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對蔣介石少數的批評之一是他好親細事，他建議蔣學老子的無為，他用英文說：「The best rider should hold his reins as if he didn’t.」 我且用「老子體」，把這句話翻譯成「善馭者若不執轡」。換句話說，一個真正善騎的人，並不總把韁繩死死地握在手中。看似放手讓馬驅馳，而坐騎又全在其掌握之中。林指出蔣需要幾個得力的助手，給予信任，委以全權。這樣他才能真正成為一國之領袖。林語堂的這點觀察和胡適1935年在〈政制改革的大路〉中所說，如出一轍：

蔣介石先生的最大缺點在於他不能把自己的許可權明白規定，在於他愛干涉到他的職權以外的事。軍事之外，內政、外交、財政、教育、實業、交通、菸禁、衛生，中央和各省的。都往往有他個人積極干預的痕跡。其實這不是獨裁，只是打雜；這不是總攬萬機，只是侵官。打雜是事實上絕不會做得好的，因為天下沒有萬知萬能的人，所以也沒有一個能兼百官之事。侵官之害能使主管官吏不能負責做事。

林語堂論蔣介石的幾段文字收在他的戰時遊記《枕戈待旦》之中，書是用英文寫的，在海外出版，口氣接近記者的報導，褒遠多於貶。而胡適的文章發表在《獨立評論》，這是抗戰前夕反映輿論最主要的刊物之一。文章的口氣嚴肅而認真。

林對蔣的進言

2013年，台北陽明山林語堂 故居整理出了一批林語堂的書信。其中有幾件是寫給蔣介石和宋美齡的，這幾封信為我們進一步瞭解林、蔣關係提供了新材料。1944年4月24日，林語堂在一封致蔣的長信中，痛陳中共在海外宣傳成功之原因，及國民黨在這方面進退維谷的困境，從中很可以看出一個自由主義者如何為當時重慶的中央政府抱屈，林語堂的分析也可以為「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加一來自海外的注腳：

美國輿論失其平衡，袒護叛黨，以共產為民主，以中央為反動，荒謬絕倫，可笑亦復可泣……且自去年，中國稍有美國援助軍火之希望，中共誠恐中央勢強，迫彼屈服。故處心積慮，盡逞離間，使華府與陪都日愈冷淡。冀引國外勢力，自挽危機。成則可以分沾利益，敗亦可稍限中央實力。是故定其方策，爭取「民主」二字招牌，同時加中央以法西斯帝罪名，此其宣傳大綱也。

這時林語堂對中共的看法，已大不同於1939年寫〈中日戰爭之我見〉時的心境了，他已清楚地看出：共產黨已成國民黨之心腹大患。在給蔣的信中，他接著指出，中央在宣傳上的困境：

中央雅不欲宣傳共黨違背宣言，割據地盤，破壞抗戰事實；共黨卻極力宣傳中央封鎖邊區。中央不肯宣布共黨拘捕國民黨；共黨極力宣傳國民黨拘捕「前進」「愛自由」青年。故共黨趁機主攻，中央連自辯無由自辯。中央以家醜不可外揚，不欲宣布邊區政府之假民主行專制，及其思想統治，禁止自由。中共愈得機自冒民主招牌，故中央始終無法自辯。今日軍事上及思想上，確有國共衝突，故有防共事實，若不宣布共黨陰謀，則不能宣布何以防共之苦衷，不能宣布防共之苦衷，則無法聲辯防共之事實，故對於此點，須稍改方針。

林語堂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央對外極力粉飾全國團結，一致抗戰，以博取同情和外援。對共產黨借抗戰之名，行坐大之實的陰謀，成了有苦難言、百口莫辯的局面。而共產黨則利用這一局面，完全以被壓迫者的姿態出現在宣傳上，以博取美國左翼人士的同情與支持。因此，他建議鼓勵外國記者視察陝北，並作較長時間勾留，「免致為所愚」。這封信寫得非常懇切，他指出國共之爭，國民黨是敗在宣傳上，這是很有見地的。

胡適是1938-1942中華民國官方駐美大使，而林語堂則是民間大使。當時正是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期，能有這樣兩位身負國際重望的學者仗義執言，對爭取到海外之同情與援助是功不可沒的。他們兩人對蔣都有相當的敬意，並願意就其所知，向蔣進言。

林語堂給宋美齡的信都是以英文寫的，有的比給蔣的信更有實質的內容，顯然，林知道，寫信給宋可能是影響蔣更直接的途徑。

1941年4月24日，林有信給宋美齡，談到宋出訪美國的計畫和安排，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您知道美國是個由女人統治的國家，她們對一個知名女子而能達到男人最高的成就，有著近乎瘋狂的『崇拜』。」（You know America is ruled by women who are crazy about a woman celebrity who has achieved things on a par with the best of men.）這幾句話也許帶著林語堂特有的幽默，不宜深究。但1920年美國總統大選，全國女子才有選舉權。說1941年的美國是「一個由女人統治的國家」，未免誇大失實。至於訪問美國的安排，林的建議是「當然，邀請必須來自白宮，而整個行程的安排需是皇家或半皇家的規格，就如伊麗莎白女皇訪美。」這樣的口氣當然能迎合宋美齡好講排場的習氣。

宋美齡這次訪美，可以說是備極風光。不但受到羅斯福總統的款待，並在國會發表演說。1943年3月1日的《時代》（Time）周刊，紐約的美國中國協會（The China Society of America）7月號的《中國》雜誌（China）都以宋美齡為封面人物，配以多幅照片，報導這次訪問。

1945年11月26日，在一封林語堂寫給宋美齡報告近況的信中，有如下一段，很可以體現當時林語堂和蔣介石交往的心境：

長久以來，我一直想請您（宋美齡）幫我一個忙，就是向委員長求幾個字。如您所知，在我們國家和政府遭到親共宣傳誣衊的時候，我曾為我們國家和政府仗義執言，我自己也遭到了他們的譭謗。您看到Randall Gould 的評論〈解剖林語堂〉了嗎？就是因為我現在還支持重慶，並不稱揚共產黨的武裝叛變。結論是我的每一個道德細胞都已敗壞。這些我都不在乎，我是以一個老百姓的身分來說這些話的，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動機，或想求得一官半職。我所要的只是委員長「文章報國」四個字，有了這四個字，我死而無憾。這也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無論我身在何處，這四個字都將高懸在我家裡。這個請求可能有些不自量力，可是您知道我將如何珍視這四個字。此事不急，只要我能盼著有這麼一天。這將是對我戰時工作的肯定。只要是委員長的手筆，字的大小無所謂。

寫這封信的時候，抗戰已經勝利。戰時，林語堂在美國確實為中國寫了不少文章，《吾國吾民》和《生活的藝術》兩本暢銷書影響尤其大，他對中國文化的介紹和闡釋，容或有見仁見智的不同，但中國文化在林的筆下，絕非好勇鬥狠、黷武好戰，而是懂得生活情趣，閒適幽默兼而有之的。這樣的取向，是能引起美國人對中國的好奇和同情的。換言之，他在給宋美齡的信中，提到戰時自己的貢獻，並無不當，但看了這樣一封信，還是不免讓人有「邀功討賞」之嫌，因而失去了一個平等的地位。這和他在1932年發表〈蔣介石亦論語派中人〉時居高臨下的態度，恰成有趣的對比。（中）

October 11, 2015

http://www.worldjournal.com/3467844/article-%e6%9e%97%e8%aa%9e%e5%a0%82%e8%88%87%e8%94%a3%e4%bb%8b%e7%9f%b3%ef%bc%88%e4%b8%ad%ef%bc%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