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父親而寫

這本書得以問世，和美國兩大報的資深記者有關。一位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駐亞洲地區主任布瑞薛（Keith Bradsher），另一位是《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駐亞洲地區主任德密克（Barbara Demick），他們分別於二○○二年底及二○○三年初來台，對我進行專訪。

我和他們素昧平生，只因我從二○○二年下旬起，以立法委員身分推動「春節台商包機」，前往北京多次，幾經斡旋，終能協商成功，突破兩岸五十年的僵局，引起國際媒體關注，CNN駐亞洲資深記者齊邁可（Mike Chinoy）亦曾專程到台北進行訪問。《紐約時報》更對我在二○○○年八月及二○○一年四月，專程攜眷到對岸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鎮和廣西桂林市，分別祭祖和掃墓的行蹤，有濃厚興趣，於是與我辦公室聯繫，要求面訪。德密克旋從香港來台兩趟，和我做了三次深談，並派該報專業攝影師，極度審慎的由我陪同到桃園頭寮經國先生陵寢照了許多照片。

該報於二○○三年元月十一日，在A四版以極大篇幅做人物報導，醒目之標題為「TAIWAN LAWMAKER'S SKILL MAY BE HEREDITARY」。當天台北時間清晨五點多，《中國時報》駐華府特派員傅建中一見到該篇報導，就打電話來，把我從夢中驚醒，非常興奮的跟我說：「孝嚴兄，不得了，《紐約時報》以如此顯著的版面和篇幅，並且以專題方式報導老兄，這是幾百萬都買不到的。台灣政治人物當中，包括陳水扁在內，你還是第一人！」

一字一劃出於己手

《洛杉磯時報》見到「紐時」專訪後，至為重視，於是指派德密克來台。由於當時大陸SARS橫行，她只得自香港繞道漢城來台，和我做更深入的多次訪談。同年六月二十日她以「A Taiwanese Scion's Story Is Full Of Twists」為題，在該報頭版新聞版面，長篇報導了我奇特身世的故事。在採訪過程中，她跟我說，美國人對我這類活生生、傳奇性的遭遇，不僅會同情而且會著迷；她還和洛杉磯好萊塢幾位有名的導演好友，提過我的故事，都認為是非常好的電影素材。她建議我多花些時間自己來寫書，她說：「這比從政做到總統都還重要！」德密克女士的一番話，讓我陷入沉思。看到她的報導之後，我便認真而嚴肅的擬定了親自撰稿出書的計畫。

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我慎重的把這本書寫好。它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出自我自己的手。我是利用公餘之暇和立法院休會期間來執筆。二○○二年二月進到立法院後，發覺立法委員的作息時間相當有彈性，和以前在外交部擔任部次長時，那種壓得透不過氣的日程相較，截然不同，好像突然多出不少屬於自己可以掌握的時間。從前就有寫書的構想，一直苦於無暇，現在像是一顆種子，見到一片肥沃的土壤，只要放在裡面，一定會萌芽而結出果實來。美倫也鼓勵我把自己不一樣的成長過程做成紀錄。我理出好多本日記和重要的剪報與書籍，逐一翻閱之後，初步勾勒出了一個大綱；但真正投入撰寫工作，是在二○○二年底和二○○三年初，接受前面兩位美國記者訪問之後的事。

走過認祖歸宗之路

在寫作過程中，我也想到過，這本書對蔣家會不會有什麼負面影響？這當然不是我所願見，但忠於事實的陳述，又是我寫書的最低要求和原則，我只能要求自己忠實，不能要求所有人客觀，就像畫家嘔心瀝血的畫出一幅美極了的旭日東升圖，但看畫的人，由於主觀意念，可以很合理的把它當作夕陽西下來欣賞。《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的兩篇報導，對蔣家沒有一個字批評，是我最欣慰的地方，也讓我相信，這本書在整體上，對蔣家會是好的。

