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哥哥孝嚴，出生在廣西桂林。不久被帶回江西南昌的外婆家，乃至三十八年遷到臺灣定居新竹，皆由外婆及舅舅一手撫養。

由於母親去世時我們才幾個月大，可說完全沒有記憶，然根據外婆描述，母親的字寫得很好，人也長得娟秀，做事果斷、能力強，同時對外婆十分孝順；我自己後來再得到一些資料及當年的照片，也了解母親唸完高中便加入救國行列。接受青年團的訓練時作風悉如男兒，個性明快果決，一點也不保守拘泥。在當時，可算是滿有新觀念的時代女性。

外公家境非常好。憑著我來台前，一個五、六歲孩子的印象，南昌的老家是一幢非常大的宅子，氣派的正門上有兩個銅環扣，門口一對石獅子，偌大的天井接連二層的樓房，規模宏偉。外公是典型讀書人，成天就是吟詩作對、讀書寫字。他年輕時參加前清科舉，曾連得鄉試、縣試、省市的第一名，當地人稱「小三元」，未及參加全國的會試，科舉已停，以其學養之深厚，可以想見若一直往上考，也必是鰲頭獨占。外婆則是個慈祥的女子，個性很堅毅，對我們惜疼之中，自有其執著的原則。時局翻瀾，大人們討論東渡的問題，外祖父因為捨不下龐大的家產以及孩子們，不肯離開，外祖母則和舅舅最後決定帶著孝嚴和我避難來台。

外婆隨身雖帶了些現款和首飾，但因為考慮到短期內就要回去，數目並不多，足夠一段時間的需用。沒多久，我們的生活就捉襟見肘了，從當時整個社會來說，幾乎大家的物質條件都同樣差，吃、穿、住、用大同小異，並不是我們一家特別，在這種環境下長大，我也並不覺得苦。

? ●為了維持家計，舅舅自己做包子饅頭到市場擺攤叫賣，我也陪著去，穿的鞋子也是外婆親手做的

舅舅為了掙錢，自己做包子、饅頭在市場擺個攤子，吆喝著做起生意來。陸續還賣過鋼筆、襪子，還有塑膠皮帶等零星物件，我也陪著去，長久閱歷下來，心裡很明白，不這樣辛苦賣力，我們的生活就沒有著落。

家貧，買不起鞋，外婆親自縫鞋面衲鞋底為我們做布鞋。不過我們平常上課多半打赤腳，同學也都這樣嘛！沒什麼可以抱怨，而且不穿鞋，跑得滿快的，小孩子愛玩，地再燙或再冰都不以為意。甚至偶爾碰到正式些的場合不得不穿鞋，反而有些不自在。

衣服，尋常就是一套卡其布的制服。文具用品也總是省著用，偶爾添枝新的鉛筆就歡欣不已，鋼筆，那是很奢侈的夢了。當時最羨慕的就是環境較好的同學有單車可騎，既好玩又神氣，每每總想跟他們借，騎來過過癮。

我們的房子十分簡陋，甚至沒有一間浴室。當時舅舅因為賣肥皂，堆了一些空的木箱子，靈機一動便拿來在廚房一角隔個小間，勉強算做「浴室」。水壺燒點熱水對冷水，倒在木盆裡，後來換成厚的鋁製盆，用非肥皂洗澡，那便是當時生活的最佳寫照。

有時候我們窮得連米錢也付不出，欠了幾次之後，米店再也不肯讓我們賒帳了。這時只好改用便宜的麵粉，由舅舅自己做饅頭或加點青菜煮麵疙瘩。十分困難的時候，連麵粉也買不起了，那就只好吃帶殼的煮花生。往往我們放學回家，見舅舅在揉麵，知道要吃饅頭了。見報紙包的一大包在桌上，便知道是吃花生的日子，一顆一顆把殼剝開，總得吃個幾餐。這種生活上的經歷，對我個人來說，我很慶幸受過這種磨鍊，讓我早早就能體會人生真實的一面，了解生命本身就是段艱苦的奮鬥過程。

小時候我們房裡兩張竹床，小的一張外婆睡，大的一張就是我跟孝嚴擠，從小這麼推來推去，擠來擠去，到高中都沒分開過，如今想起那些事，也仍覺得滿值得回憶了。

小學在新竹唸東門國小，因為同學泰半是本省人，一說話便是台語，鍛鍊得十分流利。升上初中時，因為有一對很熟的呂華先姑姑在中壢擔任數學老師，建議我們兄弟倆到她那兒去，以便就近照顧，把數學底子打好，就這樣，我們中學就到中壢這個客家庄讀，三年薰陶下來，連客家話也很擅長了。

