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歲月

1936年，林語堂舉家遷美，往後三十年，除偶爾回國短期訪問，基本上是在海外度過。1966年，林語堂七十一歲，決定回台定居。此後十年，直到他逝世，在台灣度過了，相對說來，比較安定的晚年歲月。這十年，在林語堂一生中，自成段落。

年過七十的林語堂，中英文著作等身，在海內外享有盛名，回台之後受到各界熱烈歡迎，蔣介石為他在台北近郊，風景秀麗的陽明山麓，建了一所宜閒居遠眺的樓房。1967年9月15日，新居落成之後，林語堂給蔣介石寫了謝函。對蔣感激備至：「語堂回國定居，備承眷顧，兼賜居宅，以為終老之所，不勝惶愧感激之至。」這話不全是客套，林語堂在去國三十年，歷遍歐美各國之後，很想稍停行腳，找一息肩之所。台灣雖非故鄉，但與福建漳州，一水之隔，閩南話更是處處可聞，林語堂頗有老年回鄉之感，消解了不少鄉愁。

1966年4月5日，他在香港看女兒林太乙的時候，曾向香港移民局（Director of Immigration）局長W. E. Collard，寫過一封信，徵詢申請永久居留（permanent residence）的可能。台灣緊鄰香港，兼有政府的禮遇和女兒的照顧，是「終老之所」最理想的選擇。

七十歲以後的林語堂進入了自己所常提到的「秋天的況味」，1973年，他寫《八十自敍》，又引用了自己1935年在《吾國吾民》的〈結語〉中所說的「早秋精神」（the spirit of early autumn），但我們細看他生命最後的幾年，不得不說，他多少已有了一些晚秋的蕭瑟，而不再是早秋的繽紛了。

回台之後，他恢復了中斷多年的中文寫作，台灣中央社「無所不談」專欄的定期發表，和各大中文報刊的爭相轉載，多少帶給了他三○年代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當年盛況的一些回味。

從他這一時期發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早年深感興趣的語言文字問題，此時依舊是他的主要關懷之一；對二十世紀六、七○年代的台灣社會和生活，有他敏銳風趣的觀察和體會。他的批評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台灣的教育制度和語文現象上。對他當年的舊友像蔡元培、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歷史人物也有追憶的文字。林語堂晚年有意做些學術研究，寫一些考據述學的文字，1958年發表在《中央 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的〈平心論高鶚〉，就是這一時期的力作。回台以後發表的文字當中，也有一些是當年《吾國吾民》和《生活的藝術》章節的改寫、修訂、翻譯或重刊。1972年。林語堂主編的香港中文大學《當代漢英詞典》的出版，則是他長期以來關懷中國語文改革的具體成績。

在政治上，台灣時期的林語堂比起早年，顯得更謹慎小心，《語絲》、《論語》時代，他對自由、人權，這些議題是很關切的，如1926年3月29日發表在《語絲》周刊72期上的〈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1933年3月16日發表在《論語》第13期上的〈談言論自由〉，1936年1月1日，發表在《宇宙風》第8期上的〈關於北平學生一二九運動〉，這些文字對當時政府的殘暴腐敗都有極嚴厲憤激的批評。1936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的《中國新聞輿論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則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爭取言論自由與當道鬥爭所作歷史的研究。這段時期，他也曾是「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成員之一， 晚年在回憶蔡元培的文字中對這段經歷，有一定的追悔，發現「蒙在鼓裡，給人家利用」，此處所謂「人家」主要是宋慶齡和「共產小姐」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

1949年之後，反共是林語堂和蔣介石兩人能走在一起最主要的原因。蔣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幟進行反共，但「反共」絕不等同於「民主自由」。林語堂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1966年移居台北之後，幾乎絕口不提民主自由，所以可以和蔣維持一個相對和諧的關係。

