其中不乏優秀之作，但真正的大品沒有過來。王鼎鈞的回憶錄，只有少數資訊靈通的讀者提供網購從對岸獲得。內地出版之後，對普通讀者、專業研究人員，都是喜訊。第三，普通讀者的自發性評論，能夠對研究者構成“倒逼效應”，讓他們留意王鼎鈞這位大家。而遠期的影響，則是改變多年來形成的粗糲、直白語風，回歸中華民族儒雅、凝重的語言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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