? ●舅舅對我和孝嚴的功課要求非常嚴格，初中時要求我們兄弟倆每天要將上過的國文與英文課文抄一遍

外婆與舅舅對我們兩個小孩，愛當然是極愛，卻絲毫不溺愛，無論求學、做人都管得十分嚴格。每天我們必須親自整理內外的環境，穿衣、吃飯，與長輩親友的應對進退細節都有一定的規矩。小孩子總是調皮好動，我小時候亦不例外，記得我因為十分討厭補習，往往到老師家待一下就溜出來，跑到電影院瞄準了一個大人就跟著進去看電影，待得散場後，出來一看，外婆和舅舅都在門口，他們料我必在那兒。逮了回去少不得要罰跪，跪完了，外婆再把我叫到跟前殷殷叮嚀，務必叫我曉得為何遭此責罰。

家中對我管教如此之嚴，但是我小時候並不真正懂得唸書的意義及樂趣，一直到了初中也還是一樣。因為班上同學都以農家子弟為多，大自然裡長大的孩子可頑皮透了，跟著他們，往往早上十點左右就把便當吃完了，中午花樣更多，拿著空便當盒，到田裡抓泥鰍抓蝦子，生火煮來吃，夏天更跑到河裡去游泳，整個生活充滿了田野的樂趣。

調皮好玩之餘，我的功課由於家中要求的十分嚴格，倒是尚能應付。初中那段日子，舅舅要求我們兄弟倆每天要將上過的國文和英文課文，利用下課時間抄一遍帶回來。不這樣做到，零用錢就拿不到。舅舅的苦心以為，不管你懂不懂，愛不愛唸書，抄過一遍至少可以記住一些，同時一方面還可藉此練一手漂亮的字；所以我小學初中都不曾主動地自我勤懇，而自小嚴格被要求埋下的種子，一直到唸到高中之後才萌芽，我如同開竅一般，突然懂了唸書的方法，並且體味到其間樂趣。

唸大學時，孝嚴與我在東吳，家中經濟依然拮据。私立學校昂貴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曾構成我們相當的困擾。譬如在小店包飯，我們總無法把每個月的錢一次繳清，小飯館的人不錯，見你錢沒交齊，他也不催你，飯仍照吃，菜仍照打，只不過他有個妙方法，小店裡備有小黑板，名字都在上頭，正字為記，欠一天畫一槓，繳了錢合算一下又擦掉幾槓。我跟孝嚴每個月都榜上有名，甚至欠到十幾天，得等舅舅從新竹寄錢上來才能一點點地攤還。

房租也是一樣的情形，我們住的房間很小，一開門就是廁所，圖的只是便宜。交房租的時間到了，房東老遠就扯開嗓門，我們兄弟沒有辦法，仍然硬著頭皮繼續住。開學時的學費也大費周章，不止一次，我們找申丙老先生做保，他帶我們到石超庸校長的辦公室，盛贊我與孝嚴都是很好的孩子，應該特准先註冊後繳錢，並寫下保證書，擔保我們如果真的付不起，責任全由他負，於是我們得以拖拖欠欠，一年一年地把書唸完。

●因為家裡發生一件法律糾紛改變一生的志向，唸完中文系後再回頭唸法律

從小外公就教導我們吟詩誦詞，而舅舅也培養我們在古文方面的功夫，長此以往，興趣被蘊釀得十分深厚，進入東吳中文系之後，我讀起來十分如魚得水。不過因為大一那年，家中發生了一件法律糾紛，竟使得我轉移了一生發展的方向。

那件糾紛起因於舅舅向人借了錢，真正的債權人並未提出告訴，而由另一個人上法院要求查封我們住的房子。舅舅十分苦惱，總覺得整件事不對勁，欠了錢是沒錯，對方有權提出告訴也沒錯，但是絕不該由此人來告。至於應該怎麼辦，他又沒主張，買了一本六法全書看了半天，最後房子仍然逃不過被查封的命運。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刺激，我想，如果當時我讀的是法律，就不至於全家一籌莫展，起碼訴狀會寫，基本觀念了解，應得到的保障就不會平白喪失，也許查封之事尚有挽回的餘地。因此心裡便暗暗決定要轉法律系。

第一年，想轉法律系的人太多了，卻只有一個名額，我考了第二沒轉成，心中十分難過。到了二年級想轉，沒有名額。到了三年級我仍然想轉，但是當時一位老師告訴我，中文系既已唸了兩年了，再轉法律系的話會耽誤許多時間，不如先把中文系唸完，文字上的基礎更深厚了，再來唸法律系，效果會更容易，了解也更透徹。他並舉幾位前輩，如端木愷、王紹堉先生都是先唸完大學再讀法律系的，建議我也可以走這條路。