在寫到和孝慈一起走過艱困的歲月及母親遇害的片段時，曾無法止住淚水而數度停筆。我原本考慮過省略掉母親非自然死亡的篇章，但整件事情追到後來，我發現它和父親經國先生無涉，也與祖父老總統無關，我反而覺得更應當據實的把它公開出來，才能使父、祖不再因為這件懸案被毫無根據的臆測污名化。也許會有人不同意我所做的論斷，但只要有人拿得出直接的反證，我會虛心的接受，並且以感激的心交由社會公評。

我確信母親是為了守住一份屬於她生命全部的崇高愛情而喪生，且前因後果的輪廓我心中早已有數，但我已無復仇的怒火。事隔六十寒暑，當年時空背景迥然不同，加以當時政治、社會價值觀的錯亂，我早已學會用寬恕之心來看待。

社會上對我和父親經國先生、老總統、蔣夫人以及孝文、孝章、孝武、孝勇之間的關係和來往，有各自認定的版本和談論，但缺少完整真實的全貌。我從當事人的角度，把我所經過的一切，一五一十的做誠實的紀錄，對外界想要知道實情的，會有幫助。只是在寫作過程當中，如何下筆切入，用單獨個別的敘述？或合併式的綜論？我的確花了不少時間，才整理出現在的篇章架構，讓人能夠一目了然，並且容易翻閱。

一個人要走過「認祖、歸宗」的道路，才能確立自己的身分，已屬極度不幸；在路途當中，還要飽受歧視和打壓，才真正激發人們的不平和同情。前面提到的美國兩位記者相信，這是為什麼讀者會對此故事產生強烈迴響的緣故。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從母姓時，確有強烈被羞辱感；要爭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夢裡求。當我決心要讓此夢成真，我知道，付出無比的代價是必須的，而整個過程的崎嶇和波折，便成了我這本書的軸線之一。在這一部分，我設法把心路歷程和內心世界做一解析，對我的動機、堅持和周延的設想也做了說明。

許多人對孝慈和我都能從卑微的出身—「私生子」是夠卑微的了，最後卻也勉能晉身所謂「功成名就」之列，均投以奇異眼光，並竊竊私語，「蔣家餘蔭」是否是他們成功的關鍵？關於這一點，我也做了反省。

生命中的從政章節

寫到從政經歷這部分，我著墨不少在外交領域，因為它畢竟是我所最愛；若要細寫，可以有比現在多好幾倍的篇幅，足以出專書，這或許是以後的事。我在書中提到幾個外交任務的細節，無非想呈現一個很單純的信念：從事外交，一定要有鍥而不捨、不畏艱難的毅力，更要有掌握時機和當機立斷的能力。如果人真的有來生，我生命中的外交章節，儘管萬分辛苦，我還是願意於來生重走一趟，因為我樂在其中。

黨務工作從來沒有在我早期生涯規劃的藍圖上出現過，它讓人做得很累又不快樂，屬於一種勞心的倦累，因為它常會扭曲人的本性而引發勾心鬥角，也讓人看盡人性的醜陋和邪惡。它是典型只看結果不問過程的一種工作，幾乎所有黨工都同意，選舉的勝利就可以把一切作為都合理化。在祕書長任內，曾參與不少中央決策，但在這本書中，我只提出幾件犖犖大者來自省。其他的，我準備放進第二本書裡。

很多人對我和李登輝與宋楚瑜的關係很好奇，我設法做個描述，也把我對他們的一些近身觀察誠實的披露出來。關於李登輝提出「兩國論」，當時我是黨部祕書長，過程中，到底我參與了多少？我又是如何阻止「兩國論」入憲的陰謀？二○○○年「連宋配」未能成局的原因何在？對這些問題外界不無疑惑，我特別回溯它們的經過和若干關鍵性的枝節。

獻給父親經國先生

從提筆寫下這本書的第一個字開始，到點下最後一頁的標點符號，一路上，父親經國先生的影子一直在我腦中、在我眼前、在我身旁。多處我提到他，他是給我生命的父親，也是有血有肉和七情六慾的人，我不會因為他不是神，而減弱了我對他的愛和崇拜。許許多多的事情，就只因為他是我的父親，我才奮力而為。在我內心最最深處，我知道，也因為他是我的父親，我才會寫這本書。

爸爸，我愛您！


二○○六年五月