到了台灣之後，林語堂雖然發表了為數可觀的文字，但在打開言路這一點上，是談不上有什麼貢獻的。六、七○年代的台灣，反共是「國策」，而談民主、自由、人權則是犯忌諱的。共產黨的倒行逆施，到了文革十年，可以說達到了巔峰，1949年之後，無數次的政治運動，繼之以三年的人為災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做人最起碼的尊嚴，救死尚且不遑，還談什麼民主自由！此時台灣、大陸兩相比較，台灣毋寧成了人間福地，即使自由主義者如林語堂，也不忍再以民主自由來苛責蔣介石了。

1967年，林語堂回台第二年，蔣介石有意請他出任考試院副院長。在林語堂 故居整理出來的書信中，存有一封1967年12月22日他親筆懇辭的信稿，此稿雖未呈上，但很可以看出當時林、蔣之間的關係：

總統蔣公鈞鑒：語堂才疏學淺，不足以匡輔時世，唯好學不倦，日補不足。回國以來，專寫中文，與國內讀者相見，以補前愆而符我

公文化復興之至意。誠以國內學界，或專重考據，而忽略文化之大本大經；或抱殘守缺，與時代脫節。青年學子徬徨歧途，茫無所歸。是以著書立論，思以救正其失，由中央社分發全世界華文日報，讀者當有三、四十萬。不無少補。仰我

公為天地存心，為生民立命，凡有設施皆堂私心最景慕之處。或有差遣，豈敢方命。第思在野則回應之才較大，一旦居職，反失效力。況時機亟變，反攻不遠，或有再向西人饒舌之時。用敢披肝瀝膽，陳述愚誠，仰祈明察至忠誠之志，始終不渝，專誠肅達，不勝惶悚屏營之至。

民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林語堂敬上

考試院副院長在當時台灣，幾乎是個閒缺，蔣介石邀林語堂出任，或許只是出於禮貌性的邀請。在這封短信中，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林語堂自視之高。他真以為自己在報刊上所寫的那些短文小品能移風易俗、改變學風。這一方面或許可以說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但另一方面，卻也不免是老邁的表現，似乎少了一些自知之明。

1966年，蔣介石八十歲生日，林語堂發表〈總統華誕與友人書〉，對蔣介石推崇備至，甚至以「睿智天縱」歌頌蔣。在賀詩中則有「北斗居其所，高山景行止」的詩句。這和錢穆的〈蔣先生七十壽言〉中「論蔣先生之所遇，實開中國歷史元首偉人曠古未有之一格；而蔣先生之堅毅剛決，百折不回之精神，誠亦中國曠古偉人之所少匹也。」這些都是同一類歌功頌德的應景文字，絕非林語堂當年提倡的「性靈文學」。我相信耄耋的蔣介石看了這樣的祝壽文，多少覺得自己真是「民族的救星」了。林語堂和錢穆在學術上代表兩個截然不同的取向，林開放西化，提倡幽默閒適；而錢則較偏向保守傳統，但有趣的是在對蔣的態度上，卻都多少帶著臣子對帝王的遣詞用字。

如錢穆在〈蔣公八秩華誕祝壽文〉中有「如公者，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一國之興亡繫乎一人之身，正是民主制度中不該有的現象，絕不是一件值得歌頌的事。

據林太乙在《林語堂傳》上說：「1975年4月，總統蔣公崩逝，父親聽了消息後跌倒在地上。起來之後，許久沒有言語。」這段話，應是實錄。一位八十歲的老人聽到另一位八十八歲老人的死耗，竟至跌倒在地，久久不能言語。八十八歲的老人辭世，對一般人而言，應是意料中事，而林語堂的反應竟如此強烈。或許他真有「國之安危繫乎蔣氏一身」之感。林語堂晚年對蔣氏的態度，我想和他的宗教信仰或不無關係。他從小會用真實世界的情況來解釋宗教上的一些儀式。他幼時不解為何在吃飯之前需先禱告，但他隨即以「人民在太平盛世感謝皇帝聖恩來做比方」，於是他的「宗教問題也便解決了」。這種「感恩」、「謝恩」的心理，在宗教層面和真實世界之間，互為影響，這一點在林語堂晚年對蔣的態度上是時有表露的。

（下）

October 1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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