這番話我確實聽進去了，於是便把中文系扎實讀畢，當完兵，再回東吳從二年級開始讀起法律系，東吳法律得修業五年，因此我的大學前前後後唸了八年，兩個學士學位。

由於確實已然嚐到書味，故讀書總比別人細心。在法律系，每次考試前，同學總會要求我在課堂上幫他們把所有的課程複習一遍，也因為這一番反覆的激盪，對於法學的脈絡，我有了較清楚的認識。

離開東吳，我赴美唸書，先是在德州南美以美大學唸政治學碩士，隨即又到路易安納州的杜蘭大學唸法學碩士及博士，直到民國六十七年才回到國內，算算這年正好是三十四歲，跟早先立下三十五歲前全心唸書的計畫頗為吻合。

我始終以為只有認真才能有收穫。學習的意念決定你所能得到的內涵，不管在哪個階段，都得抱持高度的熱忱，不斷學習乃能有所獲益。回想在國外求學的那段日子，確乎是專注，在課堂上寫的筆記因為速度免不了潦草，趁回去又聽錄音帶再謄一次，做成完整正式的筆記，這樣仔細下功夫之後，我有足夠的敏銳度去判定怎樣才能學得多，怎樣才能抓得住要點。後來，當我執起教鞭，據此倒也頗能提供給同學們許多參考。

●在美國求學的六年中，為了賺取學費每年都打工

在美國的六個年頭，為了攅取學費，每個暑假，我都得打工。第一個暑假蒙同住宿舍一個唸經濟的老美介紹，我天天搭他的車子，到蓋房子的工地去挖地基，美國式的屋子結構其實很簡單，我們負責把地基挖好，鋼架豎好，灌水泥，其他部分就是別人的事。一處挖過一處，頂著德州有名毒辣的太陽，汗水傾洩不止，第一天下了工回去，十個指頭都磨破流出血來，只好用些OK繃包起來，第二天再去，懂得戴手套了，再做幾天，連手套都磨破了。一整個夏天，就是與大批笨重粗糙的鋼條水泥周旋，記得一個小時可以賺三塊美金，待遇算是最好，所以辛苦也就在所不計了。

我也在餐廳當過服務生，那還是從Waiter的助手Bus Boy做起，幫Waiter擺桌子、收桌子，髒兮兮地捲到廚房去清洗。不能負責點菜，等Bus Boy做得不錯了，才升為Waiter，這時，才能有自己的小費。

美國很早就有保全公司，我也曾經做過警衛，啤酒廠、銀行都待過，穿一件最小號的制服，帶著一把槍，一個鐘點到四處查巡一次打個卡，其他時間便是你的。對我而言，這算是理想的一分打工職業了，我可以充分利用時間看書，果然那個暑假拼湊這些雜碎的的工餘光陰，我竟譯成了一本法學著作，想起來彌足紀念。

●外婆的教導深深影響我和孝嚴一生。面對家世的揭曉，仍然坦誠堅定的走過來

外婆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一股推助之力。逃難顛沛，在台東扎新根的苦日子始終沒難倒她，她總教我們環境苦不重要，一個人有沒有骨氣有沒有志向才是關鍵所在。對我們的身世，她向來隻字不提，孩提時我們會問，但是她只灌輸我們一個觀念，父親是個正直勇敢能幹的人，一個很好很好的人。這樣的幽微用心，使我們能一路平凡成長，不管做人做事都知道要全心全意，專致以赴。

高三那年，外婆的身體已經不很好了，她仍習慣早起，將茶杯上的覆布掀開，打溼抹布擦淨桌椅，迎接一日的來臨。有一日我醒來，一看什麼動靜都沒有，急奔去看，外婆已在睡夢中過去了。

外婆雖然過去了，她教導我們的點點滴滴，一種不特別但很堅持的中國人的態度深深透進我生命的底層，使我們在面對家世揭曉，眾說紛紜的情境之下，也仍然坦誠堅定的走過來,，秉著我們心中的愛與誠，開創我們自己的一條路。

十年前，我在美國完成學業，正好東吳缺專任老師，我便回母校服務，在學術性的領域裡發揮。法律本身相當吸引我，我始終認為一個進步的國家，一定擁有上軌道的法律才能有此規模。以美國為例，如果抽掉法律，物質文明與科學進步並不能維持社會的和諧。我們在台灣，未來政治發展，也惟有法治才是一個正確的導向。不管是教育、學術、行政，只要不是為私益，全心為社會國家為大多數的人做事，雖然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做一個絕對成功的人，但是做好本分的工作，以今生今世的心力全神投入，生命的意義便已發揮俱足，這是我向來做事的態度，未來也將如此自期與自許。

　　　　　　　　　　　　　　　　　─原載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三日《中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