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1895-1976）是二十世紀負國際重望的中國作家和自由主義者，晚年終老埋骨於蔣介石（1887-1975）治下的台灣。引用一句1947年儲安平說的話，「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在「有無」與「多少」之間，自由主義者選擇了蔣介石，這毋寧是極近情理的事。雖然，民主自由在蔣的手上，也少得可憐，但比起毛的「絕無」，這少得可憐的一點自由，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唯一的寄望！

在五四這一代的知識分子中，林語堂是比較特殊的。他代表的是知識分子在憂國憂民之外，也可以有幽默閒適的個人空間。他的幽默小品自二十世紀三○年代以來即受一般大眾的歡迎。1936年之後，林語堂在海外生活了三十年，並成了海外最知名的中國作家，他選擇回台終老，對蔣介石來說，自然是最直接有力的支持。

林語堂筆下的蔣介石

1940年，林語堂初見蔣於重慶，此時，林已是國際知名的作家。在《吾國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和《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出版之後，林在海外的聲望，幾乎等同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並已在美國發表了不少支援中國抗戰的文字。至於對蔣個人的評論，林已視蔣為中國最高之領袖。林、蔣的關係一直維持到1975年蔣介石逝世。

蔣介石曾多次出現在林語堂的著作中，是林最關注的近代中國的政治領袖。他早年對蔣的評論帶著一定的揶揄和調侃，1932年發表在《論語》第二期上的〈蔣介石亦論語派中人〉這則短評，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林覺得蔣說話平實，不高談主義， 平日也還看些王陽明、曾國藩的書，並指出蔣「若再多看看《資治通鑑》、《定盦文集》、《小倉山房尺牘》、《論語半月刊》，我們認為很有希望的。」行文之間，帶著居高臨下指導性的口氣。在同一期《論語》中，還有一則署名「語」的隨感〈一國三公〉，也是林語堂的手筆，對蔣介石、汪精衛、胡展堂三人有扼要的評述，他認為：蔣的所長是「善手段」、「機斷」、「會打機關槍」；而其所短則是「讀書太少」。這一時期，蔣在林的眼中無非只是一個讀書不多，而又擅耍手段的「行伍」，談不上有太多敬意，但也沒有什麼惡感。

蔣介石在林語堂的筆下，隨著國內形勢的更迭，和蔣氏權力的確立而有所改變。1935年版的《吾國吾民》，在〈結語〉（Epilogue）一章中，對中國之現況和前景都是相當悲觀的，對山東軍閥韓復榘能集省長、縣長、法官、陪審於一身的作法則表示欣賞，因為他至少給治下的老百姓一個生活的秩序，而這點起碼的秩序，對當時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寧為太平犬，莫作離亂人」這句老話，道盡了中國百姓的辛酸。在「領袖人物的追尋」一節中，林語堂提出了「中國好人究竟在哪兒？究竟有幾個？」的問題。他把中國描繪成：「一個有四億生靈的國家淪為像一群沒有牧者的羊，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此時（1935），他顯然沒把蔣介石視為四億人口的「牧者」；而他心目中中國的「救星」（Savior）是一個「大司殺者」（The Great Executioner），他寫道：「大司殺者懸正義之旗於城樓，過往行人都必須向正義之旗俯首。並告示全城，有敢違抗法律，拒不向正義之旗俯首者，斬。」當然，林語堂的筆觸是帶著激憤的，在他看來，一個被面子（face）、命運（fate）和人情 （favor）統治了幾千年的民族，只有「斬」之一字，可以稍殺貪污腐敗。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難看出，林語堂此時所期盼的無非是一個「開明的獨裁者」。他對中國現況的改變，幾乎全仰仗在一個領袖的身上。

林語堂在1939年版的《吾國吾民》的短序中指出，1934年是近代中國最黑暗的時刻，日本侵略的威脅，加上領袖人才的缺乏，中國正在走向破敗和滅亡。但1936年的西安事變，使他由悲觀轉向樂觀，他認為國共的合作是中國轉機的開始，也是中國走向團結和復興的起點。1939年版的《吾國吾民》，刪掉了1935年版的〈結語〉，而代之以〈中日戰爭之我見〉（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一文。此文對抗戰有許多過分樂觀的估計，並視蔣介石為中國復興最關鍵的人物。他說：「中國最有希望的一點是有一位領袖，他有常人所不及的冷靜和頑強，他深知這場戰爭就如一場二十回合的拳擊比賽，勝負取決於最後一擊。」

他極力為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辯護，把1932-1935這四年時間，看作厚積抗戰實力的準備時期。蔣在他筆下是一個「雖全國人之以為非，無礙我之以為獨是」，並敢於抗拒群眾壓力的領袖人物。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是對蔣最高的評價。並指出「蔣比吳佩孚、袁世凱更現代，做到了吳、袁兩人做不到的在軍事上統一中國。」蔣在林的筆下是「意志堅定、掌控全局、頭腦清楚、富於遠見、果斷、頑強、冷靜、殘酷、工算計、聰明、具野心，並真正愛國」的一個領袖。

林語堂在〈中日戰爭之我見〉中，最大的錯估是真以為西安事變是國共聯合抗戰的開始，並進一步鞏固了蔣氏的領導。他甚至認為，共產黨的崛起是中國民主的基石。這些看法，在1946年出版的《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 中，都已全面改觀了。

在國難外患空前嚴重的三○年代，許多人都憧憬著一個「超人」來解決所有的問題。加上德國和義大利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獨裁的領導下，快速崛起。許多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如丁文江、錢端升、蔣廷黻、吳景超等，此時對民主制度的信心，也不免發生動搖，而轉向支援獨裁。林語堂雖未參加這次民主與獨裁的辯論，但他顯然是較同情於主張獨裁的。

林語堂在《枕戈待旦》一書中，特別提到，除了1927年的清黨，蔣介石不殺與他共同革命起家的功臣，這不但不同於中國歷代的帝王，也不同於蘇聯或德國式的大規模誅殺異己。蔣介石處置異己的方式往往是軟禁一段時間之後，予以釋放。胡漢民和陳銘樞就是兩個好例子。至於收編其他軍閥如馮玉祥、閻錫山、白崇禧、李宗仁、唐生智、蔡廷鍇等，這在林語堂看來，應當歸功於蔣所特有的容忍與對時機的掌握。當然，能讓這許多割據一方的軍閥在短時期之內「歸順」，蔣在人格上一定也有相當的感召力量。

林語堂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六次見蔣。蔣在林的筆下是一個近乎斯巴達苦行主義（Spartan asceticism）的自律者：無論冬夏，每天五點或五點半起床，起床後，早課或沉思一小時，簡單的早餐後，八點開始批閱公文，十一時和僚屬開會。他大概在十二點半或一點進午飯，飯間和來自各省的訪客交談。餐後休息，閱讀或練習書法。林特別指出，蔣的書法「四平八穩，一絲不苟」可謂「字如其人」。下午五時，再接見訪客，有時也與訪客共進晚餐。每晚十點，準時就寢。林語堂在相當長的一段文字中，特別強調蔣的準時、愛整潔和吃苦耐勞。並追憶1934年夏天，在牯嶺軍官培訓班上，蔣在烈日下，站著連續講演兩小時。有一回，汪精衛也在這樣的一次演講中，覺得苦不堪言。

